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主体围绕治理资源多元化合作路径探析

在乡村公共事务领域,各个治理主体均处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环境中,没有哪个主体拥有足够的治理资源和能力去独自治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因此,多元治理主体凭借什么样的治理资源参与乡村治理,各主体在治理中又是如何协调合作共享资源,最终达到善治的目的等问题,关系到乡村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文章在梳理了目前乡村治理中可资使用的各种治理资源,分析了凭借不同资源参与治理的各类主体行为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治理中多元主体互动合作、参与治理的有效路径。     

多元主体乡村治理中角色重塑问题探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然而,在"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并没有形成互动双赢的良性格局,乡镇政府的权力只是在形式上被弱化,实际上由于村委会的角色错位导致村民自治功能受到极大的抑制和削弱,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重塑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契机,有助于构建政府引导、农民主导、社会组织参与和市场运作的网格化治理格局。     

“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公共性建构

近年来,在基层政府推动与资本逐利的双重驱动下,工商资本下乡大规模转入农地。通过对基层政府推动"资本下乡"的背后逻辑和"资本下乡"的运作机制进行分析,本文发现,基层政府、工商资本结成"权力—资本"利益共同体,共同应对土地流转中分散孤立的农户;村级组织成为下乡的工商资本管理分散农户的代理人;基层政府联合下乡的工商资本共同获取涉农项目利益和土地增值利润,其自主利益越来越独立于公众利益,"资本下乡"背景下乡村治理缺乏公共性:治理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违背农民公共利益,治理方式在民主参与方面有待完善,治理资源利用趋向内卷化,治理结果不利于农村发展,这些都导致基层政权的民意基础遭到削弱。为了建构乡村治理公共性,需要从改善基层政府治理机制、完善地方政府治理体制、发展农村社会力量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乡村振兴效果。我国乡村治理主体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历史背景演变,一方面,治理模式的演变需要与乡村社会发展相适应;另一方面,需要逐步健全机制创新,引导多元主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有效促进乡村社会发展。文章基于乡村振兴背景,界定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中各主体的角色定位,深刻研究分析了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

作为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纽带,“新乡贤”既是乡村治理工作的参与主体与监督主体,也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引领者。“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主要体现在：“新乡贤”角色定位模糊、治理能力不足;参与机制与激励机制不健全;村民对“新乡贤”认可度不高。为充分发挥“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应当尽快破除困境,从制度上明确“新乡贤”角色定位;多方面提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完善“新乡贤”的参与机制与激励机制;增强村民对“新乡贤”的认同感。     

新时代乡村治理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可以优化和改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使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近十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取得明显进展、乡村治理制度建设逐步完善、城乡融合和协同治理趋势逐步形成。然而我国乡村治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治理主体单一和治理观念落后、集体经济支撑作用不充分、治理制度缺失和社会保障较为滞后等。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路径包括：持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以集体经济振兴推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创新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方法,夯实乡村治理自治、德治和法治的制度基础。     

智慧治理:乡村治理平台及路径创新

随着我国政府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当代,腾讯"为村"利用互联网助力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精准脱贫、乡村振兴,逐渐成为一款针对乡村基层治理、助农扶贫的智慧平台.本文基于广东省河源市埔前镇腾讯"为村"平台治理的实况,探究"为村"平台在乡村治理的路径创新,为推动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提供新视角.     

大理环洱海区域乡村治理的主体分析

乡村治理主体是在乡村治理活动中发挥作用的组织、群体与机构。通过研究大理环洱海区域乡村治理主体发现,在环洱海区域乡村治理实践中,乡村治理主体是多元、动态发展的,环洱海区域的各村委会、社会组织、村民等共同参与其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各个治理主体之间关系协调,形成良好互动的局面是提高治理效果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环洱海区域的乡村治理才能向善治迈进更坚实的一步。论述了环洱海区域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乡村治理主体的相关问题,以供参考。     

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研究如何构建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传统乡贤因为具有权威性、内生性、公共性等特征,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农民,成为乡村有效治理的内生主体基础。基于上述传统治理智慧的启示,本文构建权威嵌入性、公共性与治理主体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从历史变迁和当前实践的角度分析通过培育新乡贤构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运作机制。研究表明:1○乡村权威的嵌入性影响其治理能力、公共性影响其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影响乡村治理主体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2○从历史变迁来看,乡村主导性权威决定村庄治理模式,其中传统时期是文化权威的生成与士绅治村,集体化时期是政治权威的构建和国家治村,包产到户后则是经济权威的兴起和能人、富人治村。3○培育新乡贤是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有效构建机制,包括宗族权威公共化、文化权威在地化和经济权威体制化三种具体机制。三种机制的根本目的都是通过生长公共性、提升嵌入性,进而提升其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最终实现村庄有效治理。4○作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新乡贤,其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机制是基于村庄内部组织的再运作。     

“双强型”村支书队伍建设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建设一支“双强型”村支书队伍才能推动乡村振兴迈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本文分析了“双强型村支书”的内涵及“双强”的辩证关系,总结了现有的“双强型”村支书队伍建设在“选拔任用、后续培训、科学管理、业绩考评、纪律监督、激励机制”等方面积累的经验,并立足新时代和新形势,提出了“抓住核心,夯实党的执政基础;赓续传统,发扬不怕困难、敢闯敢拼的精神;因地制宜,全面带动乡村发展”等通过“双强型”村支书队伍建设助推乡村振兴质量进一步提升的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心化”问题治理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推开了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之窗,但日益突出的农村“空心化”问题却严重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成为农村地区发展的一道壁垒。农村“空心化”问题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是全国各地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难题。基于此,通过文献研究法,总结出农村“空心化”问题的主要表现,分析造成“空心化”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具体的对策,以期有效治理农村“空心化”问题。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发生机制、历史逻辑与提升路径

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单位,乡村治理发展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农地流转,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多元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等特征重塑了乡村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本文首先提出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阐释其发生机制;其次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经营主体和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乡村治理的历史必然性;最后在分析现阶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挑战之后,提出重视社会化服务减少贫富差距、培养具有契约精神的新农民、明确多元治理主体权责义务,以及提高向心力培育乡村利益共同体等方面的乡村治理效能提升路径。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路径研究——把握“不变”与“变化”两个重点

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在乡村,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乡村治理取得实效需要不断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向各领域综合施力、统筹兼顾。构建乡村治理体系要从把握乡村治理的“不变”和“变化”入手,既要明确治理乡村中的“不变”,即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要明确其中的“变化”,即乡村治理实践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应该充分掌握乡村治理的发展规律和实践特点,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充分融入新信息技术,不断探索符合新时代特征的乡村治理体系新路径。     

劳动者主体地位为核心的乡村振兴路径探析

在贫困治理中应围绕贫困人员脱贫制定政策,要充分认识到特定群体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劳动者主体地位的丧失。在绝对贫困逐步消除、相对贫困持续存在的背景下,以及实施乡村振兴的目标导向下,制定政策措施要兼顾两个方面,一是对贫困人员与非贫困人员区别对待,二是对农村劳动者、亦工亦农半脱离农村的劳动者、完全投身城市生活与工作的劳动者进行差异化管理。围绕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实现与发展,稳妥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有助于阻断返贫与实现乡村振兴。     

“道德银行”与中国新型乡村治理

为破解传统乡村治理和集体主体乡村治理“双重消解”的现实困境,中国农村正在探索基于“多元共治”治理理念的新型乡村治理。余姚“道德银行”作为地方普惠金融信贷机制深刻改变了当地乡村治理面貌,在微观自治单元、激励约束机制、多元治理理念、信用评价体系内容等方面对传统士绅社会的传承与改造创新,并借助村社内置金融创新对新型集体乡村组织进行了有效的重构。     

近年“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研究的进步与不足——第二届“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学术研讨会述评

2005年7月12-14日，第二届“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学术研讨会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来自海内外的近百名学者分别进行了7个专题的报告与讨论，另外来自海外的3位学者还在7月13日晚奉献了“民主与治理：中外比较”专场学术报告。每场讨论都依次采取主持人介绍报告人、学者报告、评论人评论、听众提问以及报告人回应等程序。     

中国乡村治理70年:历史演进与逻辑理路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乡村治理已经走过70年历程。系统梳理中国乡村治理70年的历史演进,深入剖析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有助于理解乡村现代化的历史与逻辑。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要政策文本和目标导向为依据,将乡村治理的历史分为六个时期:土地改革时期、农业合作化时期、人民公社时期、改革探索时期、新农村建设时期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时期。运用治理理论框架剖析,70年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体现在四个方面:实现乡村现代化的目标、多组织共同参与、克服乡村现代化的主要矛盾、制度法律政策的变革与创新。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需要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观点和方法,指导乡村治理更加理性和自觉地行动。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使乡村治理受到了更高的关注和重视,同时也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新型城镇化下,乡村治理呈现出不同的新问题,乡村治理主体也面临新的挑战。因此,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研究我国乡村治理主体,并对其进行优化,从而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