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制造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长江干流11省（区、市）2010—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改进耦合协调度模型从时空维度测算了制造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揭示其时空演化特征,最后利用灰色关联模型识别其驱动因素。结果显示：时序上长江流域制造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呈弱化趋势,由2010年中度协调下降至2019年勉强协调,且各区域耦合协调呈“阶梯式”发展——下游最优、中游次之、上游最弱;空间上呈极化特征,耦合协调水平布局为“东高西低”,江苏、湖北等中东部地区维持中度协调以上水平;进一步研究影响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发现,制造业和物流业的成长能力对耦合协调发展关联性最强,且这些因素在长江流域近几年发展水平不断下降,成为其制造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发展不断弱化的原因。     

创新创业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为评估和揭示区域创新与创业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机制,构建了区域创新与创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TOPSIS-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了两者的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进而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区域创新与创业水平不断提升,“东部高西部低”的差异特征显著;区域创新与创业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增幅较大,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的耦合协调度始终保持较高水平,而西藏、青海、宁夏等地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但却具有一定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口密度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可以为持续推进区域创新与创业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医疗服务业与医药制造业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测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我国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医疗服务业与医药制造业发展耦合协调度,并在对比分析医疗服务业和医药制造业发展水平对耦合协调度影响的基础上,采用分别纳入地理矩阵与嵌套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医疗服务业与医药制造业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自新医改以来,我国政府卫生投入的增加推动了医疗服务业迅猛发展,而医药制造业发展水平相对缓慢,从而导致我国医疗服务业与医药制造业耦合协调发展为初级耦合协调.固定资本投入、知识创新对本地区医疗服务业与医药制造业发展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影响,而协同集聚、政府扶持、外商投资具有负向影响,以上各因素对邻近地区医疗服务业与医药制造业发展耦合协调度均具有正向影响.     

对外开放、贸易成本与中国制造业聚集

贸易成本的变化是影响制造业空间聚集的重要因素;区域对外贸易成本的差异,促进了国内制造业向沿海地区聚集;区域市场的分割削弱了“国内市场效应”,致使制造业聚集呈现低水平特征。提高内地开放程度、缩小地区间外贸成本差距和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降低区际贸易成本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基于引力模型的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基于2015—2018年陕西省10个城市的平均横截面数据,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引力模型,探讨陕西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程度及耦合协调空间联系。结果表明:陕西省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水平契合生态经济系统演化序列,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区域整体耦合协调良好,耦合协调度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但区域耦合协调发展不均衡,空间分布呈"一城独大"的局势。区域整体耦合协调的空间联系较弱,西安是区域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引力作用源,咸阳、渭南次之,榆林对外耦合协调空间联系最弱。加强区域空间联系、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优化环境治理机制是提高陕西省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     

区域创新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制及其空间分异——以浙江省为例

探讨了区域创新与城市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机制,构建了区域创新与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并以浙江为例,分析了浙江省11个地市级城市区域创新与城市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得到以下结论:2005—2011年,杭州位居浙江省区域创新与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之首;浙江省区域创新与城市化整体耦合处于颉颃阶段,协调水平仅为中度协调耦合,较良性协调仍存在较大差距;杭州、宁波的区域创新与城市化已达到高度协调耦合水平,而舟山、衢州和丽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弱,仍需进一步提升;浙江省区域创新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且其演化态势相对稳定。据此,研究提出了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完善城市专业化功能、构建综合交通与信息网、培育中心镇与小城市等建议。     

高新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格局评价研究

高新区在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中处于重要地位,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对正值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至关重要。在高新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从全国视角对高新区与所在城市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从时序特征来看,高新区与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但耦合协调整体水平偏低;从空间分布来看,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东西空间分异特征,且高新区发展超前型地区范围逐渐扩大并呈集聚态势。     

中国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

文章基于2010—2020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耦合协调度及时空分异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各省份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但各省份具体情况差异显著;多数省份耦合协调水平属于良好协调,整体表现为“高低阶段省份少、中间阶段省份多”的“橄榄型”模式,且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集聚效应。基于此,提出推动区域合作互动、鼓励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打造“两业”协调平台载体、整合区域都市化与城市集聚区,以进一步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     

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

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目标,构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基于耦合协调模型,采用系统分析与综合指数评价法,测度2008和2013年我国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并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研究表明:(1)我国经济社会分系统发展水平、综合度、耦合度、协调度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水平较高,西北、西南等地区发展水平较低;2008—2013年经济社会分系统及综合协调发展水平均逐渐提高,区域空间差异逐渐缩小。(2)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呈现"级差化"分异特征,总体处于中级协调状态;呈现"梯度化"分异特征,经济社会综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呈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格局;呈现"集群化"分异特征,城市群区域的协调度明显高于其它区域。(3)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城市规模及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壮大城市发展规模、提升经济发展实力是提高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研究从提升经济社会分系统发展水平、强化系统间相互作用,优化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政策,优化经济社会区域发展战略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数字经济与就业质量的协调发展研究

就业质量的优劣会影响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发展又对就业质量存在多维影响，二者表现为动态相关关系。通过构建就业质量与数字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进行测算，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相关分析探讨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质量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利用灰色预测模型对未来趋势展开预测。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质量存在较强的耦合互动关系，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逐年提升，且呈现出显著正向空间相关；目前大部分省区处于拮抗发展阶段，尚未实现数字经济与就业质量的协调发展。未来应加快推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质量“同频共振”,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策略，补齐地区发展短板，强化区域合作，尽快实现数字经济与就业质量在更高水平上的共生发展。     

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分析

制造业发展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决定因素。文章采用2004—2016年长三角的面板数据,构建综合生态环境指标,测度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态环境效应,运用分位数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联系。研究表明:(1)长三角的生态环境质量在波动发展中呈现向好趋势;(2)长三角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生态环境改善作用显著;(3)长三角区域创新发展水平的提高与金融支持力度的增加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并不显著,但长三角区域贸易开放程度的提升对区域环境质量改善起到显著促进作用。     

区域高质量发展测度与创新驱动效应的耦合检验

本文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高质量发展区域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并对不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收敛趋势检验.为进一步明确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使用耦合模型分析了地区创新能力与高质量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使用条件收敛模型检验了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机制.研究发现,2000—2017年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到平稳提升,但存在"东高西低"阶梯状的地区差异,除东北地区外,高质量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向高水平地区收敛的趋势明显,收敛存在约束性条件.2000—2017年中国创新能力及其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发展程度稳步提升,但在不同地区创新的驱动效应存在异质性.     

区域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及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区域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对2009—2014年全国31个省市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创新子系统的创新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进行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企业创新发展水平呈稳定的上升趋势,高校和科研机构则呈现波动上升和缓慢增长的趋势,并且一直滞后于企业。(2)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但空间分异显著,东部沿海和长江沿岸地区处于高度耦合协调状态,东北和中部地区处于中度耦合协调状态,而西部地区则徘徊不前。(3)政府扶持程度、产学研联系强度、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企业规模、国有企业比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市场发展水平与区域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具有较高的关联度,但对各区域的影响程度不同。     

贫困地区公共政策、农业发展与减贫的耦合协调分析——基于贵州、云南、安徽三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探讨了存在于贫困地区的"公共政策、农业发展与减贫效应"复合减贫系统,从理论层面阐明了公共政策、农业发展与减贫效应三者间的内在作用机理,构建了减贫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2005—2014年的数据测算了贵州、云南和安徽三省减贫系统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和综合发展值。研究表明,贫困地区"公共政策—农业发展—减贫效应"复合减贫系统基本形成,并逐渐呈现高度协调发展态势;复合减贫系统实现协调发展过程中存在显著的时序和空间差异性,各省协调度的变化演进趋势并不完全一致,且其实现高度协调的时间点也各不相同;公共政策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减贫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大小,农业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对该耦合协调度具有良好的表征作用。     

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研究

数字服务已经广泛且深刻地融入传统制造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本文基于2005—201 8年42个经济体1 7个制造业行业数据,就经济体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其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展开经验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可通过“配置效应”“研发创新效应”和“低技能劳动要素替代效应”显著促进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并且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分样本回归可得,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提升制造业行业专业服务化、通信服务化和金融服务化水平均有促进作用;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低收入国家的数字服务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制造业行业所处价值链位置越高,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该行业服务化水平的促进作用越大。     

中国区域经济“二重开放”与制造业区域集聚

一国内部区域经济的开放属于某种"二重"开放--区际开放和国际开放.以中国区域经济开放的"二重"性特征为前提条件,分三个层面实证考察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中的区际开放和国际开放因素:一般层面的"二重开放"与制造业区域集聚之间的关联性;省际层面的制造业集聚诸因素中的"二重开放"因素;时间与地域有别层面的"二重开放"集聚效应差异.借助成熟模型进行的数据分析表明.在这三个层面, "二重开放"的制造业集聚效应均明显可鉴.研究还显示,入世前,国际开放的制造业集聚效应大于区际开放;入世后,区际开放的制造业集聚效应超过了国际开放.国际开放与区际开放对制造业集聚影响力度的改变,与中国区域经济"二重开放"路径模式相吻合.     

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基于新发展理念的视角

文章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对中国31个省份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研究,描述了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及其动态趋势。通过采用空间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收敛特征进行验证,反映了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不平衡且空间相关的问题,得出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收敛效应显著的基本结论,提出应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加强绿色协调共享发展的科学谋划和提高开放与创新成效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新发展理念下的空间格局优化与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依据或参考的研究目的。     

山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创新绩效的耦合协调分析

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十四五”规划将科技创新作为首要任务之一。山西省将“转型出雏形”的战略目标写入“十四五”规划,探索改革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此,研究山西省经济高质量和科技创新绩效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针对二者耦合协调存在的问题,提出要着力提高山西省科技创新绩效、强化各地级市空间邻接效应、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高整体对外开放水平。     

我国制造业与物流业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研究

文章从系统科学的视角构建了我国制造业与物流业协调发展结构,运用变异系数法计算了制造业综合发展水平和物流业综合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测算了我国制造业与物流业系统的协调水平。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与物流业综合发展水平较低且不均衡;制造业与物流业系统处于低水平协调状态,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中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进一步研究表明制造业与物流业系统协调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这一结论对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陕西省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水平测度与产业融合研究

基于高质量发展阶段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诉求，在双循环战略背景下探究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及区域差异。选取31个省级单位2010—2020年343期面板数据，建立6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通过KMO和巴特利球形检验，提取4个主因子，分析陕西文旅产业竞争力水平。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得到指标权重，并计算得到各地区文化与旅游产业各自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和全国平均得分，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31个省的耦合协调度。研究发现：陕西产业与贸易环境、旅游生态环境增长速度优于人居环境和经济生活水平；文化产业、旅游产业11年间各地区发展水平均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陕西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三；全国旅游产业总体发展水平稍领先于文化产业，但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快于旅游产业，总体耦合协调水平未有明显阶段性跨越；华中、华东、西北地区文化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水平领先全国，而华南、东北地区没有明显地实现融合与协调发展，陕西文旅融合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