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改革的推进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理论领域的一门新兴学科,因其理论对现实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性而受到广泛关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传播到我国的时候,正是我国的改革急需理论诠释和理论指导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表明,我国的改革实践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发展基于各自的需要而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局面,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基于对中国改革实践的研究而获得了较大发展,另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对推进我国改革的持续进行也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因此,对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再次出发的中国改革,新制度经济学仍然能够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本文利用新制度经济学中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分析,得出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个大国,应该在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所需要的制度安排和经贸措施进行了相关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历程、方法论和研究纲领

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中不容忽视和令人激动的领域,但新制度经济学内部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范式.新制度经济学在坚持正统的新古典理论硬核的同时,不断修正新古典理论的保护带.由于制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新制度经济学的进步需要方法论上的多元论,或者说对各种方法论的兼收并蓄.新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在奥地利经济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充分整合现有各个流派制度分析的资源,将被新古典抽象掉的不确定性、无知、错误预期和法律与制度框架还原到现实中,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力

自从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边际革命后,令经济不宾理论日渐成熟和加大应用,这场被誉为“经济学范式的革命”,开始建立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分析范式,然而,就西言经济学的理论而言,可谓是一张洋洋大观的学派林立的庞杂的理论谱系,况且随着经济社会的需求变化其效用函数便因应而变,就拿曾经占据西方经济学宝塔半个多世纪的“凯恩斯主义”来说,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的萧条奈何也从主处落,风光不再,直到20世纪的最后25年,诸多经济学流派群雄竟起,各领风骚,形成了新的冲击波,试图突破正统经济学的局限,重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声誉与力量,甚至不异重新裁剪诸多眼花缭乱的“皇帝的新衣”,企业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抑或左冲左突距学科,被世人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一时间,“百家争鸣”,为经济学界乃至现实的经济社会平添了几分“革命”的气象,教人耳目一新。     

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新制度经济学思考

中央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我们小康社会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历来是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制度是继天赋要素、技术、偏好后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或许有所启示。     

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但两者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在理论体系、方法论、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方面都存在着区别。     

股票市场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股票市场运用的借鉴意义新制度经济学的引进,为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途径。以往对证券市场的研究,大多只是从市场运行的状态特征等入手,只停留在市场运行的表层现象,并没有对影响市场运行和主体行为特征的深层次制度因素作系统分析,更没有对制度变迁所引起的市场运行和主体行为特征的变化作动态考察。而事实上,中国股票市场自建立以来,其制度变迁之剧烈和频繁,在世界证券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其主要原因是制度供给主体并没有实现高度的稳定和理性,而制度供给本身又稀缺和不连续。制度的频繁波动,势     

观点篇:物权法的经济学视角

历经七审之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在本届人大会议的顺利通过,无疑将会因其象征性意义记载史册.不少学者从政治、法律、文化角度分析<物权法>的意义所在和深远影响.而从经济学角度看<物权法>,又能给予我们什么启示呢?     

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运用科斯定理、国家理论、产权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等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支理论分析了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的内涵和特征,探讨了科技企业孵化器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模式选择。     

Australian Labour Market Institutions Through Time: A Perspective from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ne of 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over most of the past century has been its labou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Recently these institutions have changed to become more decentralized. Douglas North has argued that examining and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through time is an important and comparatively unresearched topic facing economic historians. In this paper, changes to Australia's labour market institutions are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Following North, it is argued that further research should be directed to identifying the role ideological beliefs have played in shaping Australia's labour market institutions over time.     

机构投资者与证券市场

进入2000年以来,针对我国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众多、市场投机气氛浓厚等缺陷,证券监管部门明确提出超常规培育机构投资者的政策取向,并在实践中付诸实施.无疑,机构投资者呈上升趋势乃是一全球现象.根据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统计资料,证券投资基金、保险公司及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持有纽约股市总股本的46%,在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这一比例也达到了42%.但是,对年轻甚至还很不规范的中国证券市场而言,机构投资者发展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决定发展,更为重要的乃是我们应该如何发展.或者说,寻求一条机构投资者发展的正确道路乃是当前的适当选择.主流观点认为,超常规培育机构投资者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而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机构投资者在稳定证券市场方面也确实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是,从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践来看,部分机构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发生了一定的变异和扭曲,市场违规行为屡有发生,旨在稳定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最后反而加剧了市场波动.因此,分析机构投资者与证券市场稳定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发现成立这种关系所需的市场条件,最后对照我们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加以完善,将会对我们寻求一条机构投资者发展的正确道路及制定相关的政策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证券市场保荐人制度完善问题

保荐制度的推行是发行市场的重大变革,它为发行制度从现行的核准制转变为以市场主体选择为主的注册制奠定了基础,对中国证券市场各方面产生深远的、长期的影响。但任何制度一开始不可能非常完善,现行保荐制度也不例外,还存在很多问题,成为中小企业发行上市的瓶颈。文章从保荐     

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机构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出现已经近10年,它的功能和作用是否符合人们对它的预期？回答这个问题对进一步培育和发展机构投资者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文使用GARCH事件模型对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波动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经验证据显示机构投资者的出现具有稳定中国股市的作用,每一次关于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政策都具有稳定市场的作用。     

Handbook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bstract

Recent Scandinavian work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orts and economic growth gives preference to home market factors as opposed to foreign demand, thus strengthening the view that growth is home-led rather than export-led. This article claims that the difficulty in determining the causal role of exports stems from the failure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individual industries and macro-economic growth. Addressing the macro-aspect, the argument, called the ‘export specialization theory’, is developed that for small countries trade and pro-trade policies have been central to their economic success; moreover; in these cases it makes no sens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home-led or foreign-led development, since by definition trade includes both demand and supply factors. In the light of this clarification the current controversy about the causal role of exports for successful growth in small countries disappears. By way of conclusion,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country size may prove to have been a critical variable in successful economic growth.     

政府统计制度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论文首次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野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统计制度,通过与国际上通用统计规则的比较分析,揭示出我国非正式统计制度在坚持统计公益性、客观性、独立性、科学性、可靠性和尊重统计调查对象、尊重统计用户方面的制度优势和缺失,并依据统计法规对我国正式统计制度进行客观剖析,揭示出我国现行统计制度的不足,这对于改革我国统计调查体系,进而保障国家宏观调控和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视域下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优化体系构建

国家助学贷款制度是国家主要为解决高等学校中经济确实困难的来自农村的全日制本科生、专科生和研究生,由银行开办并由国家财政贴息的一系列助学贷款制度安排的集合。文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内涵,探讨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设计的缺失,指出从四方协调、制度创新和法律法规三方面建立健全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优化体系。     

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环渤海经济区目前仍面临一体化程度较低等问题,这些问题是由于特定经济制度变迁模式和特殊经济结构造成的,因此本区域提高一体化水平的关键是加快制度创新,制度创新要从硬制度和软制度两个方面入手.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其次要创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软制度;最后要完善硬制度使其有利于区域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