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资本金融稳定——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

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近年来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文章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研究了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资本金融稳定的影响.文章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年报中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持股比例与委派董事的数据,从股权制衡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来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程度,探究了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仅持有股权难以发挥实质性治理作用,而当委派董事参与国有企业高层治理时,可以有效缓解代理问题和改善信息透明度,进而降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非国有股东降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在国有企业内部管理者权力弱以及处于竞争性行业时更加显著.文章揭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国有资本金融稳定的一条可能路径,并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和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学术研究.     

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与企业债务违约

近年来，我国企业债务违约数量和规模呈迅速上升趋势。党组织治理作为我国国有企业最具特色的治理机制是否有助于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呢?本文选择2007—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企业的13513个样本，研究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对于企业债务违约概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党组织治理可以显著降低国有企业债务违约概率。第二，机制上，党组织治理通过缓解管理层的谋私行为和抑制控股股东利益攫取行为的路径，降低了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第三，进一步分析表明，当企业代理问题越严重、债务水平越高、企业业绩越差或者国企级别较低时，党组织治理降低国有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效果会越显著。第四，经济效果上，债务违约使得企业价值显著降低，而党组织治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债务违约对企业价值的负面作用。     

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本文以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制度背景,手工收集了2008—2016年A股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股东持股与人员委派数据,从企业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层面考察了非国有股东参与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股权结构参与和高层治理参与均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非国有股东股权结构参与能够有效提升非国有股东高层治理参与,而且非国有股东高层治理参与在非国有股东股权结构参与促进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机制中起着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有效抑制中央国有企业的投资过度和有效缓解地方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两个方面。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股利平稳性——基于竞争性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9～2017年竞争性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实证分析非国有股东治理对股利平稳性的影响,并检验外部行业竞争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力的增强能够促进股利平稳性的提升,具体表现为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利平稳性越强;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比例越高,股利平稳性越强;外部行业竞争对非国有股东治理之于股利平稳性的正向影响存在替代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与股利平稳性之间的正向关系在地方国有企业、低市场化地区和低融资约束样本组中更显著。     

债务违约与高管薪酬契约关系研究

文章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分析了债权人与上市公司行为之间的关系,从债务违约的视角来研究债权人对高管薪酬契约产生的治理影响.然后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债务违约对高管薪酬契约的不同影响.并利用会计稳健性这一外部治理来研究债务违约对高管薪酬契约的调节作用...     

同谘合谋还是同舟共济: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与股价崩盘风险

非控股股东可以抑制控股股东和管理层隐藏坏消息的行为,也可以通过合谋而形成利益输送渠道,因此非控股股东对于维护资本市场的秩序至关重要.从股价崩盘的研究视角,考察了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对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越大,越能降低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是通过嵌入效应和治理效应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前者通过网络信息关系和结构嵌入效应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后者通过对控股股东掏空和管理层"捂盘"行为的治理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内部控制有效性与金融性债务治理效应——董事社会关系的调节作用

内部控制有效性对债务治理效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内部控制有效性对金融性债务治理效应有何影响以及董事社会关系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研究核心点.通过实证检验发现,董事社会关系强化内部控制有效性对金融性债务治理效应具正向作用,特别是长期借款,可能是因为长期借款不确定性程度高,董事社会关系对二者的正向影响更明显.不仅丰富了董...     

集团控制与国有企业治理

本文研究集团控制对国有企业可能产生的正面影响机制——减轻管理层代理问题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机制——加重股东间代理问题,全面评估国有企业集团控制作为国企治理模式改革的有效性。以2004年至2008年中国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统计结果显示:(1)集团控制会有效减轻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代理问题;(2)当外部监管程度高时,集团控制不会加剧国有企业的股东间代理问题;而当外部监管程度低时,集团控制会加剧国有企业的股东间代理问题。因此,集团控制是一种有效改善国有企业管理层代理问题的治理模式,而由此加剧的股东间代理问题应通过强化外部监管加以解决。     

国企混改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机制:政府干预效应还是代理效应

探讨混合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资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非国有股权比例对于企业创新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不同混合所有权方式对国有企业创新投资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外资+国有以及外资+民营+国有的混合所有权结构对企业创新投资改善具有积极影响;而混合股权结构中只有民营股东时,非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创新投资水平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干预效应,代理效应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主导机制,即经理人观对国企创新问题的解释力更强。     

制度变迁是否改善了公司治理效应——来自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股权分置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效应及其内在机理。运用chow检验方法,以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为结构断点,发现公司治理效应的回归方程在2003—2009年全样本期间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股权分置改革显著改善了控股股东和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改显著改善了非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机制,而对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机制的改善有限。研究发现,对从制度层面研究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视角,也为制度变迁影响经济绩效提供了经验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促进还是抑制企业创新

作为企业重要的治理机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管理层风险偏好、管理水平及激励机制等因素进而影响企业创新,此影响过程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尚存争论.基于沪深A股2007—2018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特别是对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明显,并在考虑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成立;企业高层的风险承受力与管理水平是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影响的重要机制和渠道,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明显提高了管理层的风险承受力和管理能力,从而促进了企业创新;不同行业对"创新激励"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较高科技水平和竞争水平的行业"创新激励"效应更为明显.研究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加快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展以促进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     

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效率——基于薪酬激励与债务融资治理效应的实证研究

将投资者情绪与传统理性视角下公司治理机制相结合,检验管理层薪酬激励和债务融资两种治理机制与投资者情绪交互作用对投资非效率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考虑投资者非理性影响,管理层薪酬激励、债务融资均与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其与投资者情绪的交乘项均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治理机制对投资不足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却依赖于投资者情绪状态。     

浙江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形成与治理

文章就浙江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形成与治理进行了分析,得到了以下研究结论。首先,浙江民营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现状表现为:企业的债务联结形式较为复杂、债务期限不合理、债务违约风险主要集中于传统产业、企业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大等。其次,浙江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形成的影响因素包括: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金融机构给与的支持不够、政府作用发挥不当、民营企业经营成本上升过快、民营企业经营状况较差、缺乏相应的财务管理能力、对债务风险认识不充分等。再次,浙江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治理对策包括:提升企业的经营能力、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降低资金成本、加大对赊销产品的管控力度、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率等。     

房地产价格波动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及异质性分析

本文系统梳理了房地产价格波动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渠道,并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显示,房地产价格与企业债务风险呈正相关关系,房价上涨主要通过抵押约束渠道作用于企业债务风险,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依旧成立.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检验表明,房价上涨不会明显影响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债务风险,但会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贷款杠杆率.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渠道检验显示,房价上涨引致的抵押品价值上升可通过降低融资约束的渠道增加企业杠杆率.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深入理解房价波动对实体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渠道,为宏观模型构建房地产"抵押约束"机制奠定了微观实证基础;另一方面能够为合理解决企业高杠杆、防范和化解债务违约风险等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政府治理、关系网络与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利用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连锁任职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治理与关系治理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的政府治理水平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有积极影响,且管理层关系治理确实有助于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政府治理与关系网络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会产生互补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董事、独立董事、监事、经理的关系网络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内部董事和经理呈现出正面效应,而独立董事则呈现出负面效应。因此,企业既可以借助"地利"政府治理,也可以搭建"人和"管理层社会关系网络,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发展,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货币政策、内部控制质量与债务融资成本

以中国2007-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货币政策波动和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显著增加,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在货币政策紧缩时能有效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但这种效用仅发生在金融发展相对发达的地区,而在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这种效用不显著;并且在金融发展相对发达地区,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显著地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种效应不显著。     

人口老龄化会提高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证据

本文选用1984-2012年共37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从人口结构变迁的视角分析主权债务违约的成因.结果发现:短期债务会提高主权债务违约风险,而政府总债务对其影响并不明显;通货膨胀率也会提高主权债务违约概率,而其他经济变量对其影响并不明显;政治风险会增加主权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而外部金融环境对债务违约没有带来显著影响;人口结构对主权债务违约产生显著影响.具体来说,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低时,其对主权债务违约影响不明显,但当人口老龄化程度越过“门限值”时,则会显著提高主权违约风险.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传染及治理机制——基于国有企业的视角

本文着眼于国有企业违约现象,基于SIRS传染病模型,仿真模拟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在国有企业间的传染过程,厘清源于国有企业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传染机制。研究表明:当前针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在国有企业间的防范与化解卓有成效,但仍存在不可忽视的隐患;且地区间的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分化趋势明显。要因地施策,谨防风险的全局性扩散。同时,提升我国国有企业恢复率,也即政府救助,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在国有企业间传染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但政府不应被隐性债务绑架,要适时择机引入破产机制。既要发挥破产的真正效应,又要预防国有企业违约破产可能引致的系统性风险。     

自利抑或协同：非国有股权参与如何影响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外部性理论与制度理论，以2013-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Tobit模型考察非国有股权参与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非国有股权参与显著促进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股权融合程度越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外资股东参与有利于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机构投资者未表现出明显作用；分层分类检验结果表明，非国有股权参与更有利于中央国有企业、公益类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外部治理环境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环保补贴可以增强非国有股权的环境研发激励作用，分析师关注有利于抑制私有股权短视化自利行为，二者均正向调节非国有股权参与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基于债务契约的控制权配置及风险控制方式对公司内部治理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某电力集团为研究背景,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针对我国电力行业自身固有的低风险及其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分析了资产负债率与企业内外部风险的关系,以及股东控制权对企业内部风险的影响,讨论了国有企业特有的债务契约软约束条件下公司治理不健全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