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异质性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工业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收集整理2003—2015年工业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种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指标,研究环境规制对异质性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出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会因为企业所在地区、所处行业和产权性质的不同,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R&D经费内部支出和R&D人员全时当量的机制,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了2012年-2017年我国制造业1397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针对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先下降后上升"U"型曲线的趋势.进一步分析显示,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正"U"型相关关系作用有显著的加强效果.通过本文的研究与结论分析过程,可以为我国环境规制提供理论支撑.     

环境规制对企业清洁技术创新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推动社会发展绿色化，环境规制政策得到不断完善，企业清洁技术的创新程度已成为评价环境规制效率的主要指标。本文通过构建包含环境规制政策和企业清洁技术的理论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利用我国2012—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影响呈倒“N”型；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均会对清洁技术创新有显著影响。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政府实施环境规制的初期与末期，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阻碍作用较西部地区较小。因此，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时，应灵活运用多种环境规制政策，以便设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要兼顾地区差异性，促进企业的清洁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

当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环境约束和转型压力时,怎样按照国情制定相应的环境政策,一方面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尽量避免环境被破坏,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如果环境规制的作用可以被观测,那么就可以具体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程度。本文通过对环境规制的概念和主要内容的了解,从环境规制对企业产业结构、企业规模分布和企业技术创新等方面来深入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并提出一些建议来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共赢。     

环境规制、内部控制质量、媒体关注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环境规制是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构建回归模型探究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媒体关注度强化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进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处于成长期企业更为显著。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工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工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缓解高污染工业发展模式带给环境的负面影响,政府采取日益严格的环境规制手段。现阶段如何兼顾环境保护与稳定就业的关系？本文通过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厘清其对就业的不同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检验技术创新的作用。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皆与就业呈U型“先抑制后促进”关系;命令控制型规制增强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就业;市场激励型规制增强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抑制就业。     

环境规制政策对能源企业绩效的影响—以火力发电企业为例

本文在介绍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影响路径的理论基础上,采用2001～2008年中国火力发电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火力发电企业绩效产生的综合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火力发电企业绩效的提高有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环境规制促进了火力发电企业的技术创新,并削弱了环境规制给企业绩效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促使火力发电企业绩效提高。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基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比较分析

作为社会性规制的一种,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备受争议。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市区(除港、澳、台及西藏)2006-2012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而两种类型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因此,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效果以及不同区域差异因素。     

我国大中型企业环境规制与竞争力的实证分析--基于企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价值的视角

波特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创新，其带来的经济绩效可以抵消甚至超过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最终实现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双赢。文章在对前人研究梳理的基础上，以企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价值作为指标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机制。并得出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负相关，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力负相关，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无明显调节作用的结论。     

环境规制对我国区域工业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增长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增长具有正向影响,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未对工业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文章指出,西部地区工业企业应进一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提升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能过剩

以2010—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计算出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用来衡量其产能过剩程度,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和产能过剩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和产能利用率之间均存在“U”型关系,即较低的环境规制会约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加剧产能过剩,较高的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缓解产能过剩,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产能利用率的“U”型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环境保护措施的完善

在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和经济增长迅速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环境日益恶化的问题,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探讨了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提出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环境规制来促使贸易自由化与我国环境保护的良性发展。     

环境规制是否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环境数据库和国泰安城市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赫克曼（Heckman）两阶段模型,本文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的FDI决策和FDI数量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对污染行业企业的负向影响更大、更明显;无论是港澳台投资还是外商投资,环境规制都对其引资决策和引资数量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对外商投资的负向影响更大、更明显;环境规制对私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小规模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的引资行为具有更大、更明显的负向影响;金融危机后,环境规制对FDI的负向影响增强;环境规制通过生产成本效应抑制了FDI的流入,并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促进了FDI的流入,并且生产成本效应明显大于创新激励效应。 关键词：环境规制FDI流入FDI决策FDI数量赫克曼两阶段模型     

环境规制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

本文选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绿色产品创新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和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而环境规制在适度区间内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且这种效应不会因为加入政府创新补贴而发生改变。因此,应在适度的环境规制区间内,优化政府补贴的方式,多采用其他方式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给予支持而非提供直接性资金补贴,从而加快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步伐。     

环境规制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进入门槛,降低竞争程度,减缓企业从事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则提高了企业生产成本和市场获取成本,对技术进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我国地级市数据,基于地理距离权重,利用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分析、识别其空间溢出机制,提出可行的环境规制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贸易效应下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梳理环境规制与贸易相关文献基础上,结合中国进出口贸易及环境治理投入相关情况分析,阐述了环境规制贸易效应存在较大不确定和复杂性;选择碳排放量作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指标,通过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等方法来检验中美环境规制强度指数与进出口贸易指数之间的关系;提出中国迫切需要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应对国际经贸领域环境贸易壁垒影响,通过"恰当设计",结合评估来调整政策措施,激发创新,形成新的国际贸易竞争优势。     

党组织参与治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加强企业党组建设是当前公司治理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文章以2013-2020年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党组织参与董事会、高管层治理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负向调节两者之间关系；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性。研究提出如下管理启示：健全党组织建设，提高领导层政策执行力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完善党组织参与治理机制，引导企业树立绿色创新价值观，降低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委托代理风险；正视党组织参与治理局限性，发挥党组织嵌入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治理效应。     

环境不确定性、高管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重污染企业的经验数据

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策,在经营环境不确定性不断增强和环境规制日益严格的背景下,重污染企业培育和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的意义更加凸显。文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以我国重污染行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19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环境不确定性和高管激励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对环境不确定性和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重污染企业中,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环境不确定性会阻碍企业的技术创新;高管激励能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并显著正向调节环境不确定性给企业技术创新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不同性质和规模的重污染企业而言,在企业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时,高管激励对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更加明显,高管激励能够有效缓解环境不确定性给企业技术创新带来负面影响。     

环境规制的工业绿色转型效应评价——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强化环境规制、降低环境污染和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为此,近年来关于环境规制是否会促进工业绿色转型已成为政府部门和学界关注的一个课题。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针对环境规制的工业绿色转型效应及背后的传导机制展开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显著推动我国工业绿色转型,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通过传导机制评估发现,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工业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正向传导作用。     

环境规制、区域金融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 ——利益协同还是利益攫取

文章以沪深A股2011—2018年A股工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区域金融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探讨环境规制下区域金融创新和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变化.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创新既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又能对技术创新绩效体现出显著推动效应;环境规制既能增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又能显著提升技术创新绩效;环境规制显著增强区域金融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间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