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不仅是新时期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关键.本文通过查阅湖北省农调队调查数据,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对影响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因素进行一般分析,并采用AHP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排布分别为个人主观意愿、人力资本水平、家庭状况、企业福利、性别、社会保障制度,最后给出相应对策建议.     

农民工就业服务的需求与供给——基于五城市调查的实证分析

在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新形势下,满足农民工就业服务需求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五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就业服务的需求和供给状况。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就业服务表现为需求不足和供给匮乏的双重特征,年龄、婚姻、收入水平、就业状态、教育水平、劳动合同等因素对就业服务需求具有重要影响。个人、单位/雇主和营利机构是农民工满足服务需要的三大来源,而政府公共部门和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服务作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和加强。     

农民工就业职业变迁的经验研究

本文应用Multinomiallogit模型对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建立就业选择模型，研究了农民工的职业变迁。研究结果表明，新老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上发生了较大差异，教育程度越高，越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去体力化职业；地域差异也对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去体力化职业有显著影响。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扶植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并促进人力资源在不同地域间合理分布每流动，从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状态.     

新生代农民就业选择与经济收入异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就业选择上存在代际差异,其就业行业倾向第三产业商业服务业,就业地点较多聚集在离家较近的本区县内,就业渠道主要以自己主动寻找为主,就业岗位存在趋于稳定的愿景。基于就业选择下的新生代农民经济收入状况分层异化严重的倾向,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工作经历、培训状况及承包地用途等特征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该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新生代农民就业结构,均衡经济收入分层的对策建议。     

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文章通过委托100位农村生源大学生对1 000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了影响农民工就业的8个因素,在此基础上再委托另外100位农村生源学生用里克特量表对1 000位农民工就8个因素加以评分,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了影响农民工就业的四个主成分因素,得到了农民工就业主成分模型和综合评价模型,并且发现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农民工自身条件构成影响农民工就业的第一主成分因素。     

经济波动下返乡农民工就业促进机制的创新——基于江苏省13市1106名返乡农民工的调研

该文对1106份问卷分析表明:受生意不好做、家庭及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返乡的农民工,呈现出年轻化、学历低及收入来源单一的特点。返乡前多在省内流动,受雇于民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从事建筑、制衣制鞋、机械制造和住宿餐饮等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低薪化现象严重。他们渴望在第二、三产业从事个体经营或技术工种,但受资金、技术及社会关系等因素制约,选择就近就地就业者居多。建议采取优化产业结构,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完善就业服务体系,规范企业用工行为等措施助推农民工就业。     

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农民工就业逐渐呈现两种不同类型,即稳定就业和非稳定就业.本文利用对农民工调查的数据,对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高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并且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内部收入差距高于稳定就业农民工的.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就业行业、单位所有制、人力资本、性别和城市等;在稳定就业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中,40.52%的工资差异是由禀赋差异形成的,59.48%的工资差异要归结于禀赋回报率差异.     

就业优先战略下乡村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研究

“就业优先”战略背景下，乡村农民非农就业是当下重要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文章将农民工分为老一代与新生代两类，构建了农民非农就业决策行为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乡村创业影响农民非农就业行为决策的逻辑分析显示：（1）乡村创业通过减少就业需求和增加就业供给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2）乡村创业通过价格机制、信任机制和创新机制影响农民非农就业的行为决策。其中，乡村创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对农民工的经济条件、透明性担保改善显著。（3）除了追求经济条件，由于新、老农民工的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等的差异性，表现出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政治参与、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而老一代农民工更注重防护性保障。文章的主要政策含义有：促进乡村创业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改善农村地域的社会机会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重要手段。同时，增强对农民的防护性保障力度，尤其需要关注老一代农民工，这些措施对农民工的自由发展与回流就业起到有益作用。     

农村劳动力就业地理空间选择实证研究

基于对某省会城市都市圈内681名农村劳动力就业情况的调查,首次将土地政策、居住政策、作物种植政策三个特殊对象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政策特征及地理特征并列作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地理空间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都市圈内农村劳动力主要以本乡镇街道及本区县内地理空间选择为主,且影响机制较为复杂,呈现差异化的正负向性相关关系。为推进都市圈内农村劳动力就业地理空间结构的协调发展,提出个体发展、家庭因素调整及区域发展政策制定的对策。     

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模型与实证

农民工有序、平稳、持续地向城镇集聚是我国城镇化推进的必然环节,而城镇就业满意度是影响农民工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上海市1 446份农民工调查样本建立的有序Probit模型及实证分析显示,在沪农民工就业满意度总体评价较高,其中收入评价较低。工资收入、交通出行、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城市适应性以及户籍制度等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居住条件、工作福利、社会保障、劳动保护、权益侵犯等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目前影响我国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既有工资收入等物质因素,也有城市适应性等精神因素,但比较而言,物质因素更为显著。本研究对于从城镇推力视角揭示“民工荒”的成因,以及我国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就业稳定性视角下的餐饮企业新生代农民工冰山模型构建——基于哈尔滨市的数据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餐饮业由于其产品需求的广泛性、入职门槛相对低和“包吃住”等特征,成为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启蒙行业。基于冰山模型甄别要素与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的共同点,依据296份调查问卷,运用SPSS19.0分析餐饮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得出年龄、月工资、岗位、劳动性质等对就业稳定性具有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对就业稳定性具有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将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与经典的冰山模型要素相对应,构建有环境因素的餐饮企业新生代农民工冰山模型,提出规模较大餐饮企业提高就业稳定性的策略是提高工资、提升职业发展前景和岗位自由裁量权。     

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异的演变

首先,基于我国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就业先导"和"非永久性"的特征,论述"就业地"口径分析农民工空间分异的必要性,并构建相应的因子分析指标。其次,基于2009和2015年课题组关于农民工就业信息调查数据,分析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异的演变状况。结果显示:①根据因子分析结果,人口特征状况、职业状况和移民特征三个主要因子对南京市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分异具有较大影响,并持续作用于农民工就业空间的分异状态。②用聚类分析法可分别将2009和2015年南京市主城区划分为7类农民工就业区和5类农民工就业区,前者呈现出"方向+圈层"共同主导的空间结构,后者则呈现明显的"圈层"结构,就业空间表现出明显的圈层间异质化而圈层内同质化的演变特征。最后,基于上述演变特征,提出基于差异化空间需求的农民工空间配套策略。     

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提高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来自CMDS的经验证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从数字经济视角探寻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尤为必要。本文基于CMDS微观数据和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且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高物质资本、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更强；在相同资源禀赋下，数字经济为新一代农民工带来的就业效应更大。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本文的研究不仅证实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而且为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物质资本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农民工医疗保障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利用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障及其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障的总体水平偏低,个人特征、就业的行业特征和单位所有制类型等对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障和模式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改革二元分割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是增加农民工医疗保障需求和提高医疗保障参保率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农民工没有彻底转移到城市、就业不稳定、收入偏低的情况下,应根据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就业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采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医疗保险或商业保险等多种模式解决其医疗保障问题。     

农民工城镇非正规就业的经济学分析

非正规就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后的主要就业形式,然而,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选择非正规就业的原因却是不同的。基于农民工和政府两个微观经济主体视角,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得出结论,非正规就业是农民工和政府共同选择的现实结果。     

金融危机后河南农村劳动力就业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五大不同地域的实证调查分析,发现河南农村劳动力在定居城市障碍的基本分布规律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在企业工作的人数占农村整体劳动力三分之一。在这部分在企业工作的务工人员当中,危机后超过八成的务工人员留在了原企业或在新企业找到了新工作,危机后没找到新工作和选择回乡务农的务工劳动力占整体危机前企业务工人数仅近一成半。另外,金融危机后河南劳动力就业与劳动力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表现出了较强的相关性规律,河南五大不同地域农村劳动力就业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创新农民就业制度 推进农民安居就业

农民工进城就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给农村和城镇带来了双赢的变化。制度障碍是农民工进城就业困难、就业保障不足的重要原因。这就要大胆创新,打破现行影响农民就业的各种制度限制,尽快制定与完善有利于农民工进城就业的相关制度,有效推进和保障农民工进城就业安居,让农民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农户劳动力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北农户跟踪调查的研究

面对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现象,本文在现有中国农村劳动者个体行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现阶段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决策行为的特征。以湖北农户跟踪调查为例,笔者具体从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行业维度和空间维度上分析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的主要特点,然后分析农户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第一,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的一个基本行为取向是家庭整体理性经济决策。第二,当前农户家庭对农业和非农收入差异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出劳动就业行为选择。第三,农村家庭抚养负担将会影响劳动力就业决策行为。合理地减轻家庭人口负担是持续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推进城市化的重要途径。第四,不同地域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流动就业倾向各不相同,政府部门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各种合理的就业引导政策加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自组织化。     

促进农民工就业问题初探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力大军,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大力量。但是长期以来,农民工就业的不充分、不稳定一直是制约农民工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基于对这一现象的思考,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就业的多种因素,对于目前形势下如何促进农民工就业作了初步探讨。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微观环境分析——对天津农村劳动力的调查

文章利用天津农业课题组的调查数据资料,采用probit模型从农户家庭特征、个人特征以及就业环境三个方面分析了天津农户非农就业选择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非农就业选择除受农户农业生产率、非农工资收入等传统要因以外,工作技能以及工作环境的安全性等微观就业环境也对农户非农就业的选择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