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效率与对策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增长,对非洲投资的质量和效率也引起较大关注。对2009~2013年在非洲投资排名前20的国家投资效率的分析表明:我国对非洲国家投资效率处于中低水平,且投资效率的国别差异较大。同时,我国对非洲投资处于收益递增阶段,投资规模还有一定提升空间。为提高我国对非洲的投资效率,应优化投资区位、扩大技术溢出效应和进行投资战略调整等。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与对策

近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总体处于中低水平,且各区域差异较大。相对而言,对西亚北非投资效率最高,中东欧和南亚次之,东南亚和中亚较低。同时,对多数国家的投资效率稳步提升,自然资源和交通通信等因素与投资效率高度相关。为提高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应加强境外投资园区建设,推进东道国设施联通,构建丝路投资综合金融体系,深化能源和建筑业等领域的产能合作等。     

我国绿色公共投资的宏观效率分析

研究了我国绿色公共投资宏观效率,实证分析了我国绿色公共投资的产出效率、规模效率和结构效率,并对宏观效率缺失情况和增减变化做出初步评价。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绿色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但产出弹性小于非绿色公共投资的产出弹性;现阶段我国最优的绿色公共投资规模应该占GDP的8.41%;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比较,我国绿色公共投资结构效率较低。     

扩张投资、经济增长与投资效率——基于金融危机前后的对比研究

本文在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大背景下,考察了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所出台的扩张投资政策的实施效果。我们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法计算金融危机前后各省投资效率,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投资规模扩张与投资效率变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投资规模扩张确实能拉动经济增长。不过,相对于金融危机之前,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绝大部分省份的投资效率呈现显著下降趋势,而这与投资规模扩张是紧密相关的。     

对我国投资经济的再认识

对我国投资经济的再认识吴开丰，许进近年来，社会上普遍认为，我国投资经济处于膨胀状态，必须压缩投资规模。投资真的膨胀吗？笔者就此谈谈自己的不同见解。“投资膨胀”是假象１．由于我国长期处于投资不足状态，投资体制中的约束机制薄弱，使投资经济中出现一种“投资...     

论投资与财政收入增长的关系：一个简化的理论分析模型

投资对财政收入增长的影响是由投资规模(投资率)、投资结构与投资效率三个具体的投资变量共同决定的。文章通过建立起投资与财政收入增长关系的数理模型并经推导后认为,要实现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就必须使包括投资规模(投资率)、投资结构及投资效率三要素在内的总体投资效率达到最高。由于投资率水平变动客观上要受多方面因素所制约,因此,优化投资结构及提高投资效率应是我国现阶段实现国民收入及财政收入增长最大的主要途径。     

我国公共投资规模效率实证分析

我国公共投资规模连年扩大,改善了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但是否存在投资过度的风险?本文运用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公共投资规模效率存在的条件,使用协整的方法分析了大口径和小口径公共投资规模的最优规模,得出我国公共投资规模不足的结论。     

论控制预算外投资规模

建国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出现过四次。前三次的投资规模膨胀,主要是由于预算内投资规模安排过大所致。第四次投资规模膨胀的特点,主要是预算外资金失去控制。据统计,1982年国家预算內投资完成194亿元,而预算外投资高达498亿元,占投资总额的60%。1982年以来,预算外投资年年膨胀。1985年1至5月份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国家预     

投资规模、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

投资规模扩大和投资效率提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中国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发现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提高均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中国经济发展长期高度依赖投资规模的扩张,投资效率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面临挑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投资规模驱动型增长方式向投资效率提高驱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关于企业集团投资控制策略的思考

投资活动是国家和企业不可缺少的经济活动。从企业来看，投资方向的选择、投资规模的确定、投资管理的效率等，不仅对企业经营效益有十分巨大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     

关于企业集团投资控制策略的思考

投资活动是国家和企业不可缺少的经济活动。从企业来看，投资方向的选择、投资规模的确定、投资管理的效率等，不仅对企业经营效益有十分巨大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     

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下广东省对外投资的现状、机遇与对策

全球数字经济极具韧性,数字经济规模稳步扩大,成为后疫情时代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当下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虽日趋扩大,但区位分布不合理、多元化产业布局尚未形成,对外投资发展受限。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创造投资机会、优化投资环境、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广东省跨国企业应把握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扩大对数字经济基础坚实的国家或地区投资规模,加大对本土具有较强比较优势产业的投资力度,提升投资效率。     

基于Bootstrap-DEA方法的我国区际能源生产效率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能源生产的视角,建立新的能源生产效率评价体系并引入较新的效率评价方法,对我国能源生产效率进行评估,避免当前多数研究以能源消费效率代替能源整体效率所带来的误差,在评价框架下运用Bootstrap-DEA方法评估能源产业发展效率和置信区间,并通过Bootstrap纠偏提高评估的准确性分析了我国能源生产的布局。分析表明我国各省的能源生产效率总体上呈缓慢增长态势,区域能源生产效率差距也在逐步缩小。     

中国投资函数的实证分析

投资函数模型,是对投资行为的描述,也是对影响投资规模的因素的分析。对投资函数的研究,实质是对投资规模制约方程的研究,也就是研究如何确定适度的投资规模。而投资规模的大小、投资规模是否适度,又直接决定了投资规模效益的高低。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也表明,投资规模是否合理、适度,是影响经济稳定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影响投资规模的诸因素,确定合理、适度的投资规模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为样本,建立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模型、资金来源多样化条件下的固定资产投资函数模型和投资主体多元化条件下的固定资产投资函数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制约我国投资规模的因素作了实证分析。     

1978—2007年云南省投资政策的演变及其绩效评价

1978-2007年云南省投资政策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78-1991年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1991年至今逐步扩大投资规模.1978-2007年云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变化符合云南省投资政策的演变过程,但是,1978-2007年云南省的投资政策对经济增长没有起到强效的促进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平稳,同时云南省在资本使用效率方面做的不好.为此,云南省在促进和引导投资方面应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合理投资结构、优化投资环境、提高投资使用效率.     

碳排放约束下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松弛变量超效率模型(SUPER-SBM-DEA)对碳排放约束下的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并构建计量模型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不同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最高(0.565)、中部地区次之(0.473)、西部地区能源效率最低(0.408);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主要受外商直接投资、出口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人力资本、政府干预能力、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影响。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出口规模、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人力资本、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但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干预能力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负向影响,这些因素在东中部地区对能源效率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污染避难所"在中部地区得到验证,但在东西部地区并不成立。     

美国信息固定资产投资、研究开发与能源效率分析

提高能源效率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本文从信息固定资产投资、研究开发和能源三者间的关系出发,研究实现能源效率提高的途径。在美国数据基础上所建立的模型和模拟研究表明,信息固定资产投资与科技投入相结合是提高能源效率的有效途径,并且二者共同作用对能源效率提高产生了倍增的效果。     

我国区域能源效率收敛性分析

基于变异系数的分析显示,我国整体视角的能源效率是趋异的.但就区域层面而言,西部能源效率表现出发散的迹象,东部显示出趋同的特征,而中部则呈现出逐渐向东部收敛的态势.在西部地区,西北能源效率具有明显的发散特征,西南能源效率的变异系数处于频繁波动状态.通过借鉴经典的收敛回归模型检验发现,中部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能源效率向东部水平收敛的速度愈快,具有β收敛的特征.通过对省际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认为,西部要实现能源效率向东部、中部的收敛,必须弱化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并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制度质量、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东道国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区位选择,至今尚未在经验层面达成共识.文章基于2003-2012年中国面向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非金融类OFDI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和扩展投资引力模型,从母国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质量双重约束视角,考察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对不同类型OFDI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约束作用.研究表明:(1)中国OFDI的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表现出不同的制度偏好,OFDI投资规模更偏好优越的制度环境,而投资选择则偏好较差的制度环境.(2)多元化的母国投资动机使中国OFDI面向不同国家或地区表现出差异化的制度偏好,技术寻求型OFDI投资规模对优越制度的依赖较弱,甚至会偏好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而良好的政权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是影响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投资行为最为关键的制度因素,对其投资规模有着强劲的正向作用.在中国调整投资结构的背景下,文章对中国优化OFDI区位分布决策和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启示.     

环境约束下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基于DEA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方法测算了1998-2007年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并对影响环境约束下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在样本期间整体处于持续下滑状态,其中西部地区下降的幅度最大;东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广东、辽宁、上海、北京、天津和海南6省市均在生产边界上,而云南、新疆、河北和贵州具有低水平的全要素能源效率;人均GRP、外商直接投资、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能源结构、企业的环境管理能力以及能源价格都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有显著影响。因此,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均衡地区经济发展,弱化当前我国经济高能耗高产出的特点,是提高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