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台商投资集中地区与台湾贸易之就业效应研究

采用1994-2008年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大陆台商投资集中地区与台湾贸易的就业效应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大陆台商投资集中地区的对台出口对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自台进口则对其就业具有挤出效应,而且自台进口对就业的挤出效应大于出口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另外,台商投资集中地区经济增长对就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明显大于对台出口的就业效应。资本产出比对就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在台商投资集中地区存在一定程度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     

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理论上研究了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并结合中国工业行业1995-2009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结果表明,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工业行业劳动力收入份额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这种负向效应在资本密集度越高的行业越显著。另外,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劳动力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在总量贸易方面,企业出口可以显著提高劳动力收入份额。     

进口贸易、R&D溢出与中国制造业的就业变动

本文利用1996～2005年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进口贸易的R&D溢出对中国制造业的就业总量变动的影响及影响的部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考虑到进口贸易对国内制造业的R&D溢出效应后,中国制造业从发达国家的进口没有通过替代国内生产而减少就业,相反,进口贸易通过R&D溢出增加了整个制造部门的就业。由于技术进步的两面性和各部门要素密集度的不同,进口贸易的R&D溢出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部门差异。由于R&D投资回收期长、国内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较弱,国内R&D投资和进口贸易的R&D溢出对就业总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滞后性。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趋势效应、价格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存在,使就业变动呈现动态调整的特征。     

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制造企业成本加成——贸易上游度视角的实证研究

探索中国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高低问题需要对企业参与全球分工的细节展开分析。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海关数据和细分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借鉴行业上游度的方法测算了制造企业的出口、进口和净出口上游度,刻画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位置。本文进一步测算了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实证检验贸易上游度与成本加成的关系。计算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一般贸易进口上游度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回归分析发现,出口上游度越高,成本加成越高;净出口上游度越高,成本加成越低;进口上游度与成本加成关系不明确。异质性检验发现,上述影响在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净出口上游度高导致企业成本加成较低的原因在于:更多国内生产环节的企业是通过增加国内中间品采购,而非通过研发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上游延伸产业链。     

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与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

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海关出口数据和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技术性贸易措施会显著降低企业受冲击产品的出口额和出口数量。基于异质性的视角,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一般贸易企业和消费品负面影响较大。进一步的二元边际机制检验表明,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扩展边际,使得出口目的国市场的新进入、新增产品和退出企业数量都显著下降;对于单个企业,技术性贸易措施使得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提升,使新进入和新增产品企业进入市场的概率降低,而对存续企业的出口负面影响不显著。最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密集度和每年新增实际投资的提高能缓解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企业出口的负面冲击。本文较好地解决了贸易偏转效应和产品偏转效应对回归结果造成的估计偏误问题,考察了技术性贸易措施对出口企业的一般性影响,为中国企业预防出口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冲击提供经验证据。     

基于VAR模型的中国进口、出口、实际汇率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人民币实际汇率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下的进出口贸易、资本项目下的国外直接投资、外汇储备以及经济增长均有重要影响。论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8-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以及实际汇率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汇率贬值促进出口贸易,对进口贸易影响较弱;实际汇率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实际汇率贬值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持续促进作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不适合中国;进出口贸易均和经济增长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进口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很长时期内,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于出口;进口自身存在较大惯性,是出口的强Granger原因。     

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进出口贸易发展速度稳步提升,呈现出外贸出口规模大,速度快,商品结构优化,出口市场日趋多元化等特点。一个具备民营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市场格局在浙江省逐步形成,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浙江进出口贸易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沿海地带区位优势得以彰显。本文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概述,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并就浙江省进出口贸易如何应对外商直接投资提出几点建议。     

进出口贸易抑制了企业创新吗--基于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

开放经济下企业进出口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备受学者们关注,但从收入差距的视角出发探讨进出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少。鉴于此,文章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实证检验企业进出口、收入差距和企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出口依赖对企业创新无确定性作用,中间品进口依赖则不利于企业的创新活动;(2)收入差距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活动,但有效缓和了企业进口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3)收入差距对创新的作用受到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限制,人均收入越高,抑制作用越明显;(4)企业出口规模不会对收入差距的直接抑制作用产生明显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全面开放新格局下进出口贸易政策的调整以及中国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产品技术复杂度与企业出口增长

本文利用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对企业出口规模和出口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越高,企业出口规模越小,出口增速越快;产品技术复杂度对企业出口规模的负向影响存在行业和地区差异,主要是由行业的要素密集度类型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导致的;资本技术密集度较低的行业以及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这一负向影响较小;从长期来看,出口较高技术复杂度的产品可以促进企业的出口增长,对于国际市场上长期持续存活的企业尤其如此。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密集度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与东盟贸易密集度模型分析发现,越南、缅甸、柬埔寨是中国主要出口市场,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是中国主要进口市场。虽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东盟国家中中国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但其进口和出口贸易密集度指数都不是最高。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分析嵌入全球价值链影响企业生产率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从微观层面测算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并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参与全球价值链有益于提高企业生产率,说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显著存在。另外,通过对企业所有制、资本密集度、贸易方式以及产品多样性等异质性特征的考察发现,国有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过程中的生产率效应最高,外资企业次之,民营企业最低;高资本密集度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率效应要高于低资本密集度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以及多元化的产品策略更有利于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企业生产率。     

政府治理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边际

本文在考虑以环境成本和贪腐成本为代表的非期望产出情况下,核算了中国省级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结合2000-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从出口企业、出口产品、出口市场和出口价格4个维度研究了政府治理对中国企业出口边际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治理虽然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却也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扩展边际,政府治理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带动更多体现在"量"而非"质"上;这一结论在考虑企业资本密集度、所有制属性和贸易方式后呈现出显著的差别化特征;政府治理能力和企业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纳入政企间的交互影响后,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并不存在。     

贸易自由化对异质性进出口行为的影响——基于我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

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我国的贸易结构和生产结构发生了相应变化,从以往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向利用比较优势进行投入生产转变。借助我国加入WTO这一准自然实验,将产品和企业分为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组,采用倍差法检验了加入WTO对我国企业进出口两端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在我国加入WTO后,进口加工贸易产品的质量水平上升更快,出口一般贸易产品的质量水平提高更多。另外,企业资本来源越集中,越有利于其在贸易自由化上升后,扩大其进出口规模。     

创新绩效角度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证研究——以新能源产业为例

文章以新能源产业为例,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遴选出归属该产业的企业。利用微观企业层面的大样本数据,对企业创新绩效进行综合性研究。基于面板Probit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企业的R&D投入、出口与否和企业知识积累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有明显正向效应。企业规模、企业资本密集度等因素对创新产出的重要性因所有制不同而不同。政府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来诱导企业尽可能多地进行R&D投入,扩大出口以及增加企业本身知识积累。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关系实证分析

利用1985-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服务贸易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进口的拉动效应要大于服务出口,因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净效应是服务贸易的逆差扩大。     

民间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

通过借鉴Erden和Holcombe(2005)的模型,构造了一个研究中国民间投资影响因素的计量方程,并运用2006-2014年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行业整体角度看,影响我国民间投资的主要因素是产出增长和可用信贷量,国有控股投资没有对民间投资产生明显的"挤入挤出效应",宏观不确定对民间投资的影响表现不显著。对行业进一步分类研究表明:产出增长影响民间投资的"加速效应"受行业回报率的影响,行业回报率越高,产出增长的"加速效应"越显著;在限制进入行业及对资本、技术、资源要求较高的行业,国有控股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挤入"效应;可用信贷量对于民间投资的影响则在低回报率行业和竞争性行业较显著。     

贸易自由化、中间品进口与中国技术创新——1998-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技术创新产生什么影响?本文将中间品进口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归结为贸易自由化激励效应、研发资本效应和人力资本激励效应,并借助国际R&D溢出模型,将贸易自由化纳入模型中,运用我国1998-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相关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进口中间投入品对我国技术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中间品进口每增加10%,中国技术创新提高1.6%;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每增加10%,中国技术创新将提高0.3%等。     

内生创新、进出口行为与企业的绩效

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的绩效紧密相连。文章以异质性企业实证产业组织理论模型为基础,提出了全面测度企业内生R&D与进出口行为影响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框架,探究了企业异质性与R&D的动态交互机制和企业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论表明,企业进口的产品类别、R&D以及它们的交互机制,在提高企业的TFP的同时,能够显著地提高企业的价格加成。不同所有制结构下的效应明显不同。据此提出了优化异质性企业R&D投资组合和提升企业绩效的对策建议。     

贸易便利化、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相匹配,采用双受限Tobit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如何通过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出口增加值。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中间品进口种类增加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间品进口成本下降产生的成本节约效应、上游中间品进口产生的竞争效应等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本文认为,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扩大进口中间品种类,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抑制上游中间品企业垄断,从而提高企业出口增加值,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转型背景下日本贸易技术结构的演进研究——基于1960-1988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贸易结构是一国产业结构的反映,对一国产业结构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依据经合组织的技术密集度标准,将日本的进出口商品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日本贸易结构技术构成的演进。研究发现,战后日本的出口结构出现了持续、明显的升级,进口则集中在中技术与低技术产业。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影响贸易结构的因素以及进出口结构之间的关联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