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理论基础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以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前提假设，较之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或资源禀赋理论，它能更好地解释二战后国际贸易领域里出现的亲贸易现象。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有“利润”转移“与“外部经济”两个思想派别，并以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和国家经济干预思想为其理论基石。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主要研究当代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等问题。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和应用具有一些约束性条件。     

我国实施战略性资源保护政策的实效分析

2007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矿产开发和勘探产业做出不少限制性和禁止性规定,特别是稀有矿产由“限制外商开采”到“禁止外商开采”的改变最为引人注目,标志着中国着手实施战略性资源保护政策。本文在该措施实施的理论依据、实施条件和实证案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为中国实施战略性资源储备和贸易政策以消除“大国贫困化增长”困境提出政策性建议。     

论日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异同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新的依据,日本和美国都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成功实施的范例。尽管在实施背景、特征和手段等方面存在着细节上的差别,但两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有着相同的核心目标和战略主张,并且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论传统的保护贸易政策已不适合今天的中国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贸易自由化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经济的进程中,适度的保护是必要的,但传统的“奖出限入”的保护贸易政策已经不适合今日的中国。如今中国应该实施的保护贸易政策必须在多边贸易体系的框架下进行适度的有选择的保护,也可以说是战略性贸易政策。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保护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与贸易伙伴国的摩擦。     

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战略性R＆D合作的理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兴起,为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该领域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条件、政策手段以及战略性产业的选择上,尚未涉及多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合作。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成员国之间如何在制度层面上深化合作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为此,本文构建一个两阶段的博弈模型对双边战略性R＆D合作补贴政策效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当国际间企业参与R＆D合作并完全共享技术成果以及政府实行联合补贴时,可以取得优于R＆D竞争的市场效果。     

解读WTO的“贸易救济措施”

<正>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某种干预手段改变或者维持不完全竞争企业利益的某种战略行为,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获取最大利益的方向转变。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租”的存在。一国政府可以通过某     

浅析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近几年来,新贸易主义逐渐发展,作为其在国家政策干预领域的拓展,Brander和Spencer等人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并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生及其主要内容的讲述,提出了针对我国实际国情的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建议,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又一新的途径。     

“贸易救济措施”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某种干预手段改变或者维持不完全竞争企业利益的某种战略行为，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获取最大利益的方向转变。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租”的存在。一国政府可以通过某些方法使原本属于别国企业的垄断利润(经济租)变成本国企业的利润，或者消费者的福利，或者政府的收入。一国政府     

推进“一带一路”金融标准合作

标准作为促进世界互联互通的通用语言,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流、资金流增速大幅提升,金融贸易投资等项目日渐增加,金融标准作为促进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有效联通的手段,为“一带一路”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提供有力保障。自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不断积极探索“一带一路”金融标准合作,发挥新疆地缘区位优势,开展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的标准化合作交流、探索与实践。     

论中美贸易失衡的成因和对策

一、引言 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与此同时,双边贸易失衡问题也日益突出和严重,不断引发贸易争端和摩擦。中美贸易差额的急剧攀升,影响了两国正常的贸易往来．中美贸易差额问题日益引起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2006年2月．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又公布了一份关于“美中贸易政策”的评估报告。美方宣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缺乏公平性、可持续性、平衡性。提出建立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特别工作组,旨在搜集中国“不公平贸易”的证据,提供与美中贸易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贸易强国应具备的“素质”——刍议中国与“贸易强国”的差距

中国是“大而不强”还是“大而且强”理清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差别,对于中国实现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对国际贸易传统理论及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与公认的贸易强国进行比较,总结出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贸易强国应该具备6大“素质”,并结合中国实际,分析了中国与“贸易强国”的差距.     

产业政策、创新行为与企业加成率——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专利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程度、作用机制和有效实施空间。研究发现:(1)对生产率和研发水平较高的行业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增加了企业专利申请量,有效激发了创新主体活力。(2)由于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成本效应大于影响产品质量的价格效应,导致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加成率。(3)行业技术差距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加成率效应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随着行业技术水平接近前沿,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呈渐进式优化。(4)由于企业主体异质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具有的“选择性”特征会引致“重数量轻质量”创新陷阱,这是造成企业加成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本文有助于更好理解产业政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对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进一步优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贸易开放与财政政策持久性:经验证据与内在机制

笔者借助状态空间模型测度了48个国家的财政政策持久性,以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回归合成法构造中国财政政策持久性的反事实框架,推断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持久性的因果效应,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持久性影响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持久性略低于发展中国家,各国财政政策持久性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持久性存在显著的负向因果效应,一国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倾向于降低其财政政策持久性;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通过“补偿效应”和“中介效应”扩大政府规模;政府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升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提高政策逆周期调节特征和效率,降低经济波动和不确定性,从而倾向于降低财政政策持久性。本文最后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风险投资策略研究

市场前景广阔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高风险、高投入、高效益”等特点,不仅要求企业具有高水平的科技研发能力,还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特别是需要充分的金融支持。应在政府相关政策和扶持基金的引导下,在良好的法制环境保障下,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富有效率的风险投资综合支撑体系。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实现风险投资和科技资源的对接,才能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先锋”作用,从而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注入新鲜持久的活力。     

引导大学生思考能力的培养——以《战略性贸易政策》授课为例

教学方法的改革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本文以国际贸易课程中讲授《战略性贸易政策》一课为例,探讨了作为理论课程加强引导学生思考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和如何培养学生思考能力的问题。     

2019年商务工作年终综述之 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工作取得新突破

2019年,商务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八大行动计划”、“6+1”重点工作和“一促两稳三重点”工作任务,扎实推进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发展实现新突破新提升。一、落实“贸易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在金融、法律、建筑、电信等领域推出6项开放便利举措,出台34项政策保障措施,梳理一批实践案例和经验做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实际投资额不断增长,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支持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关注企业”外管政策执行中应关注三类问题

“关注企业”贸易收结汇政策是在贸易项下异常跨境外汇资金大量涌入的背景下提出的,在实践中起到了积极的政策效果。外汇指定银行作为政策执行的代位监管者,肩负着第一道防线的重任,通过对银行执行“关注企业”贸易收结汇政策的现场检查,我们发现“关注企业”外管政策执行中有三类问题值得关注。     

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国际比较、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

金融服务贸易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正逐步成为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节点和关键领域。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国际竞争力仍然较弱。本文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长期发展有赖于金融业增加值、金融人力资源投入、金融服务价格等基础性因素，中期稳定增长有赖于金融市场开放和金融服务专业化程度提升，而短期的快速提升有赖于人民币跨境交易、“一带一路”等政策机遇和制度红利。本文进一步提出了提升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对应策略，以更好地服务我国新发展格局，助力我国参与全球经贸竞争。     

全球价值链中贸易增加值的测度与比较——以中国、俄罗斯、印度三国贸易为例

近年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贸易重地,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三国作为其核心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以传统贸易总值法测算中国出口贸易夸大了中国真实的贸易利得,导致中国频频面临贸易摩擦。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1995—2011年的数据,从增加值贸易角度对三国间的出口额进行国内外增加值分解和测算,对比分析总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解释三国贸易趋势和结构特征,进一步了解三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能更全面和准确反映各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在国际贸易中的真实获益情况,对中国认清主要贸易合作伙伴、有针对性地制定贸易政策有指导作用。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海外并购:消极应对还是积极扩张?北大核心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贸易政策频繁变化,如何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中稳业务、降风险、谋成长,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文本挖掘方式,从众多风险因素中识别企业个体感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并探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海外并购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提高了企业海外并购的可能性,且上述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中;第二,动因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企业出于保有海外市场、降低风险以及成长动机进行海外并购;第三,进一步检验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制度距离更小以及毗邻国家进行并购;第四,经济后果检验表明,面对较高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海外并购能够提升企业长期绩效。贸易环境频繁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与微观企业主体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本文为企业如何应对贸易环境不确定性,积极参与国际循环、提高中国国际分工地位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