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约谈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投资

环保约谈制度是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所实行的环境执法监督新方式,对于破解环境治理难题,提高环境治理绩效至关重要。本文利用环保约谈所产生的准自然实验变化,以2013—2019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环保约谈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双重差分法的检验结果表明：在环保约谈所涉及城市的上市公司中,环保约谈促进了企业绿色投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发现,环保约谈对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较为明显的企业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行业市场竞争程度低及融资约束低的企业。研究结论从企业加强环保绿色投资决策的角度为环保约谈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微观的证据,这不仅对于我们了解环保约谈这一政策对微观主体企业的影响效应具有一定意义,同时,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实施更好的环境治理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地方债发行能否推动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A股和新三板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对中国2015—202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和地方债数据的关系研究表明：地方债水平的提高能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发现,地方债发行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也减缓了高素质人才的积累。异质性分析发现,专项债比一般债更能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地方债发行对提高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经济发达地区、低债务水平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债发行规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倒U型关系,地方债水平超过0.0773极值后,地方债发行会不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对坚持通过地方债发行促进经济发展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理论与实证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构建工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地级市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会密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二者呈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工会通过改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收入激励效应；工会通过倒逼企业采取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替代劳动策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要素替代效应。此外，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显著高于非东部地区，在国有企业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在出口企业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随着行业垄断势力增强，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高。因此，建设现代化工会制度、重塑工会角色、强化工会的要素配置作用、推进工会差异化建设，对提升职工收入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机制研究

生态文明示范区政策是中国加速生态领域发展改革,探索促进各区域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的先行尝试。本文基于设立的生态文明示范区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0年中国26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生态文明示范区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生态文明示范区政策可显著提高相应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提高环保财政支出和推动技术创新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该项政策在中西部地区显著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在东部地区政策效果不显著;在经济水平发展较低地区,该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强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进一步分析发现,该项政策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为探究当前生态环保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可改善方向、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环境保护税能否促进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贝叶斯时空统计的实证研究

绿色生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环境保护税是促进企业绿色生产的有效手段。以中国环境保护税征收标准改革为自然实验，基于2013—2020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贝叶斯时空统计方法考察了环境保护税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环境保护税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且在东部地区、工业发达及污染严重的地区作用显著。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环境保护税可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路径影响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环境保护税法提供了实证支持，也为全面构建环境经济政策框架体系提供了决策依据。     

国家级新区建设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文章将国家级新区设立视为一次自然实验,选取2008—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在“反事实”框架下,实证分析国家级新区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第一,国家级新区设立对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国家级新区设立主要通过“政策效应”“集聚效应”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级新区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仅与区位条件、市场发育程度等外部环境因素相关,还因企业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成长周期等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文章为评估国家级新区政策效应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与经验证据,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当前,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逐渐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基于2011—2019年中国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和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并且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双重差分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创新水平和促进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分析

基于2002—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显著促进相关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规模扩大和资本配置效率改善，进而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这种效应在高融资约束企业、处于成长成熟期企业和未进行研发操纵企业中更显著。此外，外部环境对政策实施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相关结论可以为高企认定政策效果评价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为我国完善选择性产业政策设计提供政策启示。     

绿色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激励效应与抑制效应

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绿色信贷政策作为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中规模最大且发展最成熟的组成部分,其激励约束机制能有效引导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2003—2012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以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工业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绿色信贷政策对鼓励类企业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对限制淘汰类企业则存在抑制效应。第二,激励效应源于鼓励类企业实现的技术进步,抑制效应则由于限制淘汰类企业的技术退步。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既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对鼓励类企业的激励效应,也有效缓解对限制淘汰类企业的抑制效应。第三,相对于外资企业和国有内资企业,研发投入的调节效应在非国有内资企业中显著存在。重视研发投入的非国有内资企业能通过绿色信贷政策有效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人口老龄化、农地流转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中国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乡村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可忽视。为深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基于2000—2020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首先利用超效率EBM模型测度各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然后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后参考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农地流转在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从样本期看，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超过5%,其中东部地区的均值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从影响效果看，人口老龄化能够显著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作用较显著；从中介效应看，人口老龄化显著地促进农地流转，且农地流转的中介作用为44.9%。据此从鼓励采纳农业绿色技术、完善农业生产退出保障、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新时代人们科学认识乡村人口老龄化以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参考。     

所得税负担会影响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7年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DEA-Malmquist测算方法和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所得税减免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及效应。研究发现:所得税减免能够显著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且相对于个人所得税减免而言,企业所得税减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更大,从而证实了"所得税减免→人力资本积累或企业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路径;分区域来看,中部地区所得税减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而在东西部地区其效果并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当前政府进行结构性减税降费以刺激经济活力的政策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互联网发展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分析了互联网发展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并采用2008—2019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发展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互联网发展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互联网发展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对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大;互联网的发展对服务业技术进步和服务业技术效率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对服务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更大。     

个人所得税减税激励何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创新型人力资本为中介

个人所得税减免可有效激励员工工作,影响创新型人力资本结构和积累,进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如何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文章以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为契机,选取201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018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衡量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三个变量,包括人力资本效率、人力资本成本、人力资本结构均通过了中介效应检验,说明创新型人力资本在个人所得税改革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个税改革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在规模大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非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更加显著。     

数据要素与研发决策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2010—2019年中国工业的经验证据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取决于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研发决策影响。利用2010—2019年中国工业面板数据,估计数据要素与研发决策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据要素赋能资本、劳动要素后的要素深度融合,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改善作用;与劳动密集型工业相比,数据要素对资本密集型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作用更加显著。将研发决策纳入后发现,探索型研发决策对资本密集型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囿于高风险的利用型研发决策则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探索型研发决策能够促进数据要素赋能传统要素,二者有效融合能够显著提高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

基于"营改增"改革的准自然实验,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营改增"政策提升了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税改前增值税税负越重,政策效应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越大。异质性检验表明,"营改增"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中介机制分析发现,"营改增"政策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规模效应、提升劳动产出效率以及促进研发投入这四条路径来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在上述路径中受益程度更显著。研究结论为减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政府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据要素市场发展与生产率提升

本文从中国制造业迫切需要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这一现实出发，结合当前正在重点推进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着重关注了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本文以大数据发展反映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状况，结合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大数据发展水平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十三五”期间的政策支持改善了大数据发展水平的作用效果，而沿海城市、省会城市和数据法治建设更完善的地区大数据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大数据发展水平对智能化程度较高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地，大数据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优化要素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等机制实现的；而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与技术市场等要素细分市场发展，增强了大数据发展水平的作用效果。本文验证了大数据发展水平在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提升中的重要作用，为数据要素市场发展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依据。     

国家优先支持政策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评估——来自革命老区的经验证据

推进革命老区绿色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自2012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革命老区优先发展的政策措施.为检验国家优先支持政策的影响效果和机制,文章以革命老区2008-2018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PSM-DID方法,评估国家优先支持政策对五大重点革命老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研究表明:(1)国家优先支持政策显著提升了革命老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革命老区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2)国家优先支持政策对革命老区绿色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有三条,即通过智力资本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和生态治理实现的;(3)国家优先支持政策对不同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存在异质性,即在工业化水平较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和绿色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中的政策效果更强.为了进一步优化政策效果,要加大对革命老区的科技投入和教育投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推进生态治理,精准制定差异化的扶持政策,培育革命老区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内生动能.     

ESG表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ESG可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文章以2009-2020年3549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ESG表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基于地区和行业竞争视角结果表明,对于中西部地区、处于高竞争行业的企业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ESG表现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降低非效率投资行为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人才政策可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基于地方政府人才治理视角的研究

本文使用2001—2016年我国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中针对人才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对人才政策予以定量识别,并与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了地方人才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才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体而言,人才政策出台数量平均每增加1条,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约0005。机制检验证明,人才政策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纠正人力资本在企业间的错配两条路径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此外,企业及行业异质性研究发现,人才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及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及非高技术产业。以上发现对于当前地方政府人才治理体系建设具有较大意义,对如何完善政府人才政策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