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国家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比较分析

本文对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伦敦、纽约、东京及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香港,在区位优势、形成发展、政府监管及业务类型上进行总体的比较分析,论证了拥有好的区位优势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及发展的基础,揭示了在发展形成上,各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都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各国政府也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政策调整,以促进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发展.在比较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在业务类型上都有自己的强势方面.同时,对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比较分析可以总结出这些城市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中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对我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新加坡政府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作用及其启示

国际金融中心有两种类型:一是自然发展型,二是政府引导型。新加坡属于政府引导型。新加坡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政府起了巨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推进硬环境和软环境建设、积极实施金融监管等方面。新加坡政府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积极作为对我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较大的启示作用。     

企业生命模型的管理学逻辑

企业生命模型是一个自组织模型,在四因素中,企业的机制即产权与治理结构在成长与演化中起最后的决定作用。一个完全公平竞争的内外市场环境,将提高企业的信息传输效率。企业生命模型也是一个知识管理模型,它隐含着知识的创造、管理和共享过程。     

基于PCA-EWA的企业成长能力评价

现有的企业成长能力评价方法中存在的主观赋权问题和同一影响因素重复评价问题是导致评价结果不能充分反映企业真实成长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提出了基于主成分—熵权分析法(PCA-EWA)的企业成长能力评价模型,并以我国18家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于PCA-EWA的企业成长能力评价模型有效解决了主观赋权问题和同一影响因素的重复评价问题,且能够避免企业管理层操纵单一财务指标对评价结果产生的影响,运用该模型得出的评价结果对于经营者、决策者、投资者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金融指标体系模型的构建——兼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路径的分析

上海正处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十字路口,应该选择哪种路径继续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构建金融中心的相关评估模型可以较为客观地度量和评估现有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运作方向和发展模式。对现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各方面进行定量的分析和总结,有益于上海建设新的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模式与路径选择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问题 1、经济总量的支持力度不足 这一点应该从下面这两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是金融中心所在国的经济总量支持不足的问题.在主要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的演变过程中,一国经济实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战后,美国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迫使"伦敦让出了第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随后,日本经济二、三十年的持续增长使东京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赶超其它国际金融中心.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逐渐衰退,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开始衰落;而纽约则以美国新经济为基础,牢牢占据全球国际金融中心"龙头老大"的地位.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制约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很多经济指标上,中国(2003年)的水平与一些先发国家(2002年)的指标存在很大的差距.即使与香港、新加坡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依然显著.可喜的是,由于我国近年来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给予世人的信心与日俱增,因此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应当具有比较强大的竞争力.     

高新技术企业可持续成长结构模型研究

本文以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内部因素为基础,构建了技术、资金、市场及管理四维结构模型,分析了四维结构的内涵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即动态协同机制、缺位支撑机制、成长管理机制,同时指出在高新技术企业生命周期变化的不同阶段,影响其持续成长的关键因素是不同的,由此导致四维模型发生动态演化,企业管理者应根据这种变化,采取相应措施促使四维模型的基本稳定,从而为高新技术企业可持续成长能力的培育指明了方向.     

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分析及对上海的启示

以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环境为研究对象，本文构建了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钻石模型，分析各环境因素对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影响。并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环境因素进行分析，为促进其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浅析企业品牌成长机制问题--以中小企业为例

品牌成长是当前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焦点,也是中小企业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本文首先概述了品牌成长的相关理论,然后从从品牌名称因素、品牌服务质量、品牌产品价格因素和品牌成长环境因素四个方面来分析影响中小企业品牌创建及成长的因素,最后从品牌成长的生态位选择效应、品牌成长的创新机制、品牌成长中的区域优势和品牌成长的协同效应这些层面探讨了中小企业的品牌成长机制,并给出了合理化建议。     

资源型产业链中中小企业成长机制研究

资源型产业链中的中小企业是产业链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其与产业链中的大型龙头企业共同存在于产业链中,在优化产业链资源配置和促进产业链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产业链的视角研究中小企业的成长规律,并探讨促进资源型产业链中的中小企业成长机制.     

金融服务产业集群动因及其演进研究

本文采用动态产业集群模型与方法以及经济学原理，通过对金融中心和金融服务产业的研究与分析，论述金融服务集群的经济动因，以及金融服务产业集群的动态特征，从而为研究国际金融中心（IFCs）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部门分布特征和金融产业政策奠定基础，同时展望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及其未来发展战略。     

企业集群的形成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企业集群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企业集群的形成包括多方面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因素、政策因素和历史文化因素。研究企业集群,对于培育区域竞争力、推动地方经济增长、解决"大企业"病、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对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实现其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The role of human mobility in promoting Chinese outward FDI: A neglected factor?

Extending Dunning's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human mobility, a neglected factor, on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using time-series analysis. Our findings show that the two-way mobility of highly skilled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Chinese outward FDI. In addition, Chinese outward FDI is also driven by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substitutes exports. Th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policy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

创新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动力 ,是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完善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加大科技投入比例 ,在政策机制上鼓励技术创新人才队伍的形成 ,以促进企业快速健康发展。     

Does Policy Instability Matter for International Equity Markets?

We test whether policy risk is systematically priced in equity returns across 49 countries from 1995 to 2013. We construct two global policy risk factors based on the ratings from 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They capture the policy risk from government instability (GOVLMH) and the quality of bureaucracy (BURLMH). Both factors a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equity returns and the BURLMH factor carries a monthly risk premium of 65 basis points. A country with weaker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has more risk exposure to the BURLMH factor whereas a country with high democracy has more risk exposure to the GOVLMH factor. Overall, our study reveals the importance and complexity of policy risk in international equity markets.     

Struggling with Destiny: The Cotton Industry,Overseas Trade Policy and the Cotton Board, 1940–1959

This essay provides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the Norwegian state's effort to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etween 1950 and 1980. It explores the extent to which 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s influence the ability of governments to intervene in industrial policy. It also explores the extent to which both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s and investment strategies of Norwegian firms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government policy.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financial system is indeed a critical factor in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the period in question.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南京市住宅业发展研究

针对我国城市住宅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在综合考虑城市经济发展、环境、企业与人口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利用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 SD)方法建立了城市住宅业发展的SD模型。进一步,利用南京市住宅业发展的相关数据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并预测了南京市未来十几年住宅业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为南京是住宅业的健康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贸易开放度、经济增长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调整

本文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对贸易开放度、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统计关系进行实证,同时利用VAR模型检验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同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不利于经济增长;但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阻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当前政府应该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促进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政府外贸政策的重心应该放在改变出口产业结构,使之朝着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方向转变。     

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从地区和行业两个层面分析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并且引入政策环境、制造业企业规模、城市化水平3个调节变量,分析它们对物流业外溢效应的影响。运用中国地区层面省际2000~2008年以及制造业细分行业1998~2007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我国物流业的发展水平是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的一个重要瓶颈因素,而且这种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物流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的制约程度最大,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制约程度最小;在我国29个省市地区中,就整体而言,完善的政策环境对物流业外溢效应产生积极作用;在东部地区,政策环境的这种积极作用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政策环境制约了物流业外溢效应;制造业企业规模对物流业的外溢效应具有正向影响;在我国29个省市地区整体和东部地区中,城市化水平负向影响着物流业的外溢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负向影响不显著。     

货币政策周期与国债利率期限结构

以银行间隔夜拆借平均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利用2003年10月—2011年3月上交所国债数据估计出Nelson-Siegel模型的水平因子和倾斜度时间序列,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不同货币政策周期下货币政策变化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货币政策从宽松周期转向紧缩周期时,水平因子变大,倾斜度变小。面对货币政策从紧的冲击,在货币政策的宽松期和紧缩期,水平因子的响应分别为正向和负向,而倾斜度的响应均为负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