略论合意解决民事纠纷诉讼机制的重新构架－－关于以诉讼和解代替法院调解的思考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及时判决。长期以来,我国法院主要以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经济纠纷,这种审理方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已远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反映在诉讼领域,就是进行民事审判     

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诉讼机制构建

伴随着证券市场的迅猛发展,建立一个完善的证券投资者的保护机制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因其所具有的相对低风险、高回报的特点,而越来越受到中小投资者的追捧。与此同时,对于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的权益的侵害也日渐增多,相应的民事纠纷相继出现。因此,当前在我国,急需构建一个完善的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的诉讼机制。     

迅速建立反倾销诉讼预警机制——从我国彩电业遭遇反倾销诉讼看我国的反倾销诉讼预警机制

2003年,我国彩电企业被美国商务部初审裁定向美国市场倾销彩电,我国彩电企业一片震惊,仓促迎战。此次诉讼案件充分暴露了我国反倾销诉讼预警机制的不健全。因此,借此教训我国应该迅速建立反倾销诉讼预警机制,针对国外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诉讼提供预警信号,从而使得我国出口企业能够防患于未然。     

证券市场民事责任诉讼机制探析

目前 ,我国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屡屡发生。健全、透明、公正、高效的证券民事救济制度是证券市场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证券民事纠纷的解决需要完善的配套机制支撑 ,应建立健全投资者法律援助制度 ,设立小额证券诉讼基金与投资者协会 ,以支持保护受损害的投资者提起诉讼。     

浅析和谐社会中诉讼机制的价值取向

诉讼机制对解决纠纷、保障公民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从诉讼机制出发,以深化司法改革为手段,坚持便于公众诉讼的价值目标,进一步完善诉讼权利保障机制.     

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机制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上市公司严重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件,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成为法律和证券监管者所关注的焦点。其中最为有效的途径是建立完善的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机制。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对该机制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     

证券集团诉讼的立法思考

集团诉讼是由英美衡平法发展而来的一种诉讼制度。集团诉讼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高诉讼效率,在增加证券欺诈者违规成本的同时,能够有效地阻却证券欺诈行为的发生。我国应适时引进集团诉讼制度,以弥补现有证券诉讼制度的不足。     

论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操作机制

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已威胁到民众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根据我国2012年《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的规定,污染环境、损害消费者权益等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定的机关和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但这条只规定了基本的原则,司法实务部门并没有出台相应的配套实施细则,存在诸多制度性缺陷,以致审判实务进程缓慢,阻力重重。在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能够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多数是团体和个人,并不是代表国家的检察机关。检察官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权限很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检察院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功能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证据规则。其实施的基本要求是对于侦查人员以非法手段所获取的证据,司法机关应当依法将其排除于法庭之外,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从程序法实施的角度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程序性制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宪法实施的角度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属于一种宪法上的责任追究方式,也具有宪法性权利救济制度的性质。在证据法的意义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又是一种属于针对公诉方证据所建立的一种证据能力规则。原则上,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体是法院。通过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和确认,法院一方面确认侦查人员存在非法取证行为,另一方面需要做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在法庭审判阶段得到适用,法院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与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一并做出裁决。     

论当代中国诉讼功能的状况及其完善

诉讼能否发挥应有功能，决定着整个诉公体系在社会秩分控制体系中的作用。当代中国虽然实现了诉讼功能多元化的格局，但诉讼功能体系的内在结构和形式机制还不尽完善，制约了诉讼整体功能的发挥。进行合理恰当的功能设计，才能实现诉公的本体功能与社会整体功能的和谐与统一，进而发挥其实现国家权力、实现法治等功能，取得最优的系统功能效果。当代中国必须构建具有现代品格的诉讼功能体系的具体目标，从观念到制度上确立形式化的诉讼功能体系的主导性机制。     

股东代表诉讼与传统诉讼形态之比较

作为对加强公司内部机关之间相互监督机能的补充,股东派生诉讼应运而生,这就要从诉讼法角度将其与传统诉讼制度进行概念和性质上的比较并探讨相互的整合问题,以便对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中涉及到的民事诉讼的条文做些概念上的辨析。     

集体选择、智猪博弈与农业组织的合作机制研究——一个林业合作社的例子

从本质上来说,农业产业化经营不仅是指农业产业链条的简单延伸和发展,更是农业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和完善的一种制度变迁。没有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和壮大,就很难解决我国农业产业中的“大市场”与“小生产”的有效对接,农业产业化经营也将难以大踏步向前发展。而农业合作组织的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市场机制、环境因子等外部要素影响,更多受到合作组织内部的合作机制的制约。     

风险投资软环境中的风险投资家——性质、作用机理和筛选机制

在支撑风险投资制度成功移植的软环境因素研究问题上,从风险投资家生成和筛选机制这一研究视角出发,研究风险投资家人力资本的异质性质及其作为风险资本市场中心签约人的作用机理,认为优秀的风险投资家的生成和筛选机制是外生模仿型风险资本市场生成的关键的软环境。因此,我国需要建设系统的包括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生成和筛选机制。     

寻租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通过建立设租寻租行为模型,认为只要存在政府干预,市场中的“经济人”就可能投入资源以获得事实上由于官方限制而得以被保护的边际利润。治理寻租行为的主要举措是减少政府的过度干预,适当提高政府官员的待遇,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等。     

论股东派生诉讼与集团诉讼的结合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与集团诉讼制度有密切的联系。我国在建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过程中应注意其与集团诉讼制度的结合。在股东派生诉讼中,原告股东应有广泛的代表性;公司和法院对于原告的起诉应当发布公告;公司原告的撤诉与和解应保障其他股东的知情权;派生诉讼的判决和法院批准的和解协议对全体股东均有约束力。     

区域性超国家组织及其诸种形式辨析

区域性超国家组织大量形成是当代社会政治结构演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形式,它主要是国家政府间的集团组织。规模较大的组织有欧洲联盟、非洲联盟、美洲国家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独立国家联合体等。这种超国家机构多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家、跨地区的经济共同体或经济协作组织大规模迅速发展而导致政治合作的产物。这些组织类型不同,功能各异,有的政治功能强,有的经济功能强,有的属军事合作,有的是洲际性的,有的则是区域性的,但影响远非局限于某一区域。各种各样的超国家组织正处在发展演化过程中。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三大机制"及对策思考

伴随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影响的加大,经济安全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经济安全有“三大机制”。在认清外商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从国家安全观角度出发,制定相应对策,对“三大机制”加以有效防范,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私募基金法律调控探析

私募基金即通过非公开方式面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而设立的基金。我国私募基金在资金规模方面远远超过公募基金,但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应的立法对其加以规范。私募基金的存在,一方面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由于缺乏配套法律、法规和政策监管,又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政府应当加紧制定和完善与私募基金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其地位,再配之以严格的法律环境和监督制约。这样既可以顺应市场发展的大趋势,减少交易成本,又有利于它们的规范运作。     

论网络广告的特点与形式

网络广告是一种新兴广告形式,有其独特的特点,具有各种各样的不同于传统广告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新兴事物,网络广告将会随着网络环境变化而不断发展,新技术、新手段的出现也会使网络广告拥有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的发布形式。     

An Integral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Organizations and Beyond

While a large amount of work has been done to understand public good and to construct conceptual models explaining the antecedents of collective action, current literature is flawed in that most of them only examine the lower-level public good and attribute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action to external variables. It pays little to the developmental nature of collective action. Utilizing Ken Wilber's theory of integral psychology, this paper proposes a holistic definition of public good, emphasizing its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 The paper also introduces an integral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that explains the antecedents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terms of not only the external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social factors but also the internal aspects of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 Lu Tang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ina, U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