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走后怎样”: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及阶级革命——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22～1932)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推展了一场以男性为主体的苏维埃革命,但是妇女群体也深度参与其间.就鄂豫皖苏区而言,中共为动员妇女全身心投入革命洪流,承续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事业,同时,又扭转了妇女解放的方向.即便如此,这还是对妇女冲破传统权力结构有益,给妇女群体带来了些许解放,而解放出来的妇女,也确实充满了革命的积极性.不过,其中享有某种程度的性解放的婚姻自由实践,往往又会带来性散漫.当各种性散漫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及解决时,反过来就会销蚀革命热情及阶级革命实践的推展,同时也会影响苏维埃政权的威信及其政权秩序建构实践.因此,革命过程中,中共地方党也三令五申要以阶级革命为准,妇女的婚姻自由必须置放在阶级革命及政权利益这个整体框架中定夺才有意义及价值.     

民众动员视野下的中共与富农——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考察（1927～1932年）

鄂豫皖苏区富农政策形成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及革命场域民众动员需要有莫大关系,而不同时期富农政策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又会形成相异的中共与富农博弈情况。总体而言,中共在乡村与富农总的博弈轨迹是,前期中共动员农民,包括联合富农打击能够拉动农民心弦的革命组织敌人豪绅地主、贪官污吏等,后期随着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共富农政策转变,同时也为满足民众动员的需要,中共逐渐从联合富农走到联合、动员贫雇农、中农打压富农上面来。因此在整个鄂豫皖苏区革命运动中,中共与富农经历了一个从合作、半合作到富农抗争及全面受控的过程。纵观该革命场域不断“左”倾化的富农政策及其实践造成的中共与富农相异博弈关系,透视出苏维埃乡村革命时期中共民众动员策略并不精细,此时还是一种全赢全输的排他性零和博弈。     

革命播火:知识分子、城市串党及革命下乡——以大别山区早期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0～1927)

大别山区中共革命最早是由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多来自大别山区的地主、富农家庭,最初他们在城市开展活动,因触及新思想而加入中共党团组织,而其串联模式却极为本土化,基本都是利用传统的同乡关系、师徒关系、同学关系、同宗关系等由复杂历史积淀而成的传统社会资本构件来推展的.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主导下,他们主动或被动性地由城市转回乡村推展乡村农民运动.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他们抱持的还是先前那一套动员模式,走精英主义路线来推展乡村串党、串团事业,虽然组织和发动群众已被提上日程,但那只是细枝末流.总体来说,国共合作破裂之前偏向联络地方精英,之后才专注联络农民.转型的态势极为明显.国共分裂后,动员最广大农民群众夺取政权并建立苏维埃政府,作为中共乡村革命首要目标已被提上征程.     

思乡：战时华北根据地士兵的家庭观念（1937—1949）

士兵的家庭观念是影响军队力量的重要因素，为保证军队的战斗力，中共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士兵与家庭的联系方式一般包括通信和见面，针对通信中的问题，中共加强了对信件内容的审查和对信件输送的管理；针对士兵与家属见面的方式，中共一方面努力减少其消极作用，另一方面尽可能地为家属提供便利条件，照顾其生活，负担相关费用，并加强干部与士兵家属的沟通。最后，双管齐下，通过家属工作和士兵教育，建立前后方的良性互动关系，最大程度地减少家庭观念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共对士兵思乡问题的处理体现了情感与革命，个体与群体等多方面的复杂情境。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共革命的丰富性、复杂性。     

土地改革与闽西苏区社会结构的变化

土地革命时期闽西苏区的土地改革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经济革命 ,对闽西农村传统的宗族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土地改革中 ,阶级意识的启发与阶级成分的划分 ,使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完成了社会动员 ;乡村苏维埃的建立 ,使国家政权的力量直接渗透至乡土社会 ,并由此重构了苏维埃区域的社会结构。     

试论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及其影响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与川陕边人民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进行了一系列政权、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就经济建设而言，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与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制定了一套货币政策。这套货币政策不仅对苏区的社会稳定、中国共产党影响的扩大以及对国民党法币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促进作用，而且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浅析中共苏区的两部婚姻立法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在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之后，为了推动苏区的妇女解放运动，临时政府先后颁布了1931年《中国苏雏埃共和留婚姻条例》和1934年《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它们是中央苏区婚姻家庭法制建设的基础和蓝本，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放时代中共三大前后陈独秀的革命思想演变——重读《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是陈独秀写于中共三大前后的两篇重要理论著作,文章对中共三大召开前后中共的政策主张,尤其是与国民党合作的立场态度作了明确指引,这是陈独秀革命思想的最新发展。他的联合战线思想、国民革命领导权思想,以及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理论等都有时代的特征和发展的视野。然而,随着国共合作的分歧凸显和大革命的失败,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政策受到极大的质疑。以今观古,与陈独秀异见者对其思想实践进行了批评,视之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然揆诸中共三大前后国共合作的发展和国民革命的走向,陈独秀之思考具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时代特色,有因事而化、因时而进的现实主义考量。其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和对农民革命性的认识,对于后来的革命领导者,如毛泽东等亦有不小的启发。对此,应该历史地、逻辑地看待和分析。     

左润诉王银锁：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婚姻与国家建构

本文以1942年的左润王银锁离婚案为主要线索,考察了陕甘宁地区特定时期及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妇女与国家建构的关系。作者试图确立女性主体的视角,质疑西方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的20世纪40年代边区政府调整婚姻政策是与男性农民父权制势力妥协的结果并导致妇女解放倒退的观点,同时指出边区早期激进的婚姻政策以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观和都市的“五四”新文化女性观为基础,与地方社会实践及风俗格格不入,这不仅造成民众的强烈反对以及经济上的不公,实质上也不利于真正的妇女解放。本文通过考察当地妇女的法律活动,认为妇女是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博弈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她们的活动导致了国家女性观念的变化以及政策的调整。通过考察当地妇女在法律实践中的活动,让我们能够对20世纪女性广泛参与建构现代国家的性质与方式有所反思。     

土地革命的地方因应:以东固根据地分田运动为中心

国民党"清党"后,秘密割据的状态使中共地方干部形成了稳固的势力,外来干部欲介入地方革命,必须处理好与地方干部的关系,最妥善的办法就是和平共处,若措施激进,会引起本地干部的反抗,甚至令外来干部陷入生存困境。外来干部为了贯彻中央政策,必须打破这一和平共处格局。以本文考察的分田动员为例,分田必然对本地干部利益形成冲击,从而引起两大群体的冲突。本地干部虽拥有地缘和武装优势,但当外来干部以更为强大的红军作依恃时,其优势便无法体现。不过,严厉惩处并不能解决地方干部自肥的问题,外来干部只能以频繁重分来消解地方干部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重分还损害了农民的耕作利益,甚至导致普遍抛荒。笔者认为,矛盾与冲突构成了江西时期本地干部因应外来干部革命动员的主旋律,并成为中共土地革命深入的主要障碍,事实上,江西苏维埃的失败也与此紧密相关。     

历史回眸:发动政变或革命的有时竟是上层既得利益集团

苏联的剧变说明,一个国家能否爆发革命危机(即是否会发生政权的变更),不仅仅是下层的群众不满,而且同时要出现上层官员的“不满”。当“下层”因种种原因对政府有意见时,如果再冒出一批也对政府“不满”的“上层”,那么大规模的革命或政变就将会出现。一个也已经主动开始进行改革的党。为何突然会在1991年8、9月间那短短的时日里,便顷刻瓦解消亡了呢?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为何军方能主即倒戈、各加盟共和国会同声支持呢?     

“边缘化战略”:中共动员与中央苏区民众的基本利益、社会感情

革命伊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用农民最迫切及具体的利益,而不是崇高的意识形态来动员农民。由于每个地区农民的需求不同,不同层次人群的基本利益与社会感情大相径庭,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扮演富有创造力和适应力的角色。贫农和雇农是中共需要依靠的中坚分子,妇女和儿童作为一个边缘化群体在革命中能发挥特殊的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中共革命的特点。走向乡村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这一边缘化群体着手,或利用他们在传统社会中的弱势地位,或激发他们在家庭中的纽带作用,并抓住他们的特殊利益、要求和心理,发动他(她)们起来革命。     

简论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农业税

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长期、曲折的革命过程中,首先在农村建立起一小块一小块的根据地,革命武装依托这些根据地,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各革命根据地创建后,都立即宣布废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新旧军阀政府的苛捐杂税。同时,又在利用、改造旧的田赋基础上,逐步建立了适应革命战争需要,又符合实际情况的农业税制度。这一套制度,顺利地保障了革命战争的供给,并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农业税制奠定了基础。本文拟将收集到的历史资料,对中国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有关农业税的税率(税制的核心)发展变化和各阶层农民负担情况作概要介绍。     

地方因应与分途同归：中共湖南暴动的演进研究（1927—1928）

八七会议后，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影响，城市暴动观在中共党内占据上风，实行策略转变势在必行。在中央“反机会主义”与“左”倾情绪影响下，中共湖南省委在中央政策框架内结合自身实际，提升对武装力量的重视程度，适时将暴动重心转移至敌人力量薄弱地区，促使湖南革命出现新突破。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与贺龙在中心城市暴动失败后自主探索革命道路，向乡村转移与重视武装力量的特点突出。二者分途同归，共同朝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迈进。     

中国革命的思想史意义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斯大林批判与中国的“双百”思想运动,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结构性“事件”。它的事件性格在于推动了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探讨,并打开了由于冷战而在意识形态上被绝对化了的思想对立格局,为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深化对于两种民主制度的讨论提供了条件。在这个讨论中,除了共产党理论家之外,自由主义者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日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而关注到中国革命与苏维埃革命的区别,指出了前者所具有的亚洲特性。或许在今天借鉴50年代国外关于斯大林批判与中国革命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开辟一些新的思路,在中国革命遗产中寻找那些未必能够直接套用、但却具有媒介功能的要素,重新思考中国民主化的真实道路。     

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在革命的视野下,通过对苏维埃运动时期农民性格和中共的乡村动员进行动态的考察,再现了中共与农民的磨合与互动场景。与华北、长江三角洲相比较,从革命和中共的乡村动员视角来考察,这一地域的农民特质主要包括原初的营利意识、安逸的生活信念和好走极端的山区型权威性格。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就必须面对这些农民性格。走向乡村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动员、任务与政令来突破革命的瓶颈,快速、有效地从乡村获取革命资源,使广大农民汇成革命的洪流。     

信息革命的社会二重性研究

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信息革命进行解读,阐释信息革命的社会二重性:一方面,信息革命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信息化,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信息革命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次重组———信息化重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在重组中经历了又一次巨大的分化与重构。文章通过分析信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后果,在某种意义上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后果的理论。     

中国革命再探讨:阶级视角的回归

本文从已经成为常识的共产主义的“失败”话语出发,在所谓“历史终结”的新自由主义世界重新探讨共产主义国家的本质,阶级、政党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巴丢和鲁索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出现了抛弃政党政治,追求去中心化的“没有政党的政治”.在他们看来,阶级政党的政治价值已丧失殆尽,党国体制已不合时宜.但我们通过考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历史,意在指出,革命的对象或者说阶级敌人从来就是具体的,“文化大革命”并非革命的终点.巴丢和鲁索等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终结资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政党存在,阶级关系存在,群众本身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这种专政就不可能消失,政党政治就不可能轻易被抛弃.这是我们从“文革”中得到的教训.     

山区“造暴”：共产党、农民及地方性动员实践术——以大别山区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3～1932）

大别山区中共革命是由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由城市陆续转入乡村、由联络地方精英到专注民众动员,其动员农民汇入革命洪流的革命实践有一个地方性因应特征,即由一个非正式组织网络动员向组织化动员转向的趋势。这种动员趋势大体可呈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仇恨驱动的;第二阶段是由土改型塑的;第三阶段重点是反富农的再动员。需要指出的是,在没有相关刹车机制的制衡下,其间的两难困境凸显了苏维埃革命本身的不可持续性。     

“性别”的生产及其政治性危机冰——对新时期中国妇女研究的一种反思

新时期中国的“妇女研究”以“社会变革与变革社会”的政治性参与作为建构自身合法性的起点，但无论是“传统的”以妇联为主体的妇女研究的转型，还是“民间的”以学院为主体的妇女研究的崛起，都面临了自身政治性流失的危机：“传统的”妇女研究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由阶级革命转向经济建设，探寻了以市场经济法则来争取“男女平等”的空间，结果却是从社会主义时期的“实质平等”蜕变为市场经济时代的“形式平等”；“民间的”妇女研究企图以“有性的人”的概念发明既回应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热潮，同时又对其进行反省，但其逻辑架构的内在悖论，抽空了中国妇女运动实践／知识生产体系原本蕴含的政治能量。总体而言，新时期中国的妇女研究未能完成从一种有限的文化政治到可以变革现实的能量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