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基于结构方程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文章以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挖掘方法获取年报披露的数字化转型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各阶段对制造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并构建基于结构方程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企业财务绩效的多重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的两个阶段,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化商业模式转型都可以显著提升制造企业财务绩效,其中数字化商业模式转型的绩效提升作用更强;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人力资本使用效率和增加技术创新产出的路径促进制造企业财务绩效提升,通过增加交易成本和增加技术创新投入的路径抑制制造企业财务绩效提升;情境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更高以及环境动态性更强的样本中,对制造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更明显的提升效应。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数字化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问题值得研究。文章以2016—2020年沪深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从个体企业层面,探究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绩效,并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都保持了显著;中介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通过改善生产活动,提高生产效率,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在中介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组织管理和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管理层权力和企业技术水平都显著增强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提升的中介效果。具体而言,管理层权力较高的企业,数字化的中介促进效果要比管理层权力较低的企业高10.13%;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数字化的中介促进效果要比技术水平较低的企业高25.82%。文章提出,在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的过程中,管理者应当重视对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保证资源的供给,同时营造鼓励创新、崇尚技术、支持变革的氛围;政府则应当在提供财政补贴、政策倾斜的同时,加强对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支持,降低制造业企业获取针对性技术的门槛,推动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6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17—2021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文本挖掘法获取年报披露的数字化转型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制造企业的财务绩效,对低成本战略的实施具有正向作用,实施低成本战略同样可以提升制造企业财务绩效,且低成本战略在数字化转型和制造企业财务绩效中起中介作用。因此,企业要依托自身的竞争优势,加快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相互融合,优化生产流程,充分发挥低成本战略的作用。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能够为企业提升创新水平同时节约成本费用,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选取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理论与实证角度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反应速度和灵敏度,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得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和降低成本费用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创新水平和成本节约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数字经济为我国制造业增强价值增值能力与产业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动力。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制造业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总体作用、异质性影响和间接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溢出、推动产业融合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三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还受制造业自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程度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超过一定界限后,过度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反而会削弱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分行业看,相较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智能化升级的门槛值均较低,智能化升级存在过度的倾向。为此,各地区应努力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制度保障,有序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打造优良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     

地区数字化水平、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转型

绿色转型已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数字化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文章基于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省际平衡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ML指数测度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借助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地区数字化水平综合指数，检验地区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GTFP的影响及中介机制。研究显示：地区数字化水平显著正向影响长江经济带制造业GTFP；门槛效应检验发现，当地区数字化水平高于单一门槛值0.363时，才能发挥对制造业GTFP的促进作用；地区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GTFP的影响呈现上中下游逐级递减的梯度格局；绿色技术创新在地区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TFP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经济后果分析发现，地区数字化水平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赋能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转型，提升了地区经济水平。最后，文章提出了包括加强数字化建设、强化地区间协调发展、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支持力度等政策建议。     

双元组织学习对制造业企业双维绩效的影响研究

文章构建了双元组织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影响机理模型,实证检验了双元组织学习、组织创新与企业双维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公共战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而言,探索性学习和应用性学习均正向影响企业原始性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其中探索性学习对原始性技术创新的影响强于对管理创新的影响,而应用性学习对管理创新的影响强于对原始性技术创新的影响;其次,原始性技术创新能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但对财务绩效并无显著影响;再次,管理创新能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且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强于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后,原始性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在双元组织学习和企业双维绩效之间起到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受到企业公共战略强度的负向调节。     

数字经济能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吗？——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为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别构建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及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区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比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以工业化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双门槛效应。     

产业集群效应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广东省制造业集群的调研

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广东省关于“加快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专题调研及问卷数据,检验了产业集群归属是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同时探究其作用机制,并考察了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特征、企业规模与所有制以及企业技术特征等不同情境下产业集群效应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产业集群有利于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并提高数字化转型成效,且集群内的企业主攻生产制造环节更能充分发挥效能。产业集群的效应在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特征、企业规模与所有制以及企业技术特征三个方面体现出异质性,更有利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薄弱、中小民营和“专精特新”等企业破解数字化转型难题。机制分析表明,产业集群通过共享技术研发、培训服务、同源供应商和订单分配等途径推动数字化转型,反映出集群的知识溢出、资源共享和交易匹配等三大效益机制。该研究以一手调研数据拓展了现有文献中对产业集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方法;以机制分析揭示产业集群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和阶段差异,印证并深化产业集群理论。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企业“不敢转、不想转、不会转”,推动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     

贸易摩擦是否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关于外部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化改革、营商环境、数字金融发展、政府扶持政策等正面激励视角,较少有文献从压力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引发的企业转型问题。文章使用2012～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法,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受影响企业显著提升了数字化转型水平,这种提升效应在进行多种检验后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存在倒逼效应和资源效应,即中美贸易摩擦对有较大竞争压力和更为依赖出口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明显,表现为倒逼效应;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对融资约束较低和成熟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作用更明显,表现为资源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企业解决因贸易摩擦引起的信息需求和降低成本需求;同时,数字化转型还能帮助受影响企业提升实质性创新水平,而对策略性创新没有产生作用。文章研究对中国企业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制造业企业投入服务化对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

文章首次将企业多产品出口行为纳入经典制造业企业投入服务化分析框架,利用OECD-ICIOT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中国不同贸易方式下制造业企业投入服务化率,厘清了制造业企业投入服务化影响环境绩效的微观机制,分析了跟随企业“学习效应”对制造业企业投入服务化影响环境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投入服务化通过“纯技术进步效应”与“转型升级效应”实现环境改善,并且对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因贸易方式、技术复杂度、所有制、所处区域及行业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跟随企业能够获得“学习效应”带来的后发优势,但更倾向于将服务要素投入前端生产环节而忽视末端污染处理,导致“学习效应”抑制了企业投入服务化的正向环境效应。     

数字服务化战略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基于组织韧性视角

在数字情境下,制造商开始将数字化与服务化融合起来,形成数字服务化战略;组织韧性作为企业“转危为安”的关键要素,如何在数字服务化战略的影响下提升企业绩效值得深入探究。因此,本文以中国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构建了数字服务化的作用机制模型,并通过实证检验探究了数字服务化、组织韧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环境不确定性在数字服务化战略与组织韧性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本研究不仅丰富了组织变革理论,还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以及更好地应对意外与危机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机制建议。     

管理控制与财务绩效关系实证研究——非财务绩效双向作用

以新疆中小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和分层回归模型,以突出管理控制重要性为目的,探讨管理控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行为控制、结果控制与人员控制是否有助于提升企业财务与非财务绩效？第二,非财务绩效是否加大行为控制、结果控制与人员控制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第三,是否行为控制、结果控制与人员控制通过非财务绩效才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结果控制与人员控制有助于提升企业业绩,通过非财务绩效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而过多的行为控制将不利于提升企业业绩,但是,在一个行为控制使用程度高的企业中,企业可以通过提高非财务绩效,来减少行为控制对企业财务绩效的负向影响.结果表明,非财务绩效在管理控制与企业财务业绩之间发挥了双向作用,突出了非财务绩效的必要性.     

环境规制能否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以2018年推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为外生冲击，以2015—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及省份层面数据为样本，探讨环境规制能否推动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环境规制通过刺激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来改善财务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对非国有企业及东部地区的企业而言，其提升作用更加显著。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二者间的内在机制，为推动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经验证据。     

研发投入门槛、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光伏企业创新能力

文章利用7家典型上市光伏公司的数据,采用非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研发资金投入与研发劳动投入为门槛变量,研究OFDI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OFDI对我国光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有较明显的研发投入单一门槛效应,在低研发资金和劳动投入的企业,OFDI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有负向影响;当研发资金投入和研发劳动投入越过这一门槛值后,OFDI对光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能显著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2002-2021年中国长三角中心区2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静态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与假说。从经济开放度的视角，探究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分析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基于静态门槛模型的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经济开放度小于或者等于门槛值时，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当经济开放度大于门槛值时，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对于长三角地区各省市和各地级市在对外开放背景下优化先进制造业集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措施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制造业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已成为驱动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选取126家在沪、深两市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中制造业企业2008-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探讨我国现阶段国有和非国有制造业企业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性质的企业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存在差异,并且制造业企业中物质资本对企业绩效的效用已成递减状态,智力资本已逐渐取代物质资本成为提升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     

管理者能力、成本粘性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8—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创新性地将成本粘性引入管理者能力与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提高管理者能力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从管理者的“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看，成本粘性在管理者能力与企业绩效间存在遮掩效应，即管理者能力通过成本粘性影响绩效的间接路径削弱了其对绩效影响的直接路径；成本粘性的遮掩效应具有异质性，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行业竞争、实行两职分离可以降低遮掩效应；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放大了高能力管理者的“信息效应”，使管理者能力通过抑制成本粘性降低绩效的间接路径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控制成本、配置资源，提升企业绩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高创新绩效？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创新与竞争力提升的关键。该研究基于2007-2022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大规模数据样本,采用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等统计方法,探讨了企业数字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期揭示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如何通过技术应用与管理创新提升创新能力,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运营创新绩效和市场创新绩效,其中不仅直接影响显著,还通过管理赋能、投资赋能、营运赋能和劳动赋能等多重内在机制间接促进了创新绩效的提升。该研究发现不仅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实践中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策略建议。     

后工业时代日本KIBS促动制造业出口绩效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后工业时代,随着产业的不断分化和价值链的延长,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嵌入对制造业的出口绩效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日本在其服务业日益发展的同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逐步下降。本文运用面板矫正标准误差(PCSE)模型实证分析日本KIBS对不同类型制造业出口绩效所带来的效应,结果表明:日本KIBS只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绩效有正面促动效应;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影响不明;而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绩效反而有不良影响。另外,具体KIBS的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信息通讯服务给制造业出口绩效带来了极为消极的影响,而金融服务业则极大促进了制造业出口绩效的改善。科研服务只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绩效产生了正面拉动作用,商务服务业则对任何类型的制造业出口绩效都没有明显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