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避税、融资成本与资金配置效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的检验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利用2004~2013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避税在总体上会提高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降低股权融资成本。但受公司治理水平影响,上述机制对不同企业效果不同。进一步研究发现,避税在影响融资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的资金配置效率。随着避税程度的提升,等额融资成本对企业价值的损害也会增加。因此,避税虽可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通过避税降低融资成本无法提升企业价值。     

金字塔控制、高管政治晋升与地方国企避税行为

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问题近年来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以2008-2015年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考察了金字塔控制模式和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避税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字塔层级的增加会提高地方国企的税收激进水平,揭示金字塔结构蕴含了阻隔政府干预的治理功效;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不但抑制了企业的激进避税行为,还会弱化金字塔层级对激进避税的正向影响,表明政治晋升锦标赛对企业经营效率发挥了潜在的负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金字塔层级与税收激进性的关系在市场竞争环境下更为显著,而当地财政压力的增加不但会遏制金字塔结构对避税行为的促进作用,还会使具有较强政治晋升预期的高管在避税决策上更趋保守.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当前正在推进的深化地方国企改革等政策实践提供了经验启示.     

家乡效应与企业避税

中国是一个乡土情怀特别浓厚的国家.家乡情节不可避免地对企业高管的决策和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公司的决策和行为.本文以2008-2017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董事长的家乡效应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董事长的家乡效应抑制了企业避税程度,原因在于家乡效应缓解了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并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     

社会性负担、融资约束与公司现金持有——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10年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公司现金持有的视角,考察企业承担的社会性负担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承担的社会性负担越高,企业现金持有比例越低,这种影响在非政治关联的企业和失业率较高的地区里更为显著。对社会性负担降低企业现金持有的机理和具体机制的分析验证了社会性负担能够降低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社会性负担越高的公司,能够获得越多的政府补助;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能够提高企业银行贷款能力,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但进一步分析发现,承担较高社会性负担的民营企业在加强资本投资的同时,投资-业绩敏感性下降,即在获得融资便利之后进行的更多是无效投资。由此得出社会性负担扭曲了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影响了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激励机制,导致了资源配置低效率的结论。     

商业信用影响企业避税行为吗

文章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商业信用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越多,避税程度越低;商业信用供给越多,避税程度越高。这一结论在通过替换变量、工具变量检验以及Heckman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在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内,商业信用融资削弱企业避税的作用相对较弱,而商业信用供给加剧企业避税的作用则相对较强;在市场监督严格的环境内,商业信用融资削弱企业避税与商业信用供给加剧企业避税的作用均相对较弱。研究结论解释了商业信用与企业避税间的内在联系及影响机制,为企业合理使用商业信用工具与税务部门强化企业避税监管提供参考。     

金融发展、投资效率与公司业绩

本文基于1999-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投资行为和业绩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相对于政治关联的企业,金融发展改善融资约束之功效在非政治关联企业中更为显著。我们对事后企业绩效增长的考察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公司业绩增长对投资规模的依赖,其作用机制在于融资约束的缓解和代理成本的降低均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以上实证结果为金融发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微观证据。     

企业避税与股价异动风险的相关性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税收规避行为背后可能隐藏的动机以及带来的代理成本,系统研究了企业避税程度与股价异动之间的相关性。以2003-2010年我国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税收规避程度越高的企业,其股价发生"暴跌"的概率越高,而与股价发生"暴涨"的概率不存在统计上显著关系。并且,企业避税程度与股价暴跌的正相关关系主要体现在公司透明度较低的公司组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管理者可能假借为股东节税之名,为其利益侵占行为提供掩护,从而损害股东的利益。     

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与社保基金征缴收入

社保基金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各界长期关注的热点。本文基于所得税征管体制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构建断点回归模型实证评估了税收征管对社保基金收入的影响及潜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改革对社保基金收入产生了显著和稳健的挤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税收征管改革通过“税费替代效应”和“缴费基数效应”降低企业的税收规避和社保缴费基数,从而挤出社保缴费。在社保部门征收和税务部门非全责征收地区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高的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这种挤出效应更明显。本文发现对于理解税收征管改革的外溢效应以及优化税费征管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应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保由税务部门全责征收,及时关注改革进程中企业现金流和融资约束的变化及影响,为政策落地和提质增效提供基础保障。     

CFO兼任董事能抑制企业极端避税行为吗?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CFO兼任董事对企业极端激进和极端保守避税行为的影响,并以2009～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分位数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避税极端保守时,CFO兼任董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避税程度;当企业避税极端激进时,CFO兼任董事并没有显著降低企业避税程度。进一步检验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发现:当企业纳税信用评级较高时,CFO兼任董事同时抑制了企业极端激进和极端保守的避税行为;当地区税收征管力度较强时,CFO兼任董事能够显著地抑制企业极端激进避税行为;当股权集中度较高时,CFO兼任董事同时对企业极端激进和极端保守避税行为发挥了治理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CFO兼任董事能够对企业极端避税行为发挥财务咨询和监督作用,一定的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加强能够促进CFO兼任董事治理作用的发挥。     

资本市场开放能抑制企业避税吗——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开放作为我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深刻改变了中国资本市场交易者结构特征,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自利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基于沪港通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能显著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市场开放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抑制高管避税寻租动机,而且有助于改善公司信息质量、增加避税成本,从而降低企业避税水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一影响对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可以作为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促进企业规范自身行为,提高税收征管效率。这为后续进一步深化金融领域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     

政府环保处罚促进制造业企业环保投资了吗

本文实证考察了地方政府环保处罚对制造业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环保处罚可促使企业加大环保投资。这一结论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混淆因素、随机因素干扰及其他可能的替代性解释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正向影响可持续两年。对可能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环保处罚主要通过信息传递机制促使企业加大环保投资。基于社会/环境责任评价与企业再融资的经验数据分析发现,环保处罚负向影响企业社会/环境责任评价,不利于企业获得融资以从事环保投资。截面异质性研究表明,上述结论主要体现在重污染企业或公众环保意识较高地区的企业,并不因企业议价能力产生显著差异。     

社保费负担、创新挤出与企业生产率——基于社保费征管体制改革的研究

税务部门全责征收社保费,有助于社保费征缴体系的规范,但社保征缴力度的加强增加了企业税费负担,挤出了企业创新投入,不利于生产率的提升。2019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行税务部门全责征收社保费,但自2000年起,广东、浙江、福建等六个省份已陆续完成税务全责征收试点。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税务全责征收社保费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改革显著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政策实施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降低16%。进一步检验税务全责征收模式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发现,改革增加了企业的社保费负担,缩减了企业现金流,加深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从而挤出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导致企业研发投入和申请专利数量显著下降。本文结论表明,在推行税务全责征收社保费、规范社保征收体系的同时,应考虑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缓释改革对企业生产带来的阵痛,为企业纾困解难。     

融资约束限制中国企业出口参与吗?

中国贸易增长模式的转变有赖于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而企业的出口参与行为取决于异质性。本文基于新新贸易理论,运用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数据,使用probit模型重点考察了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对中国企业出口可能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源融资约束是限制企业出口参与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本文发现企业出口参与对外源融资约束的依赖程度因所有制不同存在差异。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外源融资约束对出口参与的影响不显著;而民营企业外源融资约束对其出口参与起到显著的作用。另外,区分出口企业类型的检验结果显示,外源融资约束限制了企业的初始出口,而对于保持出口商地位的作用并不明显。     

供应链金融能否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现有关于供应链金融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其金融属性与供应链属性的有机统一,同时也缺少对核心企业这一关键参与方的关注,特别是供应链金融与核心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为此,文章基于2010-2017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实证研究供应链金融对核心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基于融资效应假说和关系效应假说验证其内在作用机理,同时还检验了不同的供应链金融开展方向和供应链金融能力对创新提升的差异影响,以及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后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能够显著提升核心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同时面向上下游企业开展双向供应链金融和具有高供应链金融能力的公司,供应链金融的创新提升效应更强.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对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在高融资约束组和低供应链关系组中更显著,而在低融资约束组和高供应链关系组中不显著.这支持了供应链金融激发创新的融资效应假说和关系效应假说.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有利于创新产出的产品市场竞争力提升和企业价值增殖,同时也能提高供应链绩效.文章拓展了供应链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边界,也丰富了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为供应链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和思路.     

融券卖空机制与上市公司成长性

本文从企业成长性的角度出发,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融券卖空机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成为融券卖空标的后企业的成长性显著下降;对于非国有企业、现金持有量较少的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卖空的不利影响更为显著.在排除了该负效应是由其他资本市场机制造成的解释后,发现其他资本市场机制越强,越能缓解卖空对企业成长性的抑制效应.此外,从融资—投资—成长性的逻辑链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后发现,卖空机制使得权益融资成本降低但不显著,而债务融资成本会显著提高,且债务融资成本提高造成了企业研发投入减少,从而对标的企业的成长性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企业逆向跨境交叉上市符合约束假说吗

将跨境交叉上市视为有益于促进公司治理改善、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的重要外部机制的观点是约束假说的核心内容,然而这一假说是否成立还有赖于跨境交叉上市所带来的市场和制度环境的变化。本文基于资本投资效率的视角,利用H股回归国内A股公司作为样本,对约束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无论是从横向上对交叉上市和非交叉上市进行考察,还是从时间纵向上对交叉上市前后进行检验,均没有发现交叉上市行为对资本投资效率有显著提升的证据,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企业由境外市场回归国内A股市场的交叉上市行为并没有使公司治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与约束假说不符。造成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境外上市企业回归国内证券市场交叉上市存在类似国内上市公司同样的融资饥渴症,将追求廉价资本作为首要目的,并没有将改善公司治理作为主要目标。此外,本文的结论也为规避假说提供了一定的证据。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资本投资

在尚处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政府在资源分配中具有很大的话语权,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系会对企业投资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文章研究发现.政治关系使企业拥有更多的外部融资便利,可以降低对内部资金的依赖而降低融资约束,并减少与政府的协调成本,从而提高投资效率,降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制度环境作为外部治理机制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政治关系对企业投资的作用不受制度环境差异的影响;企业与地方政府关系对企业投资的作用要强于与非地方政府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的政治关系和制度环境主要影响的是由于融资约束而导致的投资效率问题.     

社会地位会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吗?——来自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企业的社会性对经济性行为影响的视角研究社会地位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以2009—2018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社会地位越高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小。将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企业高管的金融背景纳入考虑之后,研究发现相比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社会地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效果更为显著;相较于拥有金融关联的企业,没有金融关联的企业提升社会地位更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没有金融关联的企业社会地位缓解融资约束的效果最为显著。这些结论不仅拓展了企业“社会属性”对其“经济性”行为的影响研究,而且能够为民营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提供有益借鉴,尤其是处在市场化程度不高地区,且不存在金融关联的民营企业。     

民营上市公司“出身”、政治关系与债务融资

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作为一种有效的外部履约机制的替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银企关系,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本文以2005～2009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民营上市公司的出身及在企业面临金融危机的条件入手,分析了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系对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关系对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影响更多是体现在直接上市的民营公司上,有政治关系的直接上市的民营公司不仅能获得更多的融资,而且降低了银行对其融资的盈利要求。发生金融危机后,银行对企业融资的资产抵押要求更高,有政治关系的直接上市的民营公司更容易取得银行的支持,获得银行借款。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企业政治关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税收规避——基于内部控制和信息透明度的视角

从企业税收规避的视角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通过Python抓取企业年报文本中“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税收规避的影响及渠道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显著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有效的治理机制来抑制管理层谋求私利的激进避税行为,使管理层权衡避税带来的收益和成本,进而影响公司避税策略。具体来说,相应的内控质量和信息透明度产生了治理机制和信息中介效应,从而降低企业税收规避水平。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避税的抑制作用在国企、制造业以及市场化程度低的情况下更显著。研究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避税等领域的研究,为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相关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