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沿海地区“三生”功能空间演化及生态效应

江苏沿海地区正在承受高质量发展和资源约束的双重压力,综合测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分析“三生”功能空间演化的生态效应,能够为空间优化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2000—2020年,江苏沿海地区生产空间减少1 921.41 km²,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分别增加1 468.60 km²和452.81 km²。(2)2000—2020年,连云港、盐城两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增加1.02×10⁹元和4.33×10⁹元,南通市减少1.39×10⁹元,同期3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变化值分别为0.008 8、0.006 1和-0.011 3。(3)2000—2020年,连云港和盐城“三生”功能空间转移的生态正效应大于负效应,南通则相反。生产空间转为生态空间是生态环境改善的驱动因素,生产空间转为生活空间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江苏沿海地区在后续规划中应根据生态效应的驱动因素,适当调整“三生”功能空间,推动该地区高质量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湖北省“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冲突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即“三生”空间）冲突定量研究能够为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提供理论支撑。基于1990、2000、2010和2020年四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采用转移矩阵和空间冲突综合指数模型，对湖北省“三生”空间冲突演化特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采用GWR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三生”空间冲突演化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显示：(1)湖北省“三生”空间分布格局整体上保持一致，其结构呈现出生产空间减少、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增加的趋势，以农业生产空间减少、工业生产空间和城镇生活空间增加最为显著。(2)研究期内湖北省“三生”空间平均冲突水平由0.63上升到0.67，且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较弱及弱空间冲突占主体地位，较强和强空间冲突增加最为显著，集聚程度不断提高，由点状零星分布发展到面状集聚分布，表明局部地区人类干扰活动持续增强。(3)土地利用强度、坡度、距地市中心距离、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和高程是湖北省“三生”空间冲突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其影响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且不同地貌类型区各因子交互作用增强效应差异显著。未来湖北省应在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基础上，结合“三生”...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旅游适应性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

文章从“三生”空间视角构建了传统村落旅游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以张谷英村为研究对象,测算了其旅游适应性水平,为传统村落旅游适应性研究提供了一个量化视角。结果显示：(1)“三生”空间旅游适应性反映土地利用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面对旅游开发的适应特征和适应程度,具体表现在空间功能旅游化、空间营建有序化和空间属性提质化三个方面。(2)3个子系统中,适应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生态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除生产空间为一般适应,其余均为比较适应;子系统间得分差异较小,表明3类空间的旅游适应能力较均衡。(3)各空间类型对3类要素的适应程度上表现出内部差异,空间功能层面,生态空间景观功能发挥不足,生产空间旅游经济结构单一;在空间营建层面上,生活空间住宅建设无序、公共空间不足,生产空间耕地利用率低;空间属性层面总体适应良好,但生产空间在景点开发、环境承载方面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山江海交错带城市群国土三生空间动态变化特征——以广西北部湾城市群为例

“三生功能”视角下的国土空间动态变化特征分析有助于掌握国土空间格局与发展趋势,促进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的城市群国土空间协调均衡利用。文章从数量变化、格局演变和重心转移等方面分析了山江海交错带广西北部湾城市群1995—2019年的国土三生空间（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区三生空间呈“一核两横两纵”分布格局,生活、生产空间沿江沿海分布,并在山间丘陵和平原扩展,山地和河流是主要的生态空间。研究区的空间构成以绿地生态空间和农业生产空间为主,可见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具有提供生态、农业产品和服务的巨大潜力。(2)研究区三生空间冲突表现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城镇生活空间、农村生活空间和工矿生产空间增加,农业生产空间、绿地生态空间减少。(3)研究区的重心转移幅度由大到小依次是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可见1995—2019年研究区的生活空间建设较快,生态空间相对稳定,6个地级市之间的生活、生产重心呈现吸引靠拢的趋势,说明广西北部湾城市群联合发展与国土空间布局具有相关性。     

旅游地文化空间及其演化机理

旅游活动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旅游地本质上是为旅游者提供一个文化空间。从旅游地文化的空间研究转向空间的文化研究,并厘清旅游地文化空间的内涵及其演化机理,寻求旅游地的文化发展规律,有助于解决旅游规划与开发中"造文化、造景观"的困境。基于空间生产和景观生态学原理,以及旅游地文化空间的活态性,旅游地文化空间的时间和功能演化是由原居民的生产与生活空间演变为服务于旅游发展的生产与生活空间的过程。旅游地文化空间在形态上,则表现为文化节点、文化轴线、文化场、文化域面等基本空间形态的形成与演化。文化场作为最为重要的空间形态,它是旅游地进行生产、生活与服务的真实场景,体现了人与旅游景观的社会文化关系。     

武夷山市旅游发展与景观格局演变的联动关系

以典型的旅游驱动型城市武夷山市为研究区，基于景观破碎指数、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景观连通度等方法，分析了旅游发展与景观格局演变之间的联动关系。结果表明：(1)2000—2020年，武夷山市人工表面大面积扩张，城市景观破碎度指数增加而自然景观破碎度指数降低。(2)核心区、边缘区和空隙面积显著减少，桥接区面积增加，重要程度较高的核心区集中在武夷山市的西北部。(3)景观格局演变与旅游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时空联动关系。(4)旅游产业发展与城市景观格局演变之间，以城市发展为中介，存在着显著的双向作用过程。旅游发展通过强化城市定位、引导产业用地等方式影响景观格局，同时景观格局变化优化旅游发展环境，二者之间形成联动关系。     

京津冀都市圈“三生”空间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力研究

基于“格局—过程—影响—可持续性”的研究思路,探究了2000—2018年京津冀都市圈内“三生”空间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表明:都市圈内“三生”空间变化显著,各用地类型间发生了复杂的土地利用转移,其复杂性体现在不同时期内地类主要的转化方向和速度不同,以及同一时期不同地点的转化方向不同;都市圈内生产空间减少,生态空间和生活空间增加,生产空间大量转为生活空间是土地利用转移的主要趋势;京津冀都市圈“三生”空间分布呈“双轴一主一副”格局且较为稳定;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效益低下是推动“三生”空间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制约“三生”空间可持续利用的主要问题分别为耕地严重流失和农村生活用地比重过大,应通过基本农田保护、农业技术革新以及土地整治等政策规划和技术的提升优化“三生”空间利用与布局。     

扬州市“三生”空间演化及驱动力研究

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及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等方法,分析扬州市2000年、2010年及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对其国土空间进行“三生”空间划分和功能评分,以此研究其“三生”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力。研究表明：一是扬州市“三生”空间的演化在2000—2010年间速度较快,特征相对明显,在2010—2018年间的演化明显更加碎片化,并且整体演化速度放缓;二是扬州市在合适政策的指导下,城市的生产水平与生态水平均保持良好,生活水平持续上升;三是扬州市城镇发展的核心区域在沿江区域,城镇化的发展趋势非常明显;四是扬州受城镇化影响非常明显;在此期间出现的耕地占用等问题也较为突出。     

滇西北平坝传统村落景观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以云南省祥云县大仓村为例

文章选取典型的平坝传统村落——大仓村,较好保留了传统的空间基质,有助于明晰滇西北地区平坝传统村落的景观格局的时空演变规律及驱动机制。文章以大仓村为研究对象,运用景观格局指数分析方法,选取1976、2000和2020年3个时间节点分析其景观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大仓村的景观格局具有“磁性圈网”和“竖向分层”相互融合的结构特征;(2)在景观格局的演变过程中,自然系统的空间限制和人类系统的择址观念等内生因素奠定了景观格局的基本框架,经济发展的驱动、规划建设等外生变量影响了景观格局的演化方向;(3)内外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稳定—变化—新稳定”的循环过程。     

基于“三生”空间功能协调视角的乡村振兴规划探索——以天津市蓟州区段截庄为例

文章结合“三生”空间功能协调规划，为乡村发展提供科学用地保障，以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研究以天津市段截庄村为研究对象，开展基于“三生”空间协调发展的乡村振兴规划探索，根据所在村庄的影像数据、规划数据和自主调查等相关数据，对不同的空间要素按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种类型进行空间要素功能的识别与分类；然后，基于段截庄乡村空间载体的识别，建立以村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要素为对象的“空间适应性”评价体系；最后从“三生”协调融合的创新角度，提出村庄空间布局优化建议：北部区域，以生态空间为绝对主导；中部区域则以生活空间为主，生态空间为辅进行优化建设；南部区域以生产空间为主，生活空间为辅，并最终总结出其对乡村振兴的启发与思考。     

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城市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发展

文章通过构建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11—2020年大运河文化带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市域的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度和空间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来看,文化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各城市文化发展不平衡;生态发展水平普遍偏低,各城市生态发展水平差异较小;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地区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2)从耦合协调度来看,2011—2020年大运河文化带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发展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但协调度水平偏低,多数城市处于中度失调或严重失调。(3)从空间相关分析来看,全局方面,大运河文化带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度具有空间正相关关系,即各城市之间呈空间集聚性,且集聚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局部上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格局。     

国家限制开发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优化——以湖北省五峰县为例

结合空间利用的效率观、质量观和融合观等相关理论,在科学界定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涵义的基础上,根据五峰县的具体情况,基于NPP的生态空间评估模型构建了"三生"空间区划的指标体系,运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和数理统计等现代技术方法,定量划定"三生"的空间范围。通过实地调研,结合各乡镇的发展规划体系,以村为单位对定量区划方案进行修正,最终形成了五峰县"三生"空间的划分方案。由于空间的稀缺性和五峰县"三生"空间发展面临的系列难题,加之国家对限制开发区"三生"空间优化的明确导向,拟构建合理的"三生"空间法律保障体系,健全生态考核机制;明确生态补偿规则,搭建生态补偿政策平台;同时以耕地红线、城乡规划线、生态红线为约束,旨在建设五峰县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从而实现其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最优发展。     

喀斯特山区国土空间类型划分及其变化特征研究

文章以环江县为案例研究区,通过对其国土空间类型划分和相关定量模型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环江县的国土空间在不同乡镇、海拔、坡度的分布格局下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特征,总体特征为生态空间包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零星分布于生产空间之间的交错内嵌格局。(2)城镇生活空间、乡村生活空间、水被生态空间和农业生产空间的分布,随着坡度的增加呈现反向递减的规律,而绿被生态空间则呈现依次递增的趋势。(3)1990—2015年,环江县的国土空间变化态势明显,近十多年的变化比2000年前的变化更为剧烈。(4)分乡镇进行国土空间动态度测算,发现思恩镇、洛阳镇、东兴镇、川山镇的动态度值比其他乡镇值高,均大于1.5以上,说明这几个乡镇近26年来国土空间开发强度较大。     

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其时空分异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乡村区域为研究案例,构建包括生产空间子系统、生活空间子系统、生态空间子系统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对31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1)整体上,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布呈现从集聚到松散的态势,空间依赖性不明显;2000年以来,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成效显著,其质量测评在空间演变上呈现东南部相对下降、西北部逐渐上升的趋势。(2)从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内部来看,生产空间子系统发展水平总体上升,子系统得分为一般及以上级别的地区其空间分布的重心已从南部转向西部;生活空间子系统发展水平总体稳步上升,呈现由南高北低向分散式发展的空间转变;生态空间子系统得分增长率较低且多为负向增长,时间尺度上呈正U型发展态势,空间上保持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3)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质量的时空分异与国家政策导向、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具有深层的关联性。从经济发展水平、农户主体行为、生态环境建设视角提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议,旨在构建美丽宜居乡村。     

儒家思想视角下传统宗族聚落空间营造及其现代启示——以湖南省岳阳市张谷英村为例

文章以儒家思想为主线,以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湖南省岳阳市张谷英村为落脚点,从聚落生产、生活空间和宗族文化出发,分析传统村落空间布局,梳理建筑、景观、细部构造有机融合的聚落空间秩序,得到如下启示：(1)生态主义规划是美丽乡村风貌的基石,是村民生产、生活的前提和保障。(2)以儒家思想为设计理念的建筑和景观空间秩序有助于有限建筑空间的合理划分,有助于不同空间功能的有机组合,有助于聚落资源分配。(3)细部构造是建筑环境中的精髓,体现匠人精神,具有故事性、教育性,是空间使用者和空间的纽带。(4)应该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所派生的空间规划思想,在继承中发展优秀的空间设计与规划理念,营造展现传统文化、具有思想内涵的以人为本的聚落空间。     

旅游经济增长因素的空间计量研究

文章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模型,并运用2000—2009年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空间效应的影响下,我国旅游经济增长具有空间依赖性,其中2000—2008年出现正的空间溢出效应,2009年出现负的空间溢出效应;旅游业发达省份旅游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欠发达省份,低增长和高增长省份在空间上聚集。旅游接待设施数量的增加、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旅游景区数量的增长对旅游经济的增长作用不显著;而交通里程的增长对旅游经济的增长具有反向作用。     

气候变化背景下乡村聚落生态韧性评价与空间分异研究

乡村聚落生态韧性定量评估研究对培育生态系统适应能力、揭示乡村可持续发展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气候调节性能是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重要表征,论文在传统生态韧性评估框架中加入气候调节评估板块,构建“生态系统基底—生态系统压力—生态廊道功能—生态系统潜力”生态韧性评估框架。以献县乡村聚落为例,探讨献县2009—2020年乡村聚落生态韧性时空演化特征,进一步提出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的生态韧性优化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2020年研究区内乡村聚落生态韧性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生态韧性低值区分布于乡村聚落周边地区与主要交通线路沿线地区,空间依赖性显著。（2）2009—2020年,研究区生态韧性水平持续下降,在此过程中生态韧性受损最严重的片区呈现出产业结构变化频繁、土地利用演化加速、交通线路密集复杂与生态斑块分散破碎的特征。（3）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应从供需两侧统筹生态空间与开发空间,并依据生态植被的年龄、规模与类别多元化设定保护措施。     

多规合一背景下村域三生空间划定与实证研究

三生空间是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重要基础,是村域农业粮食生产、生态景观保护、村庄发展建设的关键。文章围绕产业融合、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通过科学界定村域三生空间内涵,基于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的分类体系和框架,依据三线作为限定界线,在实例村构建了村域空间规划体系。结果表明:杨树村三生空间总体融合程度好,毗邻状态佳,以耕地为主的生产空间面积为445.61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62.74%,以林地为主的生态空间面积为142.91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20.12%,以居民点为主的生活空间面积为121.72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17.14%;确定杨树村的村庄发展模式为集聚提升类,适宜多层次多结构的乡村现代化发展路径。     

旅游型传统村落居民点空间重构与乡村振兴——以雪峰山崇木凼村为例

居民点的空间重构优化助益于乡村转型发展与空间有机更新，是推进传统村落活化传承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以旅游型传统村落崇木凼村为案例，以系统论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景观基因分析、遥感解译与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精准识别居民点内外系统空间重构演变特征，深刻探讨空间重构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景观基因与民居建筑组成崇木凼居民点空间重构的主要内容，景观基因表现为轻微变化但相融于本土的协调特征，新旧景观和谐共生、传统风貌动态延续；民居建筑表现为整体层面上聚居形态特征明显、建筑功能由单一向复合演变，局部层面上空间有序拓展。(2)崇木凼村外部系统对居民点起引导和约束作用，呈现出近路性、中心性和亲水性特征，即距离道路、基础设施和水域越近居民点越密集。(3)在外部环境驱动和内部要素响应下，崇木凼村以“文化延续—空间有序—物质更新”三维重构路径，推动村落居民点空间要素重塑、空间格局优化和空间组织营建，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空间、物质基础，进而赋能乡村振兴实践。     

基于PSR模型的生态宜居城市建设指标与评价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近年来,全国各大城市号召建立生态宜居城市,并以生态宜居城市作为理想的可持续发展模式。首先,界定生态宜居城市内涵,提出生态宜居城市发展的四个目标：营造舒适平等环境、坚持问题导向、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次,从“三生”空间视角出发,构建了包括生产水平、生活质量以及生态环境三个准则层的生态宜居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再次,利用熵值法计算了各指标层的具体权重并计算了生态宜居综合指数,选取四个中心城市与西安市进行空间对比以及水平时间演变分析,并基于PSR模型对西安市2012—2019年的城市生态宜居性进行了评价。最后,分析西安市生态宜居城市建设评价结果并提出几点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