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应对疫情的直达性货币政策工具研究

本文梳理了自2020年3月份以来美联储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直达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并以其中主街贷款为例,详细分析其通过具体条款、借款人资格限制、利率定价等方式圈定目标企业的范围,促进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分析研究发现:美联储系列直达性货币政策工具,一定程度上行使了"准财政"职能,核心目的在于通过短期内大量流动性对冲防止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应对、挑战与方向

本文通过整理此次疫情防控期间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应对措施和工具,分析美联储当前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未来后疫情时期的调整空间和方向,以期为我国的货币政策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当前美联储货币政策工具简介

2007年8月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又陆续推出拍卖式融资便利（TAF）、主经纪商融券便利（TSLF）、主经纪商融资便利（PDCF）等货币政策工具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该文通过对联储货币政策操作层面较为细致的分析,详细介绍了美联储所推出的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廓清相关事件的内在联系,并对政策背后的真实含义进行探究。     

美联储应对次贷危机的货币政策工具

在次贷危机的应对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激进、灵活,与正常时期的渐进主义策略大相径庭。文章在对次贷危机以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研究美联储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机理,发现在危机时期,美联储始终坚持其担负的目标,货币政策体现为及时的、决定性的和灵活的。最后,文章探讨了美联储的危机时期政策对我国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启示。     

美联储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基于机制安排的视角

金融危机管理中,美联储对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在缓解金融市场流动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创新型工具的运用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本文在介绍美联储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同时提出了新工具可能引发的若干问题,在此基础上从机制安排的角度分析了美联储的对策。     

美联储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效果评估

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为应对危机,美联储实施了以＂信贷宽松＂为特征的货币政策,并创新了一系列政策工具。审视2007年至2009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实际效果,应该说是成功的。美国金融市场已经趋于稳定,美国经济正在走出衰退,美联储已开始酝酿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战略。     

美联储超预期宽松政策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背景下,美国感染人数最多,疫情对经济金融的影响超出预期。美国政府多部门都纷纷制定法案、出台政策予以应对,其中美联储推出的经济救助计划无论从规模和范围上都是史无前例的。本文梳理了美联储应对新冠疫情的诸多政策,剖析政策或将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并就我国应如何应对提出若干建议。     

美联储疫情救助工具的使用和退出情况简析

2020年3-4月,面对新冠疫情冲击,美联储针对国内金融市场、实体经济和美元国际市场,先后推出十大紧急流动性救助工具,起到了稳定市场信心、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的作用。目前,外国央行回购工具已转为常备工具,其余九项工具已经到期。整体来看,美联储疫情期间推出的流动性救助工具使用规模不大,对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影响有限,但发挥了预期引导作用,通过少量操作“以小博大”,起到了积极效果。     

美联储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对有效利率的影响

本文使用了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2003年1月-2012年10月美国次贷危机前后美联储基础货币供给量、存款准备金月度余额和公开市场业务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经过模型实证分析可知,美联储这三大基础货币工具的变动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方向和力度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正说明美国经济目前已经进入"流动性陷阱"当中,同时金融机构的"惜贷"较为严重,美联储在次贷危机之后的公开市场业务是有效的。     

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背景、事实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联储采取了无限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主要央行纷纷跟进,随之衍生的货币超发给世界经济带来深刻影响。在此背景下,关于美联储在何种时间、以何种方式、按何种节奏进行政策转向,成为理论界和全球市场投资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历史来看,历次美联储政策转向的逻辑都与同时代美国经济基础和主流经济哲学嬉变高度相关。本次疫情应对中,美联储再次调整货币政策目标框架,决策相机性明显增强,大大增加了政策转向的预判难度。根据当前形势,美联储可能于2021年年底完成前瞻指引,并最早在2022年年底正式进入加息进程。在此过程中,美联储货币政策实践主要面临四个矛盾:一是控制通胀与促进就业之间的矛盾;二是维护金融稳定与恢复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三是“最后贷款人”与“最后做市商”之间的矛盾;四是美元体系“短期稳定”与“长期可持续”之间的矛盾。当下,在中美宏观政策及其经济基础存在明显差异的条件下,中国应保持灵活审慎的货币政策以平衡“促发展”与“防风险”,在继续深化金融改革的同时注重K型复苏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并应更加重视中美货币政策合作与国际金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