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信贷期限结构与企业投资行为

利用2011-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年度财务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基于信贷期限结构视角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的作用效应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数字金融通过延长企业信贷期限调节企业投资行为,促进企业实业投资,抑制金融投资;数字金融对企业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的影响在高融资约束和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效应能够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和降低经营风险。     

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异质性与机制分析

本文选择2011—2020年期间中国41家商业银行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银行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阻碍银行绩效提升;影响机理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给银行非利息收入造成显著负面冲击,进而影响银行绩效;数字普惠金融对银行绩效的作用存在结构效应,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的负面作用更显著,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小型银行绩效影响要大于大中型银行,能力强、位于东部地区的银行能更好的应对来自数字普惠金融的冲击。     

数字金融与房地产企业金融化

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2011年～2020年市级数据与我国A股和H股上市房地产企业数据匹配后,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房地产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及其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会显著抑制房地产企业金融化。数字金融通过提高房地产企业融资约束水平和融资成本,从而显著抑制房地产企业金融化。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金融化

本文运用2011—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和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标,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及其不同发展维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公司扩大金融活动,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区分数字金融的不同发展维度后,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均有助于提升公司金融化水平。本文对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保障数字金融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数字金融下我国影子银行监管探讨

近年来,我国影子银行规模逐渐扩大,影子银行受到的监管约束相对较少,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不得不考虑影子银行的风险隐患。基于影子银行的现有监管情况,融入以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主的数字金融,研究数字金融对于影子银行现有监管的影响。数字金融发展下,影子银行的监管更宽泛、更科学、更全面,力度更广。同时,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应在当前去杠杆化的进程中更合规、合理,在新的、更严格的监管环境下催发其为金融市场服务的能力,提升市场活力。     

高管股权激励、研发投资与企业金融化

近年来,我国上市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现有研究表明“脱实向虚”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高管的决策影响着企业金融化程度,而股权激励作为一种公司治理的方式,能够影响高管的行为。文章以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高管股权激励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对我国上市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研发投入在两者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研究——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增速缓慢,而金融业却高速发展,很多实体企业出现金融化的行为。同时,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十分迅速。基于此,本文选取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深入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和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推动实体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经营风险会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推动作用;而企业资金约束程度越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推动效果越明显。本文对于合理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实体经济“脱虚向实”提供理论参考。     

管理者金融危机经历影响企业金融化水平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2008—2017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烙印理论”，考察了管理者金融危机经历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的金融危机经历对其所在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且该效应在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和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而在金融危机期间遭受财务困境的企业中受到明显抑制。拓展的研究表明，经历过金融危机的管理者持有金融资产的动机并不单一，但获利动机更强烈。最后文章还发现，管理者的获利动机和管理者自信可能是金融危机经历影响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关键作用机制。文章从企业微观层面拓展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并对企业管理者经历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数字金融能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吗

将数字金融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短贷长投”行为,并且该效应主要通过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与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而实现;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有益影响在制造业、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程度高、成长性高与治理水平低等样本中更为显著;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抑制作用能够有效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与降低企业违约风险。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挖掘数字金融经济潜能与推动企业资源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数字金融与银行流动性创造的U型关系——基于中国173家商业银行的分析

使用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信息,首次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基础上构建了2011—2020年173家商业银行微观数字金融指数,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金融冲击对银行流动性创造具有市场竞争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呈现出“先市场挤出,后技术溢出”的“U”型影响,拐点出现在指数197时,对应时间是2015年,即数字金融冲击短期会恶化银行流动性创造,长期会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且表内与表外流动性创造影响效应一致。(2)数字金融发展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作用程度具有异质性,相较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与西部地区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区域性商业银行与东、中部地区银行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     

银行竞争与企业金融化——基于融资约束及银行监督的双重视角

如何预防我国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文章以2007—2020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我国银行业结构竞争视角，着重探究并检验银行竞争加剧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文章发现，整体上银行业竞争的加剧显著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且该效应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强化银行作为“大债权人”的外部监督机制的双重路径实现的。进一步地，文章从微观产权性质、中观外部制度环境以及宏观货币政策三方面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中，银行竞争的抑制效应更显著，而货币政策未能与银行竞争达成协同效应抑制金融化。文章的研究对于深化银行业改革以构建健康、有序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银行同业业务发展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影响

银行同业业务为近年来逐渐兴起并获得快速发展的一种新兴银行业务。国外在金融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影子银行运作模式。我国借鉴国外发展形势亦创建了影子银行。但是,我国的影子银行与国外在类型与运作模式上均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近年来,我国的影子银行逐渐开始发展同业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货币政策以及金融稳定造成了一定影响。本文在对我国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后,分别研究了银行同业业务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诸多影响。     

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数字金融发展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及中国海关数据,系统性地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其中,数字金融对民营企业和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更大.在机制分析方面,数字金融的发展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管理营运资本的效率和缓解营运资本的融资约束等渠道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另外,数字金融强化了正规制度及非正规金融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金融发展摆脱了对地区信任感及合作观念等社会心理的依赖.     

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关系着自身经营的好坏,对社会经济金融的稳定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的数字金融发展很快,金融数字化已经成为该行业当前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传统金融在时空上存在障碍,而数字金融则不受时空的限制。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信息不对称程度有所降低,并且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及银行的风险评估能力。分析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更好地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作用,关乎到当前经济的稳定,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首先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以及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进行了分析,接着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数字金融对提升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具有显著作用,因此使得银行的整体风险承担得到减少。     

企业影子银行化有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吗?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商业银行、居民部门、影子银行化企业及其他企业在内的四部门最优决策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信贷资源供给和信贷利率的影响,并利用2007-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表明:企业影子银行化能为高生产率企业提供有效的替代性融资,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获得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越大,但是企业影子银行化再配置的金融资源同样存在一定的信贷歧视;融资约束较轻的企业,无论生产率高低,均能从企业影子银行化中得到显著的融资约束缓解,而融资约束较重的企业中,仅生产率较高的民营企业能从企业影子银行化发展中得到融资约束缓解,生产率较高但规模较小的企业的融资约束无法得到改善.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入发展为居民创业带来新的驱动力。本文基于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CFPS数据库,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创业绩效的积极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及其三个子维度指数均与创业绩效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是影响创业绩效最关键的因素。另外,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绩效的正向作用在高收入、中西部地区的家庭中更显著。鉴于此,我国应抓紧推进农村信用体系的数字化建设,同时平衡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协调性与差异性。     

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分析

当今,不论国内还是国外,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进程都在不断加快。基于此,本文研究发现：(1)国内企业金融化起步较慢,仍赶不上国外企业;过度金融化导致部分企业脱离实体经济;(2)流动资产比率和企业金融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有利于融资,企业发展更为迅速;固定资产比率、留存收益资产和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呈强负相关关系,固定资产比率过高会减缓企业的发展,留存收益资产保留较多会导致企业缺乏投资资金;(3)货币资金占比和金融化程度呈负相关,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净额和金融化程度呈正相关;衍生金融资产、应收利息净额、应收股利净额、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长期债权投资净额和金融化程度呈正相关。     

金融科技与影子银行互动关系研究

近年来,金融科技发展迅速,提高了金融中介的运行效率。而影子银行拓宽投融资渠道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来了金融风险。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发展与影子银行规模变动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基于201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金融科技对影子银行规模变动的影响,发现金融科技发展对影子银行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比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最后,在得出结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发展与碳排放关系探究——基于低碳技术创新视角

已有研究较多关注传统金融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发现传统金融发展有助于碳排放的减少,但缺乏数字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采用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发展显著降低了区域碳排放强度;第二,数字金融通过促进低碳技术创新降低区域碳排放强度。政府应在数字金融发展和碳减排中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探索可持续性的绿色金融体系。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金融包容性发展:中国经验北大核心

发展包容性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十三五”期间,中国向农村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电信普遍服务工程”。该工程为约13万个行政村接入4G基站和光纤。本文将手工收集该期间约13万个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行政村试点名单数据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形成“行政村-家庭”微观大样本数据集。基于这一精细地理尺度和家庭数据,本文借助大规模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家庭金融包容的影响。研究发现,“十三五”期间农村偏远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了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这一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改善了家庭信息获取环境、提高了家庭金融知识水平以及促进了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受教育水平越低、人均收入越少以及距离最近银行网点越远的家庭,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影响越大。本文研究表明,农村偏远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了金融资源分配不均,有助于增加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机会,这为助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