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问题与治理措施——基于文献的讨论

伴随农业税费的取消,我国乡村由农业税费时期进入后税费时代,然而乡村治理却出现了新一轮的问题。基于文献,本文梳理出后税费时代基层政权面临治理资源内卷化、公共服务缺位化、驻村干部离村化等问题;基层组织面临制度运行形式化、干群关系离心化和乡村治理谋私化等问题;农民群体面临集体合作困难化、参与治理冷漠化和刁民群体主流化等问题。而造成问题的成因主要有基层政权异化为高谋利型、维稳型和悬浮型角色,行为异化为频繁运用私权手段、选择性治理和不出事不作为的逻辑;基层组织异化为去政治化、不在场的角色,行为异化为硬指标化、怕得罪的逻辑;农民群体异化为原子化、边缘化和灰化角色,行为异化为不配合、消极者和谋利型上访的逻辑。基于后税费时代问题表征和成因的分析,本文提出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时期应加强对基层政权权力的监控、重新定位基层政权的职能、规范基层干部的行政行为;健全乡村基层组织的治理体系、转变村干部观念和职能、搭好基层组织乡村振兴的班子;重塑农民集体化观念、调动农民全方位参与积极性、建立农民权利义务关联纽带。     

关系嵌入与精准偏离：基层扶贫治理策略及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以彭阳县小石沟村的精准扶贫实践为分析对象,考察了精准偏离过程中村干部的策略行动,并基于关系嵌入的视角分析扶贫策略行动背后的影响机制。精准扶贫在乡村场域遭遇的实践困境为村干部制造了一定的变通空间,在层级考核和基层维稳压力下,村干部采取了"道义"填补、精英分工治理与关系驱动的扶贫策略。笔者立足村干部所嵌入的关系结构,发现"碎片化"的干群关系形塑着村干部"划水治理"的行动逻辑,"分利合作型"的乡村关系形塑着村干部"唯上"的行动逻辑,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形塑着村干部"交换平衡"的行动逻辑。文章认为,探索并改造"关系"这一传统社会资源,挖掘"关系"的积极效用,可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深入推进可持续精准脱贫。     

农村水利治理:历史沿革、三维结构与路径选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关系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与国家安全。我国农村水利治理结构大致经历了建国至人民公社时期的"国家动员+基层运作"、农村税费时期的"国家退出+基层统筹"以及税费改革至今的"市场介入+项目供给"的变迁历程。在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我国农村水利治理变迁主要受到宏观历史情境、治理能力与城乡分立政策以及行为主体博弈互动的影响与制约。同时,农村水利治理的变迁过程具有路径依赖与渐进转型的特征,存在着关键节点并呈现出断裂平衡的状况。当前,我国农村水利治理结构应打破新的"历史否决点",适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环境,实现治理结构的再创新。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干部职业化的困境与路径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厚基础和重要一环。村干部主要由村党组织成员和村委会委员组成,是连接国家与基层农村社会的桥梁。村干部职业化有利于村级工作规范化,但可能削弱村民自治效能,造成干群关系“悬浮化”等问题。新时代,推进村干部职业化必须循序渐进,平衡村庄行政与群众自治的关系,加强对村干部的监督。分析了村干部职业化的现实困境,提出了实施路径,以供参考。     

嵌入视角下农村集体产权治理的实践逻辑及反思

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新农村建设的多元化推进模式及多样化地域类型,使得农村集体产权权能实践和制度改革呈现动态性、渐进性等特征,同时,农村集体产权的嵌入属性及其不同价值取向导致农村集体产权实现方式和治理机制兼具复杂性、整体性。完成身份界定、权能设置、组织"翻牌"后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如何通过产权治理过程中的主体重塑、目标融合、规则转型和机制健全,真正实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归属清晰、权能完善、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基本目标,就成为农村集体产权所有制变迁和治理体系重构的关键。本研究在产权的"嵌入性假说"及农村集体产权的嵌入性理论视角基础上,进一步从权能结构和治理机制两个维度构建农村集体产权治理的类型化分析框架,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不同资源类型及其多元产权功能属性及权能价值取向的差异化治理机制进行系统的对比阐述。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应从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治理能力提升、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完善以及政府监管体系优化等方面入手,有效规避改革风险,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共同分享改革红利,并通过重塑农村集体产权治理主体及其社会行动体系,切实保障改革目标的实现。     

项目制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转型研究

传统时期,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主要采取依托士绅自治、宗族治理作为中间层的间接型治理模式,其固有的弊端使之难以适应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为此乡村治理必须及时转型。项目制为乡村治理机制转型明确了方向,使乡村治理逻辑从间接型治理逻辑转变为直接型治理逻辑。从研究"前项目时代"下传统间接型治理模式入手,进一步探寻了项目制与乡村治理转型的现实逻辑,以此发挥项目制在乡村治理转型中的优越性。     

“谋利型纠纷”:后税费时代的村治困境

税费改革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重新调整,农民从义务本位向责任本位转移。一方面,村集体治权和治责大大弱化,村级治理陷入乏力困境。另一方面,农民却越来越强势,部分农民表现出为获得更多利益而不择手段,这就是本文所指涉的"谋利型纠纷"。究其原因,这既与后税费时代国家治理的转型有关,又与农村社会自身基础的变迁相关。"谋利型纠纷"的凸显并蔓延映射出村庄治理的失序和困境。因此,加强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和村庄组织能力的建设就成为当务之急。     

宅基地制度改革与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基于义乌、余江、泸县3个典型试点地区的观察

调研表明,宅基地制度改革与乡村现代化转型相辅相成。一方面,宅基地制度改革承载着乡村居住方式、生活方式、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改革试点中也存在居住方式和生产方式不匹配、政府引导与农民自愿关系失衡、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以及外来资本与乡土社会融合不足等问题,引发了"集中居住病""被上楼之争" "乡村治理危机""乡村社会困境"等诸多矛盾。从推动乡村现代化转型的视角出发,宅基地制度改革应以推动城乡居民权益平等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为改革路径。     

集中连片民族特困地区精准扶贫项目实践困境与原因阐释——基于南疆地区S县W村的项目案例

本文依照精准扶贫项目的地方实施流程,从村级视角具体分析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项目的运行逻辑与实践困境。在精准扶贫项目与贫困乡村衔接中出现了多类实践困境:项目分配与申请阶段,上级政府存在着对资源分配的"选择性平衡"思维与农户选择项目时对风险规避的思量;项目立项与实施阶段,产生了村级组织联合乡村精英对扶贫资源的俘获现象以及乡村基层组织通过"项目造点"方式对项目制治理模式的反控制逻辑,贫困农户对项目的参与也折射出当地农民安于现状的常态,反映了"思想贫困"对农户项目参与积极性的阻碍。上述困境产生的原因是项目制下不同层级组织的多重逻辑与来自乡土逻辑的影响使然。     

新型乡村治理之道——以移民村庄社会治理模式为例

移民村的公共事务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治理中的难点。本文研究将网络化治理理论引入到乡村治理探究中,通过深度访谈、案例采集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河南省南水北调移民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探讨移民村庄村治模式的变迁以及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转型中乡村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移民村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与已有文献描述的基层村治"行政化"所不同的治理形态。通过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移民村以"非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保证了基层民主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以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框架。这种适应性治理之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从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线型治理模式"向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转型,为推动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路径。     

治理转型:从传统乡村到新型农村社区

与传统农村社会的管理相比,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既有着显著特点,也面临着诸多以前不曾有过的困境。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基层改革的深入,在推动农村治理模式的转型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不少地区也都在探索科学有效的、适合新型农村社区实际情况的治理模式,以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从农村治理转型的过程来看,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挑战。因此,在坚持"以人为本、完善自治;党政主导、社会协同;科学谋划、分类施策;改革创新、依法治理"的原则基础上,需要进一步采取针对性措施,切实推动和实现农村治理从传统乡村管理方式到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型。     

新村级债务：形成机制与衍生后果——基于鄂东D村的个案分析

村级债务一直是困扰基层治理的重大问题。税费时期的传统村级债务主要是在压力型行政体制的运作模式以及传统型村干部共同作用之下形成的,属于资源挤压型村级债务。不同于传统村级债务,农业税取消之后的新村级债务是在国家大规模资源下乡背景下产生的,是一种资源输入型负债,主要是在提供兜底作用的大量下乡资源、内在动机的乡村利益合谋以及保障实施的富人型村干部治理手段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高昂的新村级债务给乡村社会带来严重的治理后果,表现为村庄社会分化、基层权力固化以及村庄主体性弱化。村级债务规模与范围不断扩大容易造成严重的治理困境,需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     

新时期村庄“协同治理”模式特征与价值分析——基于河南省G县H村村民理事会的考察

受到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不同时期农村治理有其显明特色。文章通过对河南省G县H村村民理事会运行机制进行分析,提炼出"协同治理"的模式,该模式是基层政权悬浮和村级自治能力弱化的产物;是应后税费时期乡村发展困境、乡村关系转变而产生的。"协同治理"模式通过多元主体的责任共担、协同治理,分流行政与自治,实现治理对服务的强力支撑,推动村庄公共事务的统筹治理,从而有效降低村庄治理成本,改善村庄社会关联,拓展乡村治理空间,实现村庄治理的有效创新。     

财政之坎:乡镇如何跨越

税费改革初见成效,乡镇财政捉襟见肘:江苏省农村税费改革从2000年开始试点，2001年全面推开。四年来，通过税费改革，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规范了农村税费制度，改善了农村干群关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与此同时，乡镇财政经费不足、乡村基层组织无法正常运转的问题却更突出了：     

高音喇叭:权力的隐喻与嬗变——以华北米村为例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是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依据华北地区米村的田野调查资料,以米村高音喇叭的演变史为分析文本,发现在改革开放以后,高音喇叭经历了从"国家象征"到"广告载体"的变化。喇叭的"角色转换"事实上反映了国家权力运作方式在乡村社会的转变:少了些"管控",多了些"治理"。以国家治理内在逻辑的变迁及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为表征的乡村社会转型是权力运作方式转变的主要原因。     

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研究变化分析——基于CNKI文献数据

[目的]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时间节点,分析其实施以前和以后的差别,以期探究乡村振兴实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变迁。[方法]文章基于CNKI网络数据库1990—2021年乡村治理研究相关文献,借助CNKI和CiteSpace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结果]（1） 20世纪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相关研究较少。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是刺激我国乡村治理研究快速增长的第一个关键点,2002—2006年我国乡村体系研究文献突增,并主要围绕乡村治理体系的困境和问题,开始从村民自治的乡政村治模式寻求出路。（2） 2006—2017年乡村治理体系研究保持缓慢推进,问题探讨更加广泛,包括善治、乡村精英、法治、治理模式、农村社区、路径和对策、自治、协商民族、城镇化、法制化、乡贤文化和新乡贤等。（3）2013年的浙江桐乡的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建设试点,又一次激活乡村治理体系研究,带来新研究增长点。（4） 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为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研究的第三个增长点,相关研究文献暴增。[结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前,乡村治理体系发展缓慢,税费改革和桐乡案例是乡村治理体系发展的两个主要的推动力和...     

走出怪圈：产业扶贫中基层政府治理转型的多重逻辑——基于建始县的纵向案例分析

在产业扶贫中,基层政府的治理行为受到科层制逻辑、合作治理逻辑和乡村逻辑的共同作用。基层政府能否从主导者转向引导者取决于其对冲突目标的理性权衡、资源和治权的共享程度以及乡村社会的组织化水平。建始县近十年产业扶贫的案例显示,基层政府的治理转型并不要求每条制度逻辑都处于理想状态,其关键在于在契合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并通过资源的高效利用、权力的有效制衡以及各方收益的绝对增加来保持治理系统的稳定性。其中,实现集中与分权相结合、推动资源网络化流动、嵌入外部治理主体、包容各类制度逻辑是有效的转型路径。在基层政府治理转型具有制度惯性的情况下,这种"分逻辑存在瑕疵而总逻辑达到相对平衡"的权变多重逻辑观为理解该进程提供了一个渐进的观察视角,也丰富了多重制度逻辑框架的理论内涵。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治理的路径论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社会的问题日益突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新时期,乡村社会治理也面临着从传统村组管理向现代社区治理的转变。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主要面临两大困境:内部治理主体的缺失和治理体制的落后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了有利契机,乡村应该紧紧抓住优质社会资源输入不断增加的优势,通过激发乡村社会内生力量,创新治理的体制机制,增强基层组织治理权威等途径来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多元主体在共同的利益基础、责任担当和价值遵循的基础上，为全面治理乡村公共事务而形成的有机联合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体现了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内在要求，与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高度的内在耦合性，但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基层配套制度设计有所欠缺、基层政府治理手段刚性化、村干部动员能力不足、村民主体性缺失和农村社会组织发育迟滞等现实困境，为了充分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和潜能，需要构建完善基层治理制度、强化情感认同、树立村干部权威、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以及发展和培育农村社会组织等实践路径，以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贫困治理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多重摩擦和调适——基于广西G村的案例分析

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G村为例,结合乡村现实场域,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了包括县级政府、乡镇政府、村干部、村民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在贫困治理中的多重摩擦和调适。研究表明,第一,在精准扶贫的基层实践中,县、乡之间存在着财权管理者与事权承担者的摩擦,县、村之间表现出资源分配者与资源竞取者的摩擦,政府与村民之间有着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接受者的摩擦,同时作为政府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村干部则需协调双重行动逻辑。第二,为推进贫困治理工作,这些主要利益相关者运用各自的策略在部分摩擦方面实现了调适:在贫困治理政策宣传中,通过基层政府正式传达与村干部非正式沟通的结合,实现了政策动员;在贫困治理政策落实中,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村干部通过"跑项目"与整合使用项目资金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压力型体制"下通过"灵活变通"来推动产业扶贫实践;在扶贫检查中,自查中的"合谋"与抽查中的数字化评估削减了相关利益主体间的摩擦。因此,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应注重回应各相关利益主体的需要,并构建和完善相关协调机制,从而降低摩擦成本,实现各自调适行动的效率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