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流动视角下的地方政府竞争与制造业升级

数字政府、机器换人以及智能制造等现象为审视地方政府竞争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国内制造业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本文基于2006—2020年283个地级市样本数据，探究地方政府竞争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竞争能够有效促进制造业升级，并且通过资本、劳动要素流动分别对制造业升级产生显著的正向、负向间接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要素需要跨越流动规模“临界点”才能对制造业升级产生正向影响；此外，地方政府竞争对其他地区制造业升级、资本要素流动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劳动要素流动发挥的空间溢出作用有限，通过要素流动对制造业升级的间接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鉴于此，倡导政府间进行“适度竞争”、优化地区资本配置、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动并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是推进制造业升级的有力举措。     

上海制造业行业创新破坏性特征与创新模式选择

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和“工业4.0”计划对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将产生重大影响。打造现代制造新体系应成为上海制造业创新转型的重点方向。针对上海制造业28个行业进行了行业创新破坏性特征和创新能力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上海制造业创新模式选择。     

关于"十一五"制造业信息化发展战略的思考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国家战略。“十一五”是制造业信息化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必须要处理好制造业与信息化、政府与企业等几个重大关系，坚持整合资源、发展特色的基本理念，把握制造业与信息化发展的态势，始终将服务好制造业放在信息化工作的中心地位，凸现企业的主体作用；进一步建立健全技术创新和技术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对地方信息化工作的考评和激励。     

地方政府“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基于土地市场交易数据和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土地市场存在明显的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高价出让商住用地的“两手”供地倾向，这种供地策略在促进制造业大规模集聚和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企业创新行为。本文利用中国土地市场网微观土地交易数据，测算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两手”供地指标，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专利数据库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匹配数据，分析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具有先升后降的倒“U”型影响，且多数城市“两手”供地带来过大的商住用地和工业用地价格“剪刀差”，已对企业创新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程度的不断加深，在长期内通过降低城市和企业研发投入、弱化集聚效应及抬升房价等机制阻碍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且地方政府的增长竞争和财政最大化使“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拐点”提前，进一步强化其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此外，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还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依赖于企业所有制类型、所在城市等级等方面。     

地方政府换届对地方财政收入预决算偏离的影响

建立现代预算管理制度是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而科学编制和规范执行是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关键环节。预算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在地方官员集中换届时期，理性的地方官员有动机策略性地利用预算工具实现其政治经济目标，进而造成预决算周期性偏离。利用全国30个省份的数据，研究发现预决算偏离具有随地方政府换届而变化的预算周期性，预决算偏离在换届前后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规律。换届前人事变更不确定性较高，中央监察力度较强，地方官员的经济行为更偏好“留有余地”；换届后人事变更已确定，中央监察力度减弱，晋升竞争和财政增收激励着地方官员选择“积极进取”的经济政策。为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进一步规范地方官员预算行为，需要改进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完善经济目标责任管理制，规范财政收入预算管理，并强化对政府预算的监督机制。     

北京现代:政府成为强势引领者

新一届北京政府把“现代制造业”作为北京发展的核心概念提出，从而有别于上届政府提出的IT、金融思路。北京现代汽车成了这一思路的先行官。     

由“轻”转“重”浙江新选择

对于一向以轻工产品为优势的制造大省浙江，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究竟是“政策说词”还是浙江“现代制造”之需。面对嗅觉灵敏的大量民营企业，这项战略选择会不会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 11月，首次举办的浙江工业博览会开幕，主角正是装备制造业。这些归于装备制造业企业不顾产品的体积、重量给运输带来的种种麻烦，不辞辛劳地将它们从全省各地的车间搬至杭州的展台。浙江装备制造业第一次向外界展示了浙江企业的实力。     

宏观/动向

2011年地方CPI标定4％备受瞩目的全国两会下月初将开幕，如何稳住物价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在陆续结束的地方两会上，各地政府纷纷明确2011年物价调控目标。据统计发现，全国31个省区市除河北、辽宁和上海没有明确提出具体数据指标外，其他28个省份均明确了目标：     

“十一五”时期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居全国第二

广东省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最新统计资料表明“十一五”时期，广东引资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日益提高，来自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资由一般制造业为主向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金融业、现代物流等领域扩展。     

以标准化引领现代物流业发展

现代物流业是上海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推进上海物流标准等工作是上海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一项基础工程。     

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博弈

制造业绿色创新是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发展模式,其发展需要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制造业企业的共同努力。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重要机构,由于其本身利益的二重性,因而在促进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研究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在相应的假设条件下,建立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行为博弈模型、地方政府与制造业企业的行为博弈模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及制造业企业的三方行为博弈模型,探讨了地方政府在利益冲突中的行为特征。通过求解纳什均衡,寻求协调各方利益冲突的有效途径,并提出了推动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发展的对策建议。     

上海都市型现代渔业研究

本文在对都市型现代渔业进行界定的基础上，讨论了上海都市型现代渔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总体的发展思路。文章指出，上海都市型现代渔业在整个上海渔业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其功能逐渐凸显，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产业化高度不够、龙头企业尚需培育、资源衰退、环境恶化等问题。因此，文章提出，上海应当以“一个中心”、“三个基地”、“八大产业”的创立和建设为切入点，以制度创新为保障，发展都市型现代渔业。     

浅谈我国潜在财政危机的成因与对策

一、财政危机的现实表现 1．“钢丝财政”。 中国的《预算法》规定：“各级预算应当做到收支平衡”。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不存在赤字似乎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只将视点集中于中央财政的过度负债实际上是忽视了隐蔽的危机。地方政府在坚持“预算平衡”的同时，已经走上了“钢丝财政’，之路。“钢丝财政”是指地方财政过分依赖于单一的财源，财政运行风险重重的现象。财源的单一，使得地方政府将税利的征收重点集中于一个或几个企业。单一的产业结构使得相当多的地方走上了“钢丝财政”之路。为了维系这条钢丝不断，地方政府付出了极大的成本。钢丝断裂，地方经济稳定受到严重冲击的事例比比皆是。     

博鳌亚洲论坛12国专家支招发展现代物流

2008年6月8-9日，博鳌现代物流与自由港国际论坛在宁波举行，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代表热议论坛主题：“促进资源整合，发展港口现代物流”。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表示，现代物流是联系全世界的最重要的纽带，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中国的制造业能够进一步走上全球制造业终端和高端，     

我国地方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总量均衡模型的影响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地方政府兼具“政府”和“投资人”两种身份，同时发挥“执行”、“管理”和“投资人”三种职能，因而其行为往往极不规范。地方政府的介入，使得我国宏观经济总量均衡模型和地方经济总量均衡模型具有了相对比较特殊的内涵和特征。     

地方政府竞争、财政分权与产业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行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深刻，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的过程中，仍需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本文对省际层面三次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进行测度分析，构建SARAR模型开展地方政府竞争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研究发现：以经济增速为导向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对产业高质量发展形成“逐底竞争”。环境因素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后，经济增速竞争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负面作用得以弱化。财政分权下，财政自由度的提高增强了地方政府的竞争能力和动机，一定程度上也对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了直接的负面作用。但财政激励的弱化又间接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负向影响，强化环境绩效竞争则对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本文对引导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速的“逐底竞争”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逐顶竞争”转型具有政策启示。     

西北物流园区保税物流中心对上海物流业发展的辐射影响

上海西北物流园区保税物流中心的设立，有利于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国家战略的实施，促进上海物流业发展以及辐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让服务业催生浙江经济“加速度”

“十二五”期间，浙江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努力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布局“三个集聚”：向三大产业带集聚、向中心城市和产业集群集聚、向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集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催生浙江经济“加速度”。     

对台资企业植根性的思考

近两年来，随着台湾当局“南向政策”的失败，内地市场潜力的突显，跨国公司抢滩大陆市场，以及政府所提供的优惠政策，使得台商兴起新一波大陆投资热潮，并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形成“珠三角集群”和“长三角集群”。台积电、中芯国际、宏力半导体等台资芯片制造商及多家台资IC设计和封装、测试厂，已在上海形成大陆最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链。苏州则集中了台湾十大笔记本电脑企业中的9个，年产量将超过1000万台。包括昆山、吴江在内的整个苏州地区，目前台资IT企业已达600余家。而在苏州长江沿岸的太仓、常熟、张家港，则集中了以冶金、建材、纺织品等传统制造业为主的众多台资企业。台资企业对促进当地经济、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均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从集群角度看台资企业在大陆的投资现状，可以发现其植根性不足，集群效应有待进一步发挥。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探讨，为地方政府做好引进台资提供几点参考。     

中国省区市场开放、地方政府投资与制造业结构差异

制造业结构趋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是长时期困扰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的难题.文章利用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级地区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制造业结构差异角度,实证分析了资源优化配置中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博弈.全样本估计结果显示,国际市场开放与制造业结构差异之间存在U形关系,国际市场开放水平达到一定临界值以后,有利于制造业结构差异;国内市场开放优化了资源配置,与制造业结构差异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相反,地方政府投资扭曲了资源配置,阻碍了制造业结构差异.分地区估计结果显示,国内市场开放对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差异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表现出较强的稳健性;而国际市场开放和地方政府投资的影响效应却呈现鲜明的空间差异.促进制造业结构差异化,东部地区市场力量明显优于政府力量,西部地区政府政策依赖性更加突出.深入而言,中国省区市场开放与地方政府投资的互动中,两者呈相悖效果,省区市场开放促进制造业结构差异的效力被地方政府投资不断地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