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动态变化研究

对1997-2018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法探究FDI、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动态变化趋势。结果显示：综合来看,FDI、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三者之间均有正向影响;短期内,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对FDI反应都较为敏感,FDI会促进经济增长并形成递减的碳增排效应;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时间推移下降;经济增长对FDI和碳排放在短中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政府等相关机构对碳排放的变动反应敏捷。     

FDI、技术进步与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基于1979-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

既有研究表明,FDI在经济增长实践中不可或缺,但有关FDI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结论却存在争议.本研究考察近年来FDI流入和技术进步的变化态势和呈现的新特点,并基于1979-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扩展的C-D生产函数,研究FDI在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1)近年来FDI流入呈不均衡分布状态,但东部偏好程度有所改善,国内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有所提高;(2)FDI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3)技术进步推动国内经济增长,且每年技术进步率在5％左右;(4)人力资本、出口等因素能显著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而且出口贸易呈现地区分布不均衡现象;(5)交通运输政策证实了政府运输业投资政策在各地区的“平衡效应”.     

生产分割、垂直FDI与贸易增长——基于1994—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中国持续的双顺差源于FDI流入和贸易增长,考察二者的内在关联是解决外部经济失衡的重要环节。考虑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后,作者拓展了Aizenman和Noy(2006)的模型探讨在生产分割情况下垂直FDI流入与贸易增长之间的双向关系。并且基于中国1994—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对FDI流入与贸易增长的关系做了再检验,发现FDI与贸易的关系总体上具有互补性。FDI流入中国带来了贸易的爆炸式增长,这种持续的双顺差是国内要素市场扭曲和政府不当干预过多的结果。因此,需要更加关注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制度缺陷。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来自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

采用1986-2016年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回归方法对中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FDI均产生了碳减排效应,但中、西部地区不显著;三大区域GDP均具有碳增排效应。分样本区间进一步分析表明,三大区域FDI碳排放效应呈现由增排到减排动态变化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特征更为显著,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特征。最后,结合地区差异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背景下,借助SVAR模型检验了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内在机制。实证表明:我国经济与环境延续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国际道路,FDI短期刺激经济增长显著,同时也恶化了环境,长期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但FDI的溢出效应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为了理论与实践上平衡FDI、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提出了调整经济增长极、优化外资质量和结构等政策着力点。     

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05年面板数据,对FDI与外贸的环境污染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外贸易与FDI整体上都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其中,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出口与FDI加剧了中国环境污染;进口贸易可抑制环境污染,但作用比较小;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促进经济增长与抑制环境污染的双重功能.本文的政策建议是,调整出口与引资政策,发展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进出口、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福建省面板数据

本文选取福建省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来分析进出口、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福建省出口与FDI对经济增长都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福建省的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4265,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5374;此外,不论是在长期还是在短期,福建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都是互为因果关系;同样的,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也是存在着这种双向的因果关系.     

FDI能否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基于多维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长江经济带建设事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空间经济新格局的构建,研究FDI的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对于激发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潜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6年10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对FDI能否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FDI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促进效果的产生有赖于当地FDI吸收能力的提升,FDI规模增大、人力资本累积以及企业规模扩张有利于发挥FDI在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与此同时,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及其门槛效应在长江流域不同地区有所差别。鉴于此,本文提出未来应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培育企业竞争力,重视区域差异化发展,以更好地发挥FDI促进作用,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     

引资优惠竞争一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FDI质量的视角

资本异质性导致同样数量的FDI可能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我国地方政府激烈引资竞争的客观事实,笔者从FDI质量角度出发,使用我国1998年～2008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引资优惠竞争对FDI质量及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旨在获得更多FDI的引资优惠竞争能够提高地区FDI数量,但同时也会降低FDI质量;FDI质量提高能够显著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但引资竞争加剧将弱化FDI质量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效应.     

区域金融实力、FDI溢出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基于中间产品种类扩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区域金融实力、FDI溢出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建立以区域金融实力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利用2002-2012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分东中西部地区,区域金融实力对实体经济增长均具有直接促进效应,提升区域金融实力可以显著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FDI溢出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和方向都存在基于区域金融实力的双门槛效应,FDI的引入必须与区域金融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当区域金融实力较低时,过剩的FDI将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当区域金融实力提升到或跨越临界门槛值后,适量的FDI将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对中部六省内生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六省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中部塌陷"的现象.要实现中部崛起,积极吸引外资,充分发挥外资的促进作用是实现中部崛起的一项重要战略.基于此,笔者以FDI、人力资本对中部六省内生经济增长的作用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FDI、人力资本与中部六省经济增长关系的面板数据模型,运用中部六省的数据对模型进行计算和检验,研究发现中部六省目前尚未走上内涵式增长道路,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尚未显现;六省FDI引进对各省的人力资本增长没有起到促进作用,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受到六省人力资本状况不佳的制约.因此,扩大FDI的溢出效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是实现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措施.     

外资如何影响中国就业?--基于1989_2010年地市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外国直接投资（ FDI）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但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程度如何？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和不同就业者的影响又如何？利用1989_2010年地市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回归分析方法,分行业分地区分时期研究了FDI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的就业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影响程度相当于投资和消费推动就业增长的11.3%_29%,但FDI对中国就业的促进作用呈现递减趋势,并且对不同产业的就业影响存在差异。1998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中FDI对就业的影响明显不同。在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新常态下,仍应积极引进FDI来促进就业稳定增长。     

环境规制、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两控区”政策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关系已成为亟须解决的焦点问题。文章基于"两控区"政策,以1995—2010年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来分析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并在此模型中加入外商直接投资(FDI)相关指标,分析环境规制和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两控区"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作用主要表现为"两控区"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是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逐渐减弱,对西部地区有抑制作用;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此作用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逐渐减弱。这表明在"两控区"政策的实施下,加强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力度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环境规制、FDI和经济增长的多赢局面。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浙江省经济增长研究

一、引言 伴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的普遍现象,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也验证了FDI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     

FDI、经济增长与地区房价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PVAR模型

基于我国30个省域2000—2013年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与地区房价的数据,文章采用面板VAR模型对三种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FDI、经济增长与地区房价三者间存在密切的动态关系,对未来预期各变量自身解释了较大部分,但其他变量的冲击效应的重要性存在一定差异;地区房价主要受自身前期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受FDI的影响较少,FDI主要受自身以及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而经济增长受到源于自身前期水平、FDI和地区房价的冲击效应均十分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信息通讯技术对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0—2018年中国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实证检验信息通讯技术(ICT)调节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不同省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互联网普及率和手机普及率显著地调节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总体积极的净效应。此外,与手机普及率相比,积极的促进效应在以互联网普及率为中心的估计中更加明显。因此,决策者应当实施促进信息通信技术在该技术尚未饱和区域的普及率的政策;由于阈值的存在,证明信息通讯技术正在逐渐饱和,因此,决策者应当进一步寻求提升FDI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对都市圈经济的外溢效应研究——基于杭州、嘉兴、绍兴和湖州四市的面板数据

文章以杭州都市圈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的外溢效应。总体上,FDI每增长1%,大约带动杭州都市圈0.482%的经济增长。从具体城市来看,FDI对绍兴外溢效应为负,这与绍兴发展以纺织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关,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外资产业的关联度是偏弱的。而FDI对杭州、嘉兴、湖州均有正向的外溢效应,外溢效应大小排序为湖州、杭州及嘉兴,三城市开放程度高,受外资影响较大。     

FDI对我国地区金融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及其区域间差异

利用2001-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各区域金融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FDI对中国金融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且存在区域差异效应。根据中国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存在明显梯度差异的特性,提出了FDI对区域金融增长的倒“U”型假说。建议各地区根据本地区金融和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引资政策。     

技术进步、资本形成与劳动力就业——FDI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渠道分析

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文章对FDI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渠道(劳动力就业、国内资本形成、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内,FDI都通过促进劳动力就业和技术进步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虽然FDI在短期内对国内投资存在着正向的"挤入"效应,但在长期内却"挤出"了国内投资。比较二者之间的产出弹性,发现FDI的产出弹性要小于国内投资。     

FDI与中国产业关联分析

根据空间经济学的FC模型和FCVL模型可知,FDI是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一种向心力,保持FDI在东道国的收益将返回母国消费的假设条件下,如果FDI与东道国产业不能形成有效关联,则东道国的国民收入仅取决于其内部要素禀赋的存量而与FDI的存量并没有多少关系,集聚对FDI的吸引力也将非常有限.但在一个加入垂直关联的模型中,FDI、集聚与国民收入之间将呈现一种良性互动.用联立方程模型对中国省级工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FDI可以促进工业集聚,但工业集聚并没有吸引FDI;工业集聚能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而FDI却没有起到有效促进国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因而可以大致判断FDI与中国本土企业没有建立紧密的前后向关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