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

本文选取2009-2017年我国沪深A股1305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突破了激励对象仅为公司高管的局限,并根据企业的产权特性进行异质化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高管激励相比,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推...     

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股权激励能否作为一种“实虚平衡”治理机制,通过约束管理层金融化行为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其效果受哪些因素影响、作用渠道是什么?本文采用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综合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发现：(1)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有抑制作用,这种作用与金融化套利动机有关,在限制性股票激励样本、民营企业样本中更显著。(2)股权激励的金融化抑制作用集中于其对长期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通过提升管理层实体业务投资倾向而实现,而代理成本和风险承担的中介作用未获证实;(3)股权激励可缓解金融化的创新挤出效应。应重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功效;提升股权激励方案的适宜性、精准性及实施效率;用好管理层股权激励这一机制或工具,防止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形成“创新挤出”。     

对外担保与企业创新投入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背景下,结合对外担保广泛存在的现状,本文以2008—201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风险转移理论和代理理论,从创新资源和创新意愿两个维度,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对外担保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对外担保显著降低了企业创新投入,该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更为显著。在控制内生性影响后,该作用依然存在。进一步剖析内在作用机理发现,一方面,对外担保通过提高债务融资成本和增强融资约束,迫使企业削减创新投入;另一方面,对外担保还通过提高大股东代理成本和降低股权激励力度,削弱大股东和高管的创新意愿并最终减少企业创新投入。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

科技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如何运用财税政策有效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是当前理论和实践界的研究热点。本文基于2014—2019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这一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排除其他竞争性假说及更换因变量等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扩大投资规模、提升风险承担能力和促进研发人员雇佣激励企业加强研发创新。此外,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在民营企业、高科技行业、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更为明显,且政策实施有助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产出,加强税收征管有利于放大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为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深化现代财税改革及实现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借鉴。     

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基于股权结构的调节效应

创新活动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当企业内部资金不足而又无法低成本融资时,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凸显,这种关系在股权结构不同的企业中是否会表现出差异,这些问题都值得探究。选取2010—2014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引入股权结构作为调节变量,来检测其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具有抑制作用;与国有控股企业相比,非国有控股对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股权集中度对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也存在正向调节作用;股权制衡度可以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     

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直接资源补充和间接信号传递的角度剖析企业如何利用政府创新补贴进行数字化转型,实证检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及创新产出对政府创新补贴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传导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不同所有制企业与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利用政府创新补贴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差异。研究表明：第一,政府创新补贴显著激励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研发投入与提升创新产出在政府创新补贴激励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具有正向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第三,政府创新补贴对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作用更大。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要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机制,推出差别化的创新补贴政策,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激励其加大研发投入,助力企业完成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风险承担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进一步的机制性研究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通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加剧企业金融化.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有效管理其金融化行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政府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模式下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模式下政府补助更易于缓解研发资源错配、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溢出补偿,激励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文章以A股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为样本,检验数字金融模式下政府补助增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数字金融模式具有积极调节作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金融模式的调节作用可有效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提升创新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小规模企业中,政府补助缓解融资约束的效果更显著。研究结论对政府补助制定、合理利用数字金融模式以及如何更有效地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两高”行业发展了吗？——基于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视角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为政策研究对象，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两高”行业企业融资和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非“两高”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两高”企业的债务融资，尤其是中长期债务融资；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发挥激励约束作用，有效促进了“两高”企业创新，使得创新成果显著增加；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在不同“两高”企业间存在差异，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评级较低企业形成更强的融资约束，对非国有企业、评级较高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促进作用。     

监督抑或掏空:纵向兼任高管与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融资约束视角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纵向兼任高管的经济后果.结果显示:当公司存在纵向兼任高管时,其融资约束程度更高;区分不同兼任职务类别发现,与总经理纵向兼任高管相比,董事长纵向兼任高管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作用更显著,上述结论在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纵向兼任高管通过加剧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加重了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股权制衡度低和兼任强度高的企业中,纵向兼任高管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程度更高.文章拓展了纵向兼任高管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是对其经济后果的有益补充,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监督抑或掏空:纵向兼任高管与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融资约束视角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纵向兼任高管的经济后果.结果显示:当公司存在纵向兼任高管时,其融资约束程度更高;区分不同兼任职务类别发现,与总经理纵向兼任高管相比,董事长纵向兼任高管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作用更显著,上述结论在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纵向兼任高管通过加剧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加重了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股权制衡度低和兼任强度高的企业中,纵向兼任高管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程度更高.文章拓展了纵向兼任高管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是对其经济后果的有益补充,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金融发展如何促进企业创新是金融发展理论的基本问题,也是促成中国经济转型的现实问题。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数据,考察金融发展和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是企业创新的显著阻碍,而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区分创新路线异质性发现,融资约束对独立创新或产学研协同创新具有阻碍作用,对产业链协同创新不存在显著关系;金融发展有利于独立创新,对协同创新没有显著促进。区分企业异质性发现,融资约束的阻碍作用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尤甚,对大型企业或国有和外资企业影响较小;但是,金融发展对大型企业的促进却强于中小企业,同时对民营企业和出口企业的正向影响更强。     

股权激励方式与企业生命周期的适应性匹配研究

借鉴权变思想,结合委托代理和生命周期理论,本文提出了股权激励方式与企业生命周期存在适应性匹配的设想,认为企业会根据所处发展阶段的治理重心和激励目标,差异化地选择股权激励方式.实证结果显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对股权激励方式存在异质性偏好,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更倾向于采用股票期权,成熟期企业更倾向于采用限制性股票.异质性考察发现,适应性匹配关系在高管权力较小、市场竞争充分和股价崩盘风险较低的样本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实施了与其发展阶段相匹配的激励方式后,股权激励能产生显著更高的业绩提升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股票期权是通过风险承担效应驱动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绩效增长,限制性股票则是通过利益协同效应驱动成熟期企业的绩效增长.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有的放矢地选择股权激励方式及监管部门制定相关监管政策和管理规范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股权激励、反收购条款与企业创新

股权激励和反收购措施是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重要方式.文章以2006—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股权激励、反收购条款和企业创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中,考察两种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创新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显著提升企业创新产出水平,但反收购条款负向调节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情景分样本进行分析发现,股权激励的创新效果相对稳定,但反收购条款的负向调节作用明显受外界环境和条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场竞争程度低、股权分散程度低及高管风险偏好程度低的企业中.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理解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及反收购条款的公司治理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创新策略影响了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吗？

将企业创新策略细分为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考察创新策略影响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不考虑融资环境及企业内部激励机制条件下,创新策略通过客户的风险规避效应正向影响商业信用供给,企业因开展实质性创新对外提供的商业信用更多。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和核心技术员工股权激励均能弱化商业信用供给,高金融发展地区和核心技术员工股权激励公司开展实质性创新对外提供的商业信用更少,地区金融发展和核心技术员工股权激励均能显著降低实质性创新与商业信用供给的正向关系。     

政府财政补贴、小微企业创新与融资约束水平——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3-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究政府财政补贴、融资约束与小微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与创新活动具有促进作用,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与创新活动具有阻碍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小微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政府财政补贴的作用和效果会减弱,即融资约束对政府补贴作用和效果的发挥形成一定抑制和阻碍。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政府和市场对小微企业创新的投融资机制,拓宽多元化筹融资渠道、改善市场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政府财政补贴的激励引导作用,以降低小微企业创新活动的成本。     

股权激励对谁的激励更有效?——高管、核心员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股权激励契约是弥合代理冲突的工具,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直接影响,但鲜有文献将高管与核心员工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本文基于2010-2020年A股非国有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对核心员工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上的研究结果表明：(1)相比于高管股权激励,对核心员工实施股权激励更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提高企业创新、抑制高管代理问题是核心员工股权激励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3)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内部控制较好、股权激励深度较高、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激励作用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利于识别企业股权激励的主要作用对象,而且可以为企业设计更具针对性的股权激励方案提供参考。     

金融治理、企业杠杆率与融资效率——基于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良好的金融治理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去杠杆向稳杠杆过渡的重要保障.在测算了"去杠杆"政策实施以来的中国金融治理水平的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和门限效应模型分析其对非金融上市公司融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提升金融治理水平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高融资效率,这一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达到54.20％.当金融治理水平和股票市场活跃度超过门槛值后,加杠杆对融资效率的正向作用大幅减弱,将金融结构、融资结构作为替代指标的稳健性检验佐证了这一发现.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相比,改善金融治理更能促进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提高小型企业融资效率.     

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基于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债券数据的经验证据

非高管员工是企业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高管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可以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进而影响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本文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的实施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的实施可以有效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在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中,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两种股权激励形式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性,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更能有效地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而股票期权股权激励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没有显著影响。同时,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负向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并且实行多次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更能有效地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进一步分析表明,较高的融资约束程度、较强的管理层权力和较高的产品市场竞争水平更有助于发挥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尤其是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建立并完善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及其相关配套制度的政策建议。     

资本市场开放与绿色投资者进入——基于“陆港通”交易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本研究利用2009-2022年A股企业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绿色投资者进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能够吸引更多绿色投资者持股标的企业。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市场开放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绿色创新水平,以及促进企业实施绿色行动和社会责任承担,进而有助于吸引绿色投资者进入。约束性条件检验表明,在高污染风险行业企业、高管环境注意力高的企业、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资本市场开放对绿色投资者进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