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劳动社会化研究

数字经济基于数据传播技术与组织平台变革促进了产业融合创新与劳动社会化。论文首先对西方近期关于数字经济劳动代表性观点进行辨析,然后基于马克思机器观对新型数字化劳动正本清源,并采用唯物史观视角构建劳动社会化演进图谱,解析了数字经济下劳动过程理论底层逻辑的嬗变,揭示了数字经济下资本对劳动实质性纳入与柔性规制,探索“人本”数字经济治理机制,规范与发展资本,从而实现对社会劳动广泛公平吸纳及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地租理论视角下的数字租金研究——以平台资本为例

正如资本主义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私有权获取地租,资本主义平台资本则通过对数据和数字劳动的占有与控制获取数字租金.劳动时间是价值增殖的源泉,尽可能多地将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转化为数字剩余劳动时间是平台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形成机制,由数字剩余劳动创造并被平台资本无偿占有的数字租金具有与地租相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因此,打破平台资本基于时间的经济竞争逻辑、规范平台资本对数字租金的攫取行为是构建开放、安全、健康的平台生态系统的应有之义.     

当代资本主义“数字—金融”复合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随着数字金融化与金融数字化的发展，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深度融合，“数字—金融”复合体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生的资本形态。在金融科技的加持下，“数字—金融”复合体基于大数据构建信用体系，利用数字化服务、智能化工具等进行资本运作，显著提升了货币资本集中的规模与流动效率。但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数字—金融”复合体的形成也强化了对大众的价值榨取和国际资本掠夺，加剧了垄断的形成。为此，应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阈下，深入考察这一新生资本形态对资本运行规律和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重要影响。     

经济正义、数字资本与制度塑造

数字资本是资本与数据紧密结合形成的一种新资本形态，其本质是资本利用技术将数字经济的最关键生产资料（数据）私有化。经济正义正是这种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变革的必然产物，是政治国家规制数字资本的价值表达，拥有独立的存在地位和独特的价值功能，能够拓展和丰富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利种类和内容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我国既要发展数字经济、利用数字资本，又要努力推动实现经济正义。二者价值立场不同，张力客观存在，是我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以制度破解困境是一个稳健可行的方案。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表明，数字资本具有制度可塑性，其发展模式不取决于资本自身，也不是唯一的，而是取决于国家的制度塑造。据此，我国可以构建由政治基本制度、数字经济价值观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经济法治制度和政府主导的技术规范制度共同组成的“四维”制度塑造体系，不但能有效舒缓张力，而且可以使数字资本在连续的良好的制度塑造过程中回归社会主义本质。     

数字经济时代对数字化消费的辩证思考

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和数据价值深度挖掘的数字经济时代,消费领域进入数字化转型阶段。在数字资本和数字技术的共同作用下,传统消费正从形式、内容、模式和思维四个方面向数字化消费转型,数字化消费的形成在改善消费体验和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数字资本的微观权利催生了数字化消费发展过程中的消费异化现象,隐蔽地控制了人的消费方式、消费内容和消费心理。其中,"精准被消费"现象就是定向广告控制下的产物,人被数据跟踪、刻画和解析,以致人的自主性缺失。因此,需要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厘清自主消费的实现路径,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消费观和技术观,在对不利因素的消解中实现数字经济的更好发展。     

数字资本运行逻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析

数字资本是继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后产生的一种更具综合性和渗透性的资本形态。数字资本以日常生活的普遍数字化为生成前提,这种数字化以技术进步的名义将日常生活改造和重组为资本运行的有机环节,资本增殖的本质要求和人们丰富生活世界的主体需求被深度绑定。数字资本运行的动力机制是数字商品化,即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相互作用来将用户数据转化为数字商品,以此来实现数字资本隐蔽而快速的动态扩张。数字资本在内在的价值属性之外还显现出鲜明的权力属性,这种权力属性以弥散化的方式发挥作用,强化了数字资本对整个市场体系的微观控制。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批判与超越

数字经济虽是客观中性的概念,但只要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就会推动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发生变化.从价值运动视角来看,数字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体现为价值生产领域不稳定性的提升、价值实现领域隐匿性的削弱与价值分配领域不平等性的加剧.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思想表明,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动异化为主导的价值运动构成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演变的本质,内在规定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始终表现为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不平等的矛盾对立.伴随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资本主义劳资矛盾将持续转移深化并加剧资本主义阶级冲突.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拥有超越资本逻辑的绝对优势,有助于推动形成和谐的劳资关系.     

数字劳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问题的再探究——兼论平台资本积累的真正来源

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问题一直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争论不断，数字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再次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在梳理从传统劳动到数字劳动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问题相关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同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标准：生产一般下的生产劳动、资本运动总过程中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下的生产劳动。数字平台所涉及的数字劳动大都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平台资本通过“广告费”“中介费”以及利息分红等数字垄断租金的形式实现对全社会剩余价值的分割，其真正来源主要依赖于新价值的再分配过程而非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过程。这就决定了数字平台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应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基础设施平台。     

资本赋权下的数据殖民及其批判

数字技术革新使人类社会面临数字化转型并进入以“数据”资源的生产和获取为核心的数字化时代。数据来源于人类实践,其价值生成于数字技术与人类实践的辩证运动,资本家凭借对数字技术的掌控对人类行为数据进行无规制攫取和垄断。在“数字”思维和资本逻辑的合谋下,世界一切可量化的事物都被数字化解构,人类面临数据殖民风险,人的生命政治遭受全面剥削和异化。数字技术垄断所造成的数字平台霸权以及后续引发的数据殖民行径及数字帝国主义的抬头,都源于资本权力的无规制泛用和滥用。对此,必须从思想、经济、制度、技术以及人的解放这五个维度全方位、多层次地对资本权力加以规制,推动数据从“私人占有属性”到“全体个人所有”,实现数据的社会主义应用,从根源上解决数据殖民问题。     

平台企业数据资本化及运动规律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平台企业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兴市场力量,虽然能够推动数据要素流动助力国民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但容易导致资本无序扩张引发“数字剥削”和“数字统治”现象。本文以美团外卖平台为案例,基于一手数据资料深入考察了平台企业数据资本化过程及运动规律,研究发现,平台企业中的数据资本在进入生产环节前必须依次经历数据资源化—数据要素化—数据要素商品化三个特定阶段;数据要素的生产过程仍然是数据资本雇佣劳动并无偿隐蔽占有剩余价值的过程,但该过程有别于传统产业资本,具有了以“网络暴力”完成原始积累和借助数据控制完成一般积累的双重特殊性。数据资本从本质上看属于新型数智化不变资本的范畴,其增值的来源仍然是数字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但数据资本作为一种基于现代互联网技术的资本,内部却天然地包含着无序扩张性和边界性之间的矛盾,该矛盾实质上是生产社会化同私人占有这个基本矛盾在平台经济中的外在表现。对平台企业数据资本本质及运动规律的分析有助于各级政府积极规范平台企业行为,从而积极引导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技术—经济”分析框架的数字经济生产函数研究

以数据要素的特征归纳与数字技术的系统性分类为基础,文章提出了一个分析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基础性框架：“技术—经济”分析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文章从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入手,区分数字经济中的数据要素化过程、数据价值化过程与产业数字化过程,构建综合考虑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作用的数字经济生产函数。研究发现,数据要素的虚拟性、非竞争性和规模报酬递增等特征是其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数字技术是数据要素发挥经济发展新动能作用的技术基础、实现渠道与应用手段。最后,文章对数字经济研究前景提出三点展望：强调数据要素的价值测度与估计研究、数据要素的流通与交易机制研究以及数据要素作用于创新的实现机制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平台数字劳动是生产劳动吗——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的分析

数字平台中数字劳动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提供数字信息通信技术;一类生产数据和信息;一类提供服务。研究数字平台中数字劳动的生产性问题要把握好马克思考察生产劳动三个视角之间的关联性。对于提供数字信息通信技术的数字劳动而言,这类劳动由资本所雇佣,技术成为了商品,因而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对于生产数据和信息的数字劳动而言,这类劳动唯有被资本所雇佣,并把数据和信息加工成数字商品进行售卖才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对于提供服务的数字劳动而言,其中由资本所雇佣并生产可视化的数字服务商品的数字劳动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另一种直接提供服务的数字劳动则不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     

数字资本主义视域下的价值增殖研究——基于西方数字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研究的思考

随着西方数字平台经济的兴起,西方学者围绕"受众劳动价值论"与"情感价值论"对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价值增殖展开论争,却忽视了数字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而非新的价值生产方式的实质.数字资本主义经济在"免费""互惠"的表象下,掩盖了其凭借平台租金、数据商品售卖获利的"交叉补贴"特征,以及数字资本主义利润转嫁和在全社会范...     

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

当下，数据要素进入经济系统并逐步成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从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角度，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或过程，从数字技术使用开始，之后经历要素化、市场化、制度化，最后形成新的文明形态。在技术运用阶段，网络化和数字化等技术在生产和生活中广泛运用，实现了数据资源的生产、存储、流通和积累，为产生数字经济的技术—经济范式奠定了基础。在数据要素化阶段，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据资源成为数据要素进入经济决策系统，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生产要素。在数据要素配置市场化阶段，规范的场外交易和有序的场内交易相结合的市场化配置，逐步成为数据要素流通的主要方式，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协同联动，加快了产业数字化步伐。在数据要素制度化阶段，围绕着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数据市场的一系列制度不断完善、成熟和定型，数据要素潜能得到进一步激发，市场化和制度化的数据要素为深化创新驱动、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文明化阶段，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据市场和数字治理等共同形塑了人类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形成了人人全面发展、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数字文明。这五个...     

基于熵值法的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能力的区域评价 ——以三大都市圈为例

数字经济近年来资本投入较多、发展迅猛且涵盖领域广泛,极具发展潜力和价值.为了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作出相关建议,文章建立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引入国家数据官网等多个网站、报告和研究院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使用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小的熵值法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进行得分计算,最后据此建议依靠长三角、京津冀...     

数字经济、凯恩斯“世纪预言”与共同富裕

凯恩斯在1928年的演讲中预言百年内后辈将摆脱“经济问题”的困扰。在预言中凯恩斯将未来的美好前景寄托于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的同时忽视了分配问题。当前,第四次科技革命背景下形成的数字经济方兴未艾、影响持续深化。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共同富裕思想的辨析,数字经济本身并不能扮演“经济问题”的终结者,无法自发促成共同富裕的实现。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发展应坚持更有效率与更加公平相统一的基本原则。为此应强调发挥更加“有为”的“无形之手”的调控作用;应引导和鼓励数字经济助力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坚持“做大蛋糕”;应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形态下初次分配的合法性、正义性与公平性;积极建立和完善数据要素市场,规范和引导互联网资本健康发展;发挥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在再分配中的积极作用“,分好蛋糕”。     

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

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运用,传统劳动在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中衍生出了数字劳动。分析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的实质和新现象,对于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资本放大了数字劳动中劳动对象和手段的非物质性特征,但数字劳动并未改变劳动的本性,仍然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与数字劳动相对应的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并未改变数字资本的剥削本性。数字劳动在数字资本的控制下并未摆脱被剥削的命运,反而带来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在宽度、长度、深度三个维度的新变化。只有深刻认识到数字资本主义加剧了现有劳资关系不平衡、扩展了新的阶级对立、使剥削更具隐蔽性,才能揭开数字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劳资关系“自由化”“灵活化”假象,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解蔽,并验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真理性。     

资本逻辑:当代中国市场失范的经济根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就令世界瞩目,但是市场失范现象也日益蔓延。其经济根源在于资本逻辑,资本力量的二重性,造成资本扩张目的过度抬高与实现手段非制度化的背离,联合资本怪胎分割剩余价值,加之国际产业链的价值挤压,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价值掠夺造成暴富的示范效应等力量,使中国企业出现市场失范,也扰乱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大数据驱动制造企业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实现机理

基于数据驱动的理论视角，选取海尔食联网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采用“数据驱动-动态能力提升-数字商业模式创新”的动态逻辑框架，运用扎根理论系统阐释数字商业模式创新过程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实现有赖于组织数据资源的充分利用，数据驱动作为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实现的重要动因，其中包含“需求源点建立-场景链条联动-网络共享交互”的三个关键环节；数据驱动作用于组织动态能力的发挥与提升，同时动态能力补充了企业数据驱动为前因的中间作用机制，以实现企业数字商业模式组件的优化；从整体生成式视角进行剖析，数字商业模式创新是基于“价值主张校准-场景体验优化-价值网络拓展”三维度的动态过程而实现，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商业模式的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研究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技术进步上,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作为继原始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的新经济形态,其产生与发展必然符合这一理论逻辑.基于这一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从数字生产(环节)关系、数字交换关系、数字分配关系、数字消费关系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路径展开分析更符合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数字生产力与数字生产关系的不协调发展是当前制约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源,数字生产(环节)关系、数字交换关系、数字分配关系和数字消费关系中存在的突出矛盾构成了制约我国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破除制约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瓶颈:加速数字技术自主创新,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完善数字劳动相关法律法规;促进数字分配更为公平,缩小我国数字鸿沟;破除数字交换的数据孤岛与数据烟囱现象;拓展居民数字消费空间,引导正确数字消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