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规则对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基于TAPED数据库对2000—2014年中国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条款深度进行横向测度，并利用UIBE全球价值链数据库系统检验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行业层面的特征变量后，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深度一体化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指数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细分参与度后发现，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深度一体化能够提高全球价值链的透明度，促进价值链关联，强化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弱化其后向参与度；细分行业后发现，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深度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助推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嵌入与重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进逻辑

全球价值链(GVC)是国际分工合作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其源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相互契合。随着内在动力和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参与GVC分工合作的各经济主体随即开始调整经济行为,其结果表现为GVC的解构和重构。本文从多个视角对GVC重构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GVC分工演进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1)GVC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柱和中枢神经系统,三大区域价值链逐渐形成并稳固;(2)超大规模市场提升了中国对GVC的影响,且技术进步推动中国逐渐向GVC中高端环节攀升;(3)GVC重构源于技术进步、经济特征以及政治环境三方面的动因;(4)GVC重构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三大趋势会对中国各方面产生现实挑战。     

参与全球价值链会拉大收入差距吗——基于各国后向参与度分析的视角

本文基于WIOD投入产出表及社会经济统计账户表中的数据,分别测算了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国内工资收入差距水平,以此研究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本国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在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之间,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本国收入差距的关系。结果表明:各国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与本国高低技术工人工资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即各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合作有助于缩小本国国内的收入差距,且这一负向关系并不随着出口产品类别的不同或出口国家发展程度的差异而有所改变。此外,在产品类别上,相较最终产品而言,各国中间产品后向参与度的提高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大;在不同国家间,发达国家最终产品后向参与度的提升带来的影响更大,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负向关系则更明显地体现在中间产品的后向参与度上。     

中美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与地位分析——兼论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以生产过程分节化和中间品贸易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时代,制造业正在成为一些大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争夺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的角力场。本文对2000-2014年中美两国制造业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程度及分工地位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参与GVC分工地位指数总体小于美国同期值,美国制造业在GVC分工中处于相对上游环节,这与中国制造业后向参与GVC分工程度较高相一致。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具竞争优势,中美贸易摩擦对双方GVC分工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需加快受制产业的自主创新步伐,积极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重点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参与全球价值链拉大了收入差距吗——基于跨国跨行业的面板分析

随着衡量全球价值链方法的不断改进和更新,全球价值链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再次引起关注。本文利用OECD-Ti VA提供的数据,系统描述了1995-2011年56个国家18个行业的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指数,并以此来重新考察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本国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工资差距的影响。基于OLS、截面、面板和GMM的回归皆发现,相对于技术进步,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是显著影响工资差距的主要因素,且参与度越高、参与位置越是处于下游,其工资差距越大。在控制了工资差距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价值链参与度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更大。子样本回归进一步揭示,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的影响大于发达国家,对制造业的影响大于服务业;而价值链位置指数对制造业工资差距的影响为负,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为正。     

参与全球价值链拉大了收入差距吗——基于跨国跨行业的面板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随着衡量全球价值链方法的不断改进和更新,全球价值链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再次引起关注。本文利用OECD-Ti VA提供的数据,系统描述了1995-2011年56个国家18个行业的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指数,并以此来重新考察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本国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工资差距的影响。基于OLS、截面、面板和GMM的回归皆发现,相对于技术进步,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是显著影响工资差距的主要因素,且参与度越高、参与位置越是处于下游,其工资差距越大。在控制了工资差距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价值链参与度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更大。子样本回归进一步揭示,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的影响大于发达国家,对制造业的影响大于服务业;而价值链位置指数对制造业工资差距的影响为负,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为正。     

自由贸易协定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FTA深度作用的考察

价值链分工模式不仅重塑了世界贸易新格局,也对传统贸易规则提出了严峻挑战,签署FTA成为各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并追求更高水平贸易规则的主要途径。本文考察深度FTA对各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根据WIOD最新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41个国家(地区) 2005—2014年的GVC参与程度、GVC参与长度及GVC位置指数,对总体样本、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分别进行回归,并重点考察FTA深度条款的具体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一国签署的FTA数量对其全球价值链嵌入没有影响,而FTA深度能够有效促进一国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并提升价值链上游度水平,此效应对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具体条款方面,服务贸易与知识产权条款是保障一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关键因素。     

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下的生产率效应——基于WIOD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09年跨国制造行业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2SLS)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后向参与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整体上,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都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前向参与产生的促进作用略大;融入高收入发达经济体生产网络的生产率效应相对较大;相较于低生产率制造行业,高生产率制造行业通过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能获得更高的生产率效应;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的生产率效应均能通过"技术效应"与"资源再配置效应"而实现;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都有利于促进资本的有效配置,但不同经济体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效应存在差异,即高收入发达经济体通过前向参与促进高技能劳动力配置效率提升,中低收入经济体则不存在高技能劳动力配置效应。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分工地位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以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研究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而抑制了其后向参与,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大于发达国家;不同服务部门的开放具有异质性影响,其中零售、电信、金融和专业服务部门的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而运输服务部门自由化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本文为中国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助力制造业利用国内外优质服务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价值链跃升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制造成本视角下中间品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研究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迅速发展，中间品通过复杂的供应商网络和管理模式融入全球价值链，成为跨国公司价值链投资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基于TiVA数据库的数据，探讨不同制造成本对价值链参与度和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国家，其中间品质量改进会降低其价值链参与度，提升价值链地位；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国家，其中间品质量改进则会提升价值链参与度，降低其价值链地位。研究结果对于提高我国中间品质量，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基于研究结果，应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生产技术和创新能力，重视高技能劳动力的培养，加快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型升级。     

全球价值链、生产性服务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针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 GVC )中的竞争力现状,本文提出GVC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作用机理：通过加大生产性服务对中国制造业的中间投入,使产业结构不断向“软化”趋势调整,改变之前对加工装配等低端环节的路径依赖,向GVC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从而提高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地位。分工地位提高后,通过对战略环节和资源的控制而获得更多的分工利益,最终达到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国际产品内分工对中国工业行业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经济全球化及国际分工深化与环境问题密切相关。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对中国工业行业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并采用基于DEA技术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对此开展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以中间品进口和中间品出口两种方式参与GVC分工都会对行业环境技术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证明了中国进出口贸易高速增长及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是促进国内工业转型升级和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这种正向影响主要源于对技术效率的改进,而不是对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推动。GVC分工地位对环境效率的提升具有调节作用,处于GVC高端环节的行业将获得更大的环境技术效率提升。     

中国制造业、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价值增值获取能力研究:基于“地位-参与度-显性比较优势”视角

本文借鉴Koopman等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参与度指数以及基于国内增加值测算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从"地位-参与度-显性比较优势"视角,运用WTO和OECD联合发布的Ti VA统计数据,对比分析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发展形势与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参与度指数均存在一定联系,但正向关系并不显著;一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若有较大的前向参与度与相对较小的后向参与度,则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往往较高;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处于中游至下游的国家,普遍具有较高的后向参与度或是较低的前向参与度;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总体还处于中下游位置,中国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细分行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参与度指数与贸易规模并没有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等。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与中国的竞争力研究

本文借鉴Timmer等提出的GVC收入及核算框架,测算分析了全球制造业产品增加值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各部门的分布情况,以及各国基于GVC收入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判断中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力及分工地位。结果显示:中国参与制造业GVC分工获得的增加值收入居世界第一,但与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产品GVC收入中,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贡献较小,中国仍然位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不过从发展趋势看,中国在制造业GVC分工中的地位有一定提高;中国在纺织品、皮革与鞋类,电子、电器与光学设备与机械设备的GVC分工中具有比较优势,在交通运输设备的GVC分工中比较优势有较大提升,在木材、纸制品、印刷与出版与化学品与非金属矿产品的GVC分工中比较劣势最明显。人力资源禀赋、贸易开放度和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中国在制造业GVC中竞争力提高的重要驱动因素。     

数字化能力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数据和企业数据的分析

正确把握数字化能力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关系，有助于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更有助于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数字化能力指标，并探究数字化能力对国家-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发现：(1)数字化能力的提高能显著促进国家-行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且在考虑行业数字技术依赖程度后，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2)数字化能力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且港澳台企业和数字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更高。因此，我国要抓住数字化变革的机遇，重视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并基于企业特性和行业特征出台针对性的政策，鼓励制造企业以更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价值链。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研究——基于制造业动态面板的系统GMM实证分析

我国制造业能否通过OFDI有效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是当前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前沿课题。本文在测度我国制造业行业GVC分工地位的基础上,运用1995年~2010年14个制造业动态面板数据,实证考察OFDI对我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这种积极影响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表现大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与此同时,OFDI的价值链地位提升效应还要受到行业资本强度、所有制性质等因素的影响。     

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城市多中心结构视角

本文结合LandScan人口分布数据库和县域人均GDP数据,综合考虑城市内部区域经济活动和人口密度构建了衡量城市多中心化水平的综合指标,并实证检验城市内部多中心结构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GVC)升级。研究发现:城市内部多中心结构有助于提升企业GVC地位。机制分析表明,多中心结构主要通过效率提升路径助力企业GVC升级,具体来看,多中心结构提升了劳动力配置效率、国内中间品效率以及技术溢出效率。此外,均衡的多中心分布、主中心与次中心的邻近、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要素流动水平的提升均有助于强化城市多中心结构对企业GVC地位的提升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城市发展实践中依托城市空间布局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基于Koopman的地位指数和Fally的长度指数分析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商品和服务生产的组织形式,出现了一系列的"全球化产业",汽车产业就是其中的代表。本文以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增加值贸易核算法为基础,基于WIOD数据库提供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通过GVC地位指数和长度指数对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汽车产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逐年加深,汽车产业各环节的联系不断加强,产业分工不断细化;GVC地位指数有所提升,但世界排名变化不大,与排名靠前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与技能溢价

以往的文献缺乏对全球价值链、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与技能溢价三者之间因果机制的深入研究.基于此,文章首先建立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工资不平等的理论模型,以中国服务业为研究对象,运用VAR和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实证研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技能溢价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后,主要通过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中介作用来拉大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差距(技能溢价).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高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技能溢价的促进作用最大,中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其次,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最小.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行业出口与技术双重异质特征视角的实证研究

利用TiVA数据库和中国制造行业匹配数据,从行业出口异质和技术异质视角出发,测算并分析中国制造行业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和行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数变化,检验了GVC分工地位对不同行业TFP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高对行业整体TFP具有促进作用;在出口型行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该作用更强且更显著;但在非出口型行业和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中,GVC地位提升对TFP的正向影响并不明显;具有出口导向的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GVC分工地位提升是促进中国制造业TFP提高的主导力量。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利用GVC国际分工地位变动促进中国制造行业TFP提升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