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辅礽谈资本贡献

董辅礽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理论实践方面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对中国经济学家来说,既令人烦恼又使人兴奋的是,他们面临的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国情与经济;他最早提出并一直坚持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中国经济学家探索解决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最艰深的经济上的“哥德巴赫猜想”。     

中国国有企业重新分类及改革研究

<正>1978年以来,中国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如扩权让利等,近年来,政府又进行了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试点,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有所好转,但仍然未能得到根本的转变。其原因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最关键的是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存在认识和理论上的误区,主要表现为:①认为“国有独资公司”是国有企业的主要形式,其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②认为国有大中型企业都可以实行股份制;③认为国有企业都能做到“政企业分开”。事实上,这些认识误区严重地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有必要对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进行分析,对国有企业重新进行分类,以指导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     

论中国改革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的调适

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是艰巨而复杂的,因此,改革只能以最以归稳妥的渐进模式积极地推进。这是学术界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最“直线化”的总结。纵览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得出更丰富的结论。中国改革进程近乎可以看成是一个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冲突、妥协和调适的过程。本文将对这一过程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个被10万人微博转发的改革梦

“改革”是当今中国最能引发所有人共鸣的词汇。自中国领导层换届以来,重启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以此缓和日趋危险的社会矛盾,已成社会共识。但是过去10年的改革僵局表明,如今的改革难度不亚于改革开放之初。与20世纪70年代末相比,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政府部门由于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和审批权成为一大改革阻力。因此,改革将陷入复杂的利益博弈,甚至有悲观者认为“改革已死”。     

WTO框架下的中国经济特区--兼论21世纪中国经济特区的历史使命

中国经济特区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产物。20多年来经济特区肩负着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试验场使命,从而对全国起“启示”和“示范”作用。进入21世纪,中国发动了经济市场化的最后的攻坚战,加入WTO,以开放促改革,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     

中国工业改革:成就、展望和经验含义

<正> 出席最近一次会议的人们问:“中国为什么在缺乏被认为是增长的必要条件时仍增长这么快?”这种不协调最突出地表现在中国的工业部门,它在缺乏私有化,有效的破产立法,以及其他被广泛看作是成功改革的前提的政策革新条件下,其产值、就业和出口仍获得了大量增加。本文综述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的成就,注重发展过程的内部演变,考虑局部改革的未来,并讨论中国工业改革经验的含义。     

改革路径的差异性分析:绩效与解释

最富生命力的理论必然是对现实最有解释力和预见力的理论。俄罗斯和东欧诸国持续数年的经济衰退与中国保持了近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引发人们开始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改革的方式、路径、绩效等进行新的理论探讨 ,学者们从两种改革方式和绩效的比较中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用以解释其差异。本文通过分析“激进式”与“渐进式”改革方式的效果 ,在分析“政治斗争说”和投票秩序说的基础上 ,提出决定改革路径差异的决定性因素是各国经济的初始条件的观点。     

在出口退税的背后……

<正> 出口退税,本来是我国外贸体制与关贸总协定接轨、使我国对外贸易活动按照国际惯例进行、运作的一项改革措施。但是,“中国特色”却又将这一改革“变形”、“扭曲”。“在中国好事总能被弄坏”。诸君对此话倘若没有太深的体会,请细细阅读—— 1989年,全国14个重点出口退税地区共查处     

中国房地产税改革中的央地博弈与突围之道

为什么中国的房地产税改革在长达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启而难动”?税制改革的成败往往要考察强势集团得到了多少改革的制度红利以及非税制改革对全社会净福利增量的大小.在房地产税改革中,中央政府改革的动机“以税代租”,而地方政府仍坚持“以租代税”,两者在现阶段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以至难以形成改革合力.要推动房地产税改革,目前最关键是处于决策权优势地位的中央政府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权利和利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让其能真正分享到改革的制度红利.     

中国替代型改革战略选择的思考——基于推进渐进式改革模式经验的总结

本文首先概括了中国替代型改革战略的六种替代模式,提出并分析了替代型改革战略推进渐进式改革模式的四种机制,同时指出了替代型改革战略对推进渐进式改革模式的局限性。本文最后认为,“后改革时代”中国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改革任务是消化掉“体制硬核”的问题。要打好“后改革时代”这场攻坚战,就必须进行改革战略的转换,实行不同于“替代型改革战略”的、能够适合改革攻坚任务的新的改革战略。     

资讯

<正>焦·点FOCUS 个人税法改革:起征点将调高至1500 个人税法改革堪称“全国人民经济生 活中的大事”。而其中最有争议的还是个 人税法起征点。 8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 会议开始对《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 案)》进行审议。此次草案只是完成了“一 读”,按照人大立法程序,草案然后还要 经过“二读”、“三读”。此次《草案》有     

马立诚：改革攻坚不能再延误时机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失败都是因为延误时机,而变法传统产生了持久的负面效应,一直严重地影响到今天。改革三十年,容易改的都改了,攻坚改革却一拖再拖。同时,中国社会要重建妥协与和解的社会理性。当中国人刚刚走进2008年,即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一部《历史的拐点》（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作者马立诚为写作此书作了多年准备。 全书描述了中国历史上十几次大的改革：子产支持舆论监督;商鞅大变魔术记;赵武灵王改穿“西服”;唐代中叶的双星陨落;“二王八司马”的一百四十六天;王安石在哪里摔了跟头;张居正的清凉界;洋务运动的是与非;光绪帝的“罪与罚”;中国首次宪政始末记……此书就是一部中国改革史,是对当今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一种新视角思考。为了引起阅读兴趣,一次改革一个生动故事,悬念迭起,惊心动魄,细节也是枝繁叶茂,让读者在顺畅的阅读中,发现、感悟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2008年1月,马立诚在北京接受访问。以下是访谈摘要：     

吴敬琏纵谈改革与发展

<正>前些时笔者参加部分省市决策咨询网络年会,有幸拜访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吴教授就改革、发展、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问题讲了自己的意见.现整理于后,以飨读者.范:吴先生,先请您从总体上谈谈我国的经济改革.吴:过去十几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大成绩众说纷纭.一种很有影响的看法是,成功的原因在于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改革战略.我认为,这种判断并不符合中国实际,中国改革在前期取得很大成绩主要是采取了一种“体制外先行”的改革战略,也可以称为“增量改革”的战略.就是说在计划体制的核心部分     

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浅析

以增值税转型为前奏，2004年我国将加快推进税制改革。新一轮税制改革给我们最直接最强烈的信号就是“减税”，改革的总体思路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低税率”。“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12字方针，确定了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方向。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要数增值税和所得税的改革了。     

"十一五"改革:目标与任务--改革形势分析会综述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于2005年6月27日在海南省海口市举办了以“‘十一五’改革:目标与任务”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党校、清华大学、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等机构的二十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主持,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十一五”时期的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现将此次会议研讨的内容综合为四个方面,即:“十一五”改革的背景,“十一五”改革的思路,“十一五”改革的动力与机制,以及“十一五”改革的重点,呈现给读者。     

“撤县设区”的公共资源再配置效应

中国式“撤县设区”给县域带来了什么?是增进了与大城市共享发展还是导致了县市公共资源被汲取?本文以中国大陆地区公交车站点空间布局为例,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撤县设区”改革对公共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撤县设区”显著降低了县域公交车站点的新建概率,即这一改革对县域更多扮演着“资源汲取”角色。(2)动态效应上,“撤县设区”导致的汲取效应呈现不断增强趋势。(3)影响机制方面,一方面,“撤县设区”改革调整了公共交通资源的空间再配置：在省级层面,受政策冲击的地市在改革中受损而其他城市受益,呈现出省内统筹再配置格局;在地级市内部,被“撤县设区”的县域是这一改革资源配置受损方,而城市其他部分受冲击较小。另一方面,这一改革带来的差异化资源配置效果取决于基于改革意愿、经济实力的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博弈环境。本文从公共资源空间布局角度评估了中国“撤县设区”改革的真实效应,同时也对中国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模式选择具有借鉴意义。     

腐败的经济解释

本文在对“腐败”定义的基础上，运用“经济人行为假设”、“成本—收益”和“寻租理论”等经济理论工具，对腐败行为的产生进行剖析，探讨了中国当前存在大量腐败现象的经济和社会根源。进而得出不完善制度导致的经济运行的非效率是导致腐败行为产生的最根本源泉，并对腐败治理进行理论分析和建议。指出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是遏止腐败行为的有力杠杆，但最根本的措施是推进体制的改革和民主制度的建设。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基于民企与国企的比较

新形势下中国营商环境优化改革有助于推进经济健康发展。中国地级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考察营商环境优化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成长的差异化影响提供了制度场景。实证研究发现：相比国有企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所引致的“制度红利”更有利于促进民营企业成长;与高科技行业相比,“制度红利”对民营企业成长的促进效应在非高科技行业更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促进销售增长、增加投资支出和营业收入及降低代理成本等途径对民营企业成长产生影响。当下,应深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将更重要的行政审批权和更具针对性的权力下放到位,使民营企业获得更多“制度红利”。     

危机与发展——中国农村的深层改革

中国农村改革在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果的同时,也撕开了农村经济潜藏的矛盾和发展中的结构性弱点,从而导致农村目前面临着一场悄无声息的危机:农业开始出现了“萎缩”;市场“放而不开”、“左右摇摆”;城乡差别有扩大的趋势;劳动者文化思想落后状况仍未有大的改变。中国农村的发展,迫切要求进行一系列的深层改革,即土地制度、劳力制度、市场制度、金融制度等的改革,其中土地制度改革首当其冲。作者认为,目前农村改革遇到的困难仅靠某种技巧是无济于事的,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重塑农村制度文明和文化意识文明。     

本期奉献

<正>●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呼唤下,经济理论界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气氛。本期刊登的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周叔莲先生的文章《我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看法和设想》,是作者针对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提出的新思路,观点鲜明,深刻独到。●中国经济,再度被通货膨胀这匹桀骜不驯的野马所拖动——今年第一季度,我国通货膨胀率达到1988年以来的最高数字,出现了“五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