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决策的情境依赖性及其神经机制研究

分配正义关涉的是如何以一种公平正义的方式在个体之间分配收入,学者们从各领域、各视角提出过诸多可供选择的分配方案与决策。行为实验研究则表明,人们的分配决策会因为给定的收入分配情境的不同而有所改变。这种改变表征着,不同情境下(无知之幕、知晓所在阶层、社会计划者)人们对于个人收益(自利或风险厌恶)和他人收益(公平或社会偏好)之间有着不同的权重偏好。然而,为何分配情境的不同会导致这种偏好动机上的差别,从而影响人们在分配上的行为决策,这一逻辑机理始终没有得到相关实证依据的解释。文章拟利用神经经济学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分离各种分配情境下风险偏好与社会偏好对分配决策的各自作用,进而为分配决策的情境依赖性提供神经基础,建立收入分配决策与特定脑区神经活动及相关偏好之间的因果联系。     

教育设施空间可达性与公平性研究——以西安市未央区公立小学为例

为了衡量城市居民的基础教育设施资源的供需关系,运用网络分析法和增强型两步移动搜索法,对西安市未央区10个街道分人口结构和四种出行方式的教育设施空间可达性进行分析;接着运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对其进行公平性分析。结果表明,西安市未央区的教育设施空间资源分布不均;空间可达性上总体呈现南部街道的教育设施可达性最高,而靠北部的5个街道可达性均较低;空间公平性方面,4种交通出行方式均表明教育设施分布的极度不公平。比较下步行方式公平性最差,而机动车方式公平性最好。基于此提出建议,优化相关部门机构对教育设施的空间布局以提高其公平性;完善公共交通系统以及提高道路网密度以提升公立学校空间公平性;加强空间公平性视角的城市教育资源设施配置研究。     

人的发展经济学与政府社会福利改进的基础

先天禀赋和后天发展机遇的不同,决定了社会中财富创造者在现有制度环境下财富分配成果的不同。因此,贫富差距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文章证明了基于经济人假设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自身并不能解决财富的有效分配问题。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不能走“杀富济贫”的平均主义老路,而是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例如通过合理的税收转移支付为穷人建立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为此,文章建立了政府社会福利改进的基础模型,并对所建模型进行了数字模拟,最后还解析了模拟过程和结果的政策含义。     

城市房屋被拆迁人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市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被拆迁户满意度及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从被拆迁户心理期望、公平感知两个角度提出假设,构建了房屋拆迁补偿被拆迁人行为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对影响其满意度和行为意向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发现被拆迁人心理期望对其拆迁满意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被拆迁人在拆迁过程中的互动公平感知、程序公平感知和结果公平感知均对其拆迁满意度具有正向作用,此外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对拆迁意愿也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最后,我们认为房屋征收政策的制定还要注重被征收人的心理期望,提升被拆迁户的公平感知水平,进而提高被拆迁人的满意度水平和拆迁意愿。     

如何运用证据规则应对程序性辩护误区

随着程序公正意识日益为法律职业群体所接受,程序是否违法将成为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庭审举证质证的主要内容。与实体性辩护相比,程序性辩护是根据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诉讼程序规则,指控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程序违法。笔者源于浅显的诉讼实践归纳出如下应对程序辩护误区的思路和方法。     

最后通牒实验与人类的公平感

作为行为博弈的代表性实验之一,最后通牒实验中提议者公平分配方案的提议行为和响应者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行为表明人们具有超越经济人自利的公平感。本文围绕最后通牒实验。简要梳理了最后通牒实验的渊源、争议及其相应发展,同时对最后通牒实验中的公平感及其神经基础做了简单介绍,最后针对公平感背后的经济学解释介绍了一个实验研究。     

略论医疗保障正义问题

本文所探讨的医疗保障正义,主要着眼于解决医疗保障领域中人们各自应得的问题。从正义的角度来看,医疗保障制度的设计应该兼顾公平和效率,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其所应得,同时还应该解决程序正义等一系列问题。公平问题涉及医疗资源、覆盖范围、权利和责任等方面。效率包括医疗保障制度的效率和医疗工作本身的效率。应该妥善解决公共支出和个人账户的问题,并努力在具体实践中的各个环节做到符合正义的要求。     

对社会公平的重新审视

体制转轨时期,考虑到经济落后的实际以及国际竞争的需要,中国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但现实生活中有些人片面强调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有些人借＂优先＂和＂兼顾＂之差异,有意无意地贬低、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单纯为一切聚敛财富的过程辩护,这不符合改革的精神,也不符合邓小平共同富裕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效率和公平可以统一,公平是提高效率的动力.同时,社会公平也是执政党保持先进性的内在要求,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实现社会公平的条件已经成熟,在此基础上,要求对社会公平进行重新审视和定位.     

日本平台经济领域竞争环境整顿的经验分析

近年来日本平台经济的发展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发现,该领域在快速发展的背后,主导平台企业寡头化优势明显、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也十分突出。为确保平台经济领域竞争环境的公平与透明,日本从与平台经济领域竞争环境密切相关的竞争主体、竞争方式以及竞争要素着眼进行了积极地整顿,并对有违市场竞争秩序的市场行为进行了严厉的监管。尽管如此,出于对平台经济发展的社会需求以及对平台经济领域特殊性质的考虑,日本在总体上更倾向对该领域市场行为实行最小限度的干预,同时发挥国家及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做到支持与监管并举,以确保效率与公平的兼顾。     

对公正与公平伦理学意义的解读

我们要建设和实现的和谐社会应该是公平公正、民主法制的社会,而公平与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我们应该对公平和公正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区分：二者拥有不同涵义,属于不同的范畴,具有不同的功能。分清两者的概念,对建设和谐社会有积极意义。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Korean politics after the IMF Bailout∗

The Korean reform polic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1997 economic crisis has been confronted with the problem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relation to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the reform proces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communitarian‐liberal solution of ‘more burden on the better‐off, less burden on the worse‐off,’ which accords with the ‘difference principle’ of Rawls. This solution may be reasonably supported by all sectors of society for two reasons. One reas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current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Korea has been largely affected by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past developmental state rather than individual choices, and that each individual sector, especially the advantaged group, has a weak legitimate claim over its social position. Thus, it seems fair to share the social burden in the extensive reform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apability. The other reason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minimizing social cost accruing from social economic conflict Indeed, this solution reflects a blend of liberal values and the good of the community.     

超越经济人的社会偏好理论:一个基于实验经济学的综述

实验经济学对传统经济人假设的系统反驳促使社会偏好理论应运而生.社会偏好理论的各个模型试图在维持理性假设下,通过将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诸如公平、互利等与“自利”假设有着明显涵义辨识度的一些人类社会性情感因素纳入到效用函数中来进而修正经济人假设,并以博弈论为基本的分析工具力图构建新的博弈均衡来解释实验经济学所揭示的一系列悖论.本文围绕社会偏好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其产生的背景、模型、测度、外溢以及检验等问题作了一个详细而系统的梳理     

收入差距、分配关系及其政策匹配

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异和矛盾,决定了制度的演进和变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经过一系列调整,在彻底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同时也出现了利益关系的失衡;分配不公现已成为我国一切宏观经济问题的渊薮。只有加大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才能拉动国内最终需求,实现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2004年欧盟并购监管制度改革介评

欧盟新并购监管立法自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其改革内容主要包括四方面：实体标准、管辖权、程序性问题、非立法措施。我国并购监管立法应坚持实体标准与程序立法相统一,强化并购审查的经济分析等。     

Justice and Fairness in the Dictator Game

This article uses a laboratory experiment to examin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justice and fairness are different motivational forces in the dictator game. “Justice” and “fairness” are often used interchangeably because their meanings and usages are so closely linked, despite their distinct connotations. Using four different treatments, our experimental design investigates the subtl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ocial concepts to explicate generosity in the dictator gam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justice, not fairness, legitimizes property rights in the dictator game.     

基于公平视角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探析

个人所得税是我国现行税制中唯一一个用于调整收入分配差距的税种,但是现行个人所得税在征收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起到应有的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本文从公平的涵义入手,分析了当前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中存在的公平缺失的现状,并基于公平视角就今后如何在改革中进一步完善个税提出了一些对策与建议。     

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

公平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解决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公平问题,特别是分配领域的公平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需要.必须营造一个维护社会公平的制度环境,完善社会分配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哲学思考

分配正义不能市场经济本身去完善解决,还要依靠相应的制度保障,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才能使分配正义得以体现。     

转型期我国公民社会心态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08调查数据的分析

社会心态是社会群体行为的前兆,社会心态的方向和强度都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群体的行为,对社会心态影响因素的研究对调节群体行为具有重要价值。文章以CGSS2008调查数据为支撑,构建了一个社会心态影响因素框架图,并实证研究了影响社会心态的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得到如下结论:我国现阶段,公众对社会公平、社会正义认同度都很不理想,表明我国现阶段公众的社会心态处于一个不健康的状态;个体特征、家庭影响、社会网络以及个体对所处阶层和阶级的认识都对社会心态有重要影响;要改变这种不健康的社会心态,必须清除消极的社会存在,改变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观探析

马克思一方面从唯物史观角度揭示了公平的本质：公平是相对的、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是社会生产与交换方式的反映。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阶级的角度对不同制度下的社会公平进行了具体分析。阶级社会的公平不过是阶级利益的表达,即使在共产主义第一阶级,也不存在“不折不扣的公平分配”,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