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研究

任何法律要想获得长久的生命力,首先是要获得公众的认同.因为只有在公众的认识层面得到支持和认可,才能促进法律的施行,维持法律规范的有效性,达到立法的目的.然而近年来发生的刘涌案、余祥林案以及邱兴华案的判决结果所引起的社会讨论,使我们认识到当前我国刑法的公众认同度不高,尤其是刑事案件的判决在整体上难以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同,这也使我们对刑事司法得到公众认同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本文探讨了我国刑事司法公众认同度低的原因并提出一些解决的建议,希望能够提升公众对刑事司法的认同度,从而借由法律这一社会管理机器,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重塑权威:构建公众参与型刑事司法的基础解读

近年来,我国司法信用缺失、司法公信力不足的事实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从羁押期间的躲猫猫事件,到对判决的民意指责,再到判决的执行难,申诉、上访问题突出,都充分表明了司法信用的危机。公众参与刑事司法有利于推动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和提升司法公信力。在我国,公众参与刑事司法有明确的宪法依据、暗合的历史传统、迫切的现实需求和积极的政策支撑。     

刑事司法公信力问题研究

刑事司法的主要功能在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刑事司法关键环节是两大任务即定罪与量刑;刑事司法的公信力在本源上起源于启蒙时期的价值理念,这也成为构建刑事司法公信力的理论基础;刑事司法的公信力在实质角度上取决于定罪的准确与量刑的合理。同时在形式角度来讲,透明公正的刑事程序保证刑事司法的公信力。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对未成年人采用轻缓的政策是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一部分,对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理应发挥积极作用,更好地全面正确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适时采用非监禁化、刑事和解制度等举措,更好的体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修复性正义与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创新

修复性正义是在反思与批判报应性正义的基础上,一种旨在修复犯罪人、被害人、社区与社会之间正常利益关系并实现正义和谐的刑事理念或价值取向。修复性正义起源于古老的宗教仪式,是对报应性正义的批判。修复性正义下的刑事司法制度建设在我国有着广阔的正义基础和制度空间。     

刑事司法裁量权的理论反思——以刑事裁判的可接受性为视角

为了追求司法公正，刑事裁判就需要力求具有说服力，即裁判必须能够为其受众所接纳。然而，由于司法过程并不是一个像古典法学家所期望的那样“将事实付诸于法律”的客观过程，而是一个充斥着司法官本人主观意志的结果。而这一主观意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忠实地体现司法的客观公正性，就是公众在面对裁判结论时的最大疑问。因而司法裁量权也就成了拷问裁判可接受性的制约性因素。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反思旨在审视司法活动中司法裁量权的存在空间及其表现形式，以求合理规范裁量权的行使，增加裁判的可接受性，最终达致社会和谐。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应注意的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继“严打”刑事政策之后,中国的又一重大刑事政策。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时,司法机关应注意避免片面追求“宽”的极端,力求不破坏法律原则,应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目标。     

论刑事司法听证制度的建立

听证制度源于英美,是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司法听证制度虽然已经被中国引入,但到目前为止却尚未全面建立。结合中国现有司法程序的明显不足和司法实践中的弊端,具体分析刑事司法听证制度在中国实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明确其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从而建立中国刑事司法听证制度。在此基础之上,针对中国具体国情对刑事司法听证制度进行合理构建,以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反渎职侵权工作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反渎职侵权部门作为检察院重要的自侦部门，对于打击职务犯罪、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反渎职侵权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依法治国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由于人们对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理解还不够准确，时于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还不够明了，现实中常常陷入误区，甚至出现滥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现象。     

在审查逮捕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在审查逮捕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能有效发挥逮捕强制措施的法定功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审查逮捕工作中,要理解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对案件实体和程序上的要求,完善适用逮捕的法定条件,健全案件质量评估机制,统一办案部门的执法尺度。     

将禁止令纳入刑事司法领域

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关注的话题,我国的法律中只有极少教的条文涉及该领域,并未有有效的惩治法律和程序.我国法律中缺少对家庭暴力进行防治的可操作性法律,没有对施暴者进行有效的限制.本文参考国外对家庭暴力施暴者采取"禁止令"的措施,结合我国的国情,做出将家庭暴力的防治纳入到刑事司法制度中去的设想     

将禁止令纳入刑事司法领域

家庭暴力是一个垒球性关注的话题，我国的法律中只有极少数的条文涉及该领域，并未有有效的惩治法律和程序。我国法律中缺少对家庭暴力进行防治的可操作性法律，没有对施暴者进行有效的限制。本文参考国外对家庭暴力施暴者采取“禁止令”的措施，结合我国的国情，做出将家庭暴力的防治纳入到刑事司法制度中去的设想.     

民事调解到刑事和解——现代司法文明的象征

借用民事领域解纷的调解法来和平解决刑事领域里的轻微案件,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问题,虽然刑事和解的渠道并未畅通,却存在广泛的发展空间。刑事领域这一花絮的绽放,必然推进司法文明的建设。     

国际警务合作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比较思考

全球化给国际秩序带来了新的问题,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和国际警务合作是当前全世界打击跨国犯罪和国际犯罪的主要合作手段。虽然目前在立法上、实践上和理论研究上关于二者并没有过多的区分,但他们在性质、合作主体、合作内容方面是不同的。国际警务合作由于其便捷性,国际间的合作越来越多,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已经是较为成熟的合作模式,在实践中二者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     

论以公众参与为中心的土地征收协议程序建构

一些地方政府对被征地人参与权和主观意愿的漠视是目前我国征地冲突、暴力强拆等严峻社会问题频发的根源。当前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中公众有效参与机制的缺失,导致程序正义与实体公正无法保障。文章认为,根植于现行制度,合理建构土地征收协议程序,充分尊重被征地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主观意愿,不仅可以从源头上防治征地纠纷,提升征地行为的规范性、有效性和公信力,亦可促进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公平实现。     

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研究

我国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虽加大了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力度．但依然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应赋予侦查阶段的刑事被害人较完善的知情权等权利，建立司法审查、国家补偿等制度，进一步保障侦查阶段的刑事被害人权利。     

刑事和解制度的刑法学构建

拟从刑法学的角度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探析,首先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及基本特征等方面进行概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刑事和解与刑法学的内在关系,最后结合中国法治实践初步探析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建构。     

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建设的理性探索

新修订的刑诉法将"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总则第2条,充分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体现了我国人权事业新的发展进步。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面对新刑诉法带来的挑战,刑事司法要适应不断发展的新形势,提升新理念,全面加强和保障人权机制建设。一、建立信息引导侦查的机制1.信息的收集和应用。将情报信息运用在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中,国际上也比较普遍。有的建设比较完善的信息引导侦查的网络平台、管理制度,配备专业人员,还在立法     

中国刑事司法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创新和展望——试析新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

近年来,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进展、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3月14日表决通过关于修政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55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刑事诉讼法根据该决定做出了相应修改,并重新公布．这是时隔15年后刑诉法迎来的第二次大修改。法学界在持续关注新刑事诉讼法问题的同时,就律师辩护、证人出庭、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取保候审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提出了一些旨在推动中国刑事立法的新思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不仅是一个国家司法文明的象征,也是体现人权的一种表现泰文针对新刑诉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争款着手,分析条款的讲步性和不足,从而讲一击务新知和展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在检察机关的构建和实践

长期以来,在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由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缺位,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到的人身、财产损失,要想得到补偿,途径一般只能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犯罪人来进行赔偿。而这样一来赔偿途径的缺陷无疑十分明显：其一,如果刑事案件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侦破,无法确定犯罪人,那么受害人则难以落实具体的索赔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