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中国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逐步缩窄背景下,需要对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进行评估。通过构建一个劳动力多元化流动决策的分析框架,阐释户籍改革影响劳动力城乡再配置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一轮户籍改革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未放开户籍管制的城市相比,放开落户限制城市持有农业户口且在农村地区就业的劳动力减少了3.4%,该效应可进一步分解为持有非农户口劳动力比重增加1.9%,流动人口比重增加1.5%;户籍改革引致的落户门槛降低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在降低迁徙成本的同时提高了迁徙收益,促进了劳动力城乡间的再配置;城市财政压力、户籍所在地的农地价值、迁徙的心理与社会融入成本以及不稳定就业均会对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形成制约。拓展性分析表明,城市间落户政策差异引致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会进一步扩大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人力资本差距。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一线城市落户门槛,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释放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潜力。     

工作环境满意度对适育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FPS2020的实证研究

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截面数据,分析中国“适育”群体的工作环境满意度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显示,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工作环境满意度的提高会降低生育意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工作环境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一方面,工作环境满意度的提高,会对生育意愿产生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在低收入组身上更加明显,但是一旦真实获得了更高的经济收入,还是会倾向于选择抚育下一代;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大,适育群体回归家庭,工作环境满意度提升对抚育意愿的“挤出效应”会逐渐降低。     

家庭收入水平、性别观念与再生育意愿

目前,生育率持续下降已成为我国严峻的社会问题,而提升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成为解决该问题的突破口。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家庭收入水平和性别观念对育龄群体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再生育意愿更高;性别平等观念对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有负向影响,性别观念越平等,再生育意愿越低;对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进行性别异质性检验,发现男性群体的再生育意愿主要受到个体经济因素的影响,女性群体受到个体和家庭因素的共同影响;对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进行城乡异质性检验,发现城市育龄群体的收入、职业地位对再生育意愿有正向影响,但这一影响并未在农村得到相同体现。为此,应从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消除性别平等观念与性别分工实践之间两个方面提高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社会总体生育水平。     

城镇化过程中的成本与收益——基于流动人口的视角

利用2016、2017年流动人口数据,从流动人口个人"农转非"承包地成本和劳动力市场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农业户籍相较于非农户籍的成本及收益,并讨论了户籍农转非的预期净收益。研究表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相较于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更差,但农业户籍人口相较于非农户籍流动人口有着更多的承包地,地级市层面的承包地转租收入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如果将农业户籍与非农户籍之间的工资差异看作户籍转换的收益、将失去的承包地看作户籍转换的成本,户籍转换的流动人口个体预期将获得每年3200元的净收益。加快农业流动人口市民化,不仅有助于户籍转换个体预期收入的增加,还有助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加快经济的发展步伐。     

房价对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FPS家庭微观数据的研究

自我国“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和“三孩”政策逐步实行以来,对生育率的提升作用、对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的刺激效果并未达到预期。房价作为居民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目前更多受经济因素驱动的居民生育意愿有重要影响。基于对文献的梳理发现,房价对生育意愿有挤出效应和财富效应。因此,利用2018年CFPS家庭微观数据,研究房价对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的挤出效应与财富效应。实证研究表明,房价对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具有负向影响即挤出效应,其他变量对生育意愿也有影响,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籍状况、学历、政治面貌、生育保险、健康状况、家庭年收入、父母的经济帮助等。房价对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即财富效应,但是财富效应小于挤出效应,故总体上我国现阶段房价对城乡居民生育意愿仍然具有负向作用。     

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融合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

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亟需通过完善养老体系等举措来降低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以提振居民部门的消费需求。伴随着社会养老方式对家庭养老方式的替代，部分研究认为，居民部门储蓄率将明显下降，消费率也将随之升高。当前国家政策和民意调查均表明，未来在我国，家庭养老方式不会被替代，家庭养老方式与社会养老方式可能长期互补并趋于融合，因此需要重新评估养老体系转型对储蓄率的影响。本文在经典的OLG模型中引入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养老方式并研究两种养老方式融合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完善社会养老体系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但长期看，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存在，其降低居民储蓄率的效果有限，而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融合，能更有效降低居民储蓄率。(2)上述结论背后的机制在于，伴随着两种养老方式融合，居民生育意愿增强，子女对父辈的代际转移支出可以长久维持，从而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3)数值模拟和实证分析证实了以上结论。实证分析还发现，我国老年人数量越多的家庭，子女的生育率越高，这得益于老年人帮子女看护孩子而降低了子女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因而家庭养老方式回归更能有效降低储蓄率。由此认为，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年居民对其子女住房贷款的代际支持行为研究

本文基于881个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老年居民对其子女住房贷款代际支持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后发现:老年居民在对其子女房贷的代际支持决策时,会受到社会资本、房贷代际支持成本以及外部不确定性风险的显著负向影响,也会受到子女反馈性支持的显著正向影响;老年居民个体层面的年龄、健康状况、农村居民户口等因素对子女房贷代际支持具有负向影响,而良好的婚姻状况、教育年限、拥有医疗保险、与子女分开居住等因素则具有正向影响;老年居民对其子女房贷的代际支持力度会因子女层面因素的异质性而发生显著不同的变化;处于紧密型和扶持型代际关系中的老年居民对其子女房贷有更大的代际支持力度.因此,适当拓宽老年居民社会资本渠道、适时健全高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适度引导良好家风氛围建设等,有利于实现家庭养老功能对社会养老功能的辅助作用.     

浅析户籍制度改革

户口,或许是烙在每个人身上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最深印痕。近年来,我国二元化的户籍制度越来越受社会各方的诟病,事实证明,老的户籍制度已经不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所以我国政府适时进行户籍改革。长期以来,我国的二元化户籍制度都被视为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管理制度。很多人因为户口种类不同,享受的公共资源也就不同。一般说来,非农户口人群可享用的公共资源要远胜于农业户口人群。这样的状况将在2014户籍制度改革后逐渐消除。此次户籍制度改革的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引来各方好评,很多人都把这次改革视为促进社会公平的有效手段,同时也将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受教育程度、收入阶层与生育意愿研究

文章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呈现差异性,在低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会降低生育意愿,对生育意愿具有抑制效应,但在高收入阶层中没有呈现显著影响,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上述结论。从“教育—成本”“教育—文化”和“教育—阶层”三方面考察教育对不同收入阶层作用机制的差异,结果显示,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的机制不同。对中等收入阶层而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受到“教育—成本”“教育—文化”和“教育—阶层”三方面的共同影响;而在低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主要是“教育—文化”机制在发挥作用。因此在政策制定时,应重点关注中低收入阶层群体的生育意愿,防止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全面二孩”政策下兰州市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解全面二孩政策下兰州市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并探究其影响因素,文章以兰州市已育一孩的育龄妇女(18～49岁)为研究对象,采用卡方检验分析方法,结果表明:兰州市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7个,不同年龄、户籍、婚姻状况、已婚年限、家庭类型、一孩年龄、子女主要照料者的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对现有子女数满意度相对较高。夫妇共同意愿、一孩孤独感、国家政策支持成为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育龄妇女不愿生育二孩的原因主要有孩子没人照顾、家庭经济压力太大、优生优育的思想、工作压力大。     

机器人使用如何影响女性生育意愿

新兴技术变革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其对生育观念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厘清机器人使用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内在逻辑,并综合使用国际机器人联盟(IFR)公布的机器人安装数据和2018年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8)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机器人使用降低了女性生育意愿,该结论在使用双重机器学习、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及使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2)机器人使用降低女性生育意愿的机制是谈判地位效应;(3)机器人使用对体制外的就业部门、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受宗族文化影响强的家庭的女性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更大;(4)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变革改变了家庭生育偏好,说明机器人使用有助于缓解性别比例失衡。同时,机器人使用还冲击了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提高了女性在生育决策中的自主性。为此,可以通过健全产权保护制度,优化营商环境等措施,充分发挥机器人等新兴技术对经济高质发展的推动作用,缓解性别比例失衡。     

外地人口流入与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

居民的再分配偏好是影响政府再分配政策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因素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提供的居民再分配偏好数据与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外地人口比重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总体而言,外地人口流入显著抑制了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同时,农业户口的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受外地人口流入的影响要大于非农业户口的本地居民,外地人口流入对本地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本地居民中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机制研究表明,外地人口流入对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具有异质性传导机制。一方面,外地人口流入通过提升本地居民的风险规避偏好和降低本地居民的公平信念强化了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另一方面,外地人口流入也会通过提高本地居民的向上流动预期和降低本地居民的群体信任来抑制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     

苏南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研究——以吴江流动人口为例

以吴江为例,对苏南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中的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生育时间与生育动机四个要素分别作了考察。就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等客观要素与生育意愿中四要素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生育动机是生育意愿中的核心要素,对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与生育时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下我国城市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和影响因素 ——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基于对甘肃省兰州市城市居民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显示:(1)居民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2)二孩政策得到人们的关注和了解;(3)经济是影响生育二孩的最主要因素,生育意愿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出现进一步降低的趋势;(4)居民的生育意愿和受教育程度成反比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更不愿意生育二孩;(5)男性生育二孩的意愿比女性高;(6)单独家庭的年轻夫妇更愿意生育二孩.     

职业隔离: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因素

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之一,而户籍制度通常被认为是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原因。通过使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06)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尽管经历了市场化改革,户籍制度仍是产生初次分配城乡差异的重要原因,户籍产生初次分配不平等的机制主要为持农业户口的居民难以进入收入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体制内单位。不过,户籍只是在入职时产生门槛效应,一旦能够进入这些单位,户籍状况对于岗位隔离并不产生影响。     

户籍制度、身份认同和风险承担——基于CHFS数据的分析

打破城乡二元格局、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一项重要议题。统一户籍登记制度改革标志着以“农业”和“非农业”区分户口性质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成为历史，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居民身份认同变化可能会深刻影响个体行为。本文从微观角度探讨统一户籍登记制度对个体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讨论其影响个体经济行为、金融决策的深层次机理。本文发现，统一户籍登记这一制度安排打破了城乡分离的身份认同，“身份不确定”导致的审慎风险态度得到释放，使个体做出更积极的风险承担行为。进一步地，户籍身份统一带来的更高风险偏好程度、更广泛的金融信息关注度获得是影响风险承担意愿的可能渠道。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力区位选择

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劳动力区位选择,经济学界并未达成一致。本文通过扩展劳动力市场空间均衡模型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国际机器人联盟发布的工业机器人存量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并未将劳动力挤出到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较低的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需求的积极创造效应相较于消极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促进了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其中,中等受教育程度、中青年和农业户口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对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更为敏感;在信息化程度较高、户籍管制程度较低以及劳动保障程度较高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留人”效果较明显。为此,地方政府在积极推进智能制造的同时,应加强信息化建设和社会保障,放松户籍管制,这将有助于平稳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促进“稳就业”“保就业”目标的实现。     

家庭收入及社会公平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通过构建基准模型,分析家庭收入及社会公平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收入与居民的生育意愿呈“U”型变动关系;社会公平与居民的生育意愿显著正相关;个人因素在影响居民的生育意愿时存在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即发展经济,提高居民家庭收入;在各项决策中保证程序公平,提高居民公平感知;分地区施策,拉动落后地区经济。     

跨省流动就业人口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重庆户籍人口为例

采用重庆市人口计生委于2012年进行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获得的大样本微观数据,运用排序模型研究了重庆户籍跨省流动就业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大部分为"一般"和"幸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收入、房租、子女是否在身边、流入地(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对流入城市的偏好、他们认为流入地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态度、在流入城市工作年限以及是否计划长期在流入城市工作均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但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型以及他们是否能够享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影响却并不明显。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对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

随着城乡医疗保险一体化推行力度的不断加大,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广。本研究选取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全国调查的数据,使用倾向匹配(PSM)与双重差分(DID)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对于居民医疗服务利用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显著降低了居民的住院可能性,但对于居民住院费用以及门诊医疗服务的影响并不显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显著降低了农业户口居民的住院可能性,但对于非农业户口居民的影响不显著;此外,还显著降低了自评健康状况好和自评健康状况一般人群的住院医疗服务利用水平,而且对于自评健康状况好的人群影响程度更大,相反,它显著提高了自评健康状况不好人群的住院医疗服务利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