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风险规制政策选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环境规制是控制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文章从环境风险规制研究现状出发,通过对环境博弈主体的分析,探讨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选择,并在对我国环境规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对我国环境风险规制的启示.     

绿色信贷的实施基础——银行业环境风险管理体系

虽然绿色信贷是环保部门和银行系统联合推行的一项政策,但在目前的执行过程中,银行业过度依赖环保部门输送的相关信息,认为绿色信贷工作中的“绿色度”应该由环保部门来界定,甚至希望环保部门直接下发限制贷款企业的名单。事实上,全国如此多的贷款企业,依靠环保部门——给出限制名单是不现实的,环境保护部通报的企业名单只是严重污染企业的一小部分,要作为在全国实施绿色信贷的依据是远远不够的。随着绿色信贷的深入发展,银行更应当在国家政策的基础上建立起自身的绿色信贷判定标准,即环境风险管理体系。     

绿色信贷、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波特效应”的中国证据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研究发现：相较于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产出且实现了绿色创新“量”和“质”的双提升;异质性特征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生产率水平更高、面临金融错配程度较轻及行业竞争激烈程度较低的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传导渠道检验证实,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及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传导渠道发挥正向促进作用。最后,研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贸易自由化、纵向关联市场与战略性环境政策——环境税对发展绿色贸易的意义

本文在一个两国出口至第三国的连续双寡模型中,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均衡环境政策及社会福利的影响。分析发现:(1)战略性环境政策的租金攫取效应可通过中间产品出口实现,但不一定会通过最终产品出口实现。(2)当污染的环境损害程度不大时,贸易自由化将降低各国环境税,从而使各国的环境保护出现"向底线赛跑";当环境损害系数较大时,贸易自由化将提高各国环境税。(3)社会福利水平为双边关税壁垒的凹函数(呈"倒U型"),贸易自由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不确定。此外,本文还分析了合理征收环境税对发展我国绿色贸易的意义。     

组织冗余、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组织冗余是企业通过构建资源优势促进绿色创新战略的重要途径。基于组织理论与资源约束理论框架,以“资源—能力—行为”为理论逻辑,利用2012—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组织冗余对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并以风险承担能力为中介变量,以数字化环境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呈U型关系;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U型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化环境正向调节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可为重污染行业企业通过组织冗余建立风险屏障并顺应数字化环境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环境政策促进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机制、困境与对策——基于创新模式选择视角

本文从环境政策的创新模式选择效应视角剖析了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增速放缓现象的成因及对策。考虑投资型规制、费用型规制、研发补助三类环境政策和外源型、内源型两种创新模式,本文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了“环境政策工具-创新模式选择-GTFP”因果传导关系,发现不同环境政策工具以创新模式选择为中介对GTFP施加动态异质性影响;环境政策工具的内源创新激励效应越强,其对GTFP的短期促进作用越弱、长期促进作用越强。进而考察我国环境政策历史沿革,发现费用型规制强度持续、快速提高所引发的创新模式过度内源化是导致我国GTFP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上述结果揭示,发展单一的内源型创新模式难以实现GTFP平稳增长,即激进的创新驱动无法满足绿色发展的战略诉求。政策启示是设计环境政策空间布局,引导不同地区落实差异化环境政策方案,从而实现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的战略统筹,使GTFP回归平稳增长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