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研究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力资本集聚水平提升成为中国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2005—2019年22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人力资本集聚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人力资本集聚水平且政策效果随时间推移增强；机制验证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通过提升试点城市信息化水平进而促进人力资本集聚；智慧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东中部地区及新一线及二线试点城市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较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优化智慧城市试点建设。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促进企业数字创新吗？

以2010～2020年我国77个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和238个非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2712家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机制、实现条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创新，且对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创新具有更强的推动作用。质量基础设施、高等人力资本是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促进企业数字创新的主要传导路径；市场分割在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促进企业数字创新中产生负向调节效应；随着质量基础设施、高等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作用呈现“边际递增”特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与企业数字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据此，应加快完善数字知识产权管理框架，构筑“一站式”质量基础设施基站，发挥区域联动治理功能，促进企业数字创新。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减贫效应——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施有效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推进城市贫困治理、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利用2013—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三期面板数据，借助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中国城市低保政策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实施有效提升了城市低保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低保政策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实施效果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则表明，城市低保政策通过提高城市家庭资本积累与提升城市家庭人力资本水平两条途径发挥减贫效应。未来应当在建立全国低保标准调整机制，确保低保政策地方落实以及完善专项救助制度等方面提高低保政策的有效性，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外来人口社会融合与中国城市创新

构建社会融合综合指标以及经济、心理、行为、身份各个融合分指标,建立联立方程研究外来人口社会融合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融合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并没有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只有建立在社会融合基础上的城镇化才能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经济融合、社会融合、文化和行为融合并没有带来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脱离社会融合的城镇化水平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为负,但城镇化和社会融合四个维度的交互项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为正;人力资本水平和城市规模以及两个变量与社会融合的交互项都有助于提升城市创新水平,说明在相同的社会融合水平下,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群体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越大;与中小城市相比,在特大和超大城市中社会融合水平的提升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大。     

中国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剖析数字经济和城市创新的演化格局，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发展水平总体均呈上升趋势，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异格局。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更为显著。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作用边界，在1200公里处达到峰值。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影响城市创新发展。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空间效应和机制的理解。     

公共不动产质量结构对中国城市创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在质量经济学研究框架内分析了公共不动产质量结构对中国城市创业质量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改善公共不动产质量结构可以提升城市创业质量。随着城市紧凑度的提升、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共不动产质量结构对城市创业质量的促进作用增强。优化公共不动产质量结构可以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和产业的集聚,进而提升城市创业质量,并且这种作用机制的影响效果因城市空间形态、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揭示了公共不动产质量结构与中国城市创业质量的内在联系,以期为中国城市公共不动产建设提质增效、发挥创新创业驱动作用提供借鉴。     

人力资本投资与和谐城市建设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力资本投资对促进城市和谐发展所起的作用.城市的和谐发展包括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通过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城市和谐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人力资本投资与城市和谐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文章最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人力资本投资指数,将44个城市的和谐指数与人力资本投资指数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对城市的和谐发展有显著的正效应.     

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

以2001～2021年我国276个地级市为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消费政策助于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消费政策对城市创新的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较强,在大型城市和中型城市较强。进一步研究表明：在信息产业供给端,政策试点通过生产要素配置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产业优化效应三种渠道促进城市创新;在信息产业需求端,政策试点通过提升新兴信息消费和淘汰落后信息消费这一优化信息消费结构的方式促进城市创新。鉴于此,各地应基于供给侧与需求侧双重视角,在有序扩大信息消费试点范围的同时,因地制宜地落实试点政策,推动信息消费转型升级,并建立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的多维机制。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作为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的先行示范区,是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聚集地。借助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检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识别知识产权保护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机制检验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增加知识产权制度供给,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强度,最终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对高科技行业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传统行业企业,对西部地区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产业融合与数字创新：来自三网融合的证据

产业融合有助于促进科技创新,三网融合是促进数字创新的重要举措。利用2005—2021年29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模型研究三网融合对我国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三网融合能提升我国城市数字创新能力;机制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水平在三网融合与数字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三网融合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间接提升我国城市数字创新能力。因此,应大力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人力资本对我国数字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中西部地区企业可尝试利用已有数字技术进行渐进式数字创新,加速推动数字技术的实践应用。     

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实证检验——基于智慧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赋能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且这一促进效应具有显著行业异质性特征，具体表现为服务业企业创新能力比工业企业更容易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人力资本结构和供应链优化是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路径。基于此，应当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制定差异化发展机制，精准布局行业创新升级；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以期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提供理论支撑。     

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TOE理论框架的分析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1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开展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并引入TOE框架,检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进一步探讨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且位于东部地区、行政等级较低的智慧城市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对明显;可替代性能源生产、交通、废弃物管理、能源节约领域的绿色创新受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作用效果更突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强化信息化水平、实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和提高政府环境治理能力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对本地城市和邻近城市的绿色创新均会产生积极影响。     

财政分权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

本文利用2003—2016年中国27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探讨财政分权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显著抑制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财政分权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如在科教水平较低、级别较低及中小城市,财政分权显著抑制城市创新,而在科教水平较高、级别较高及大城市却并未抑制城市创新;财政分权通过促进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为引资而竞争”、抑制地方政府“为创新而竞争”等途径对城市创新水平产生负向影响。研究结论为从政府财政体制改革视角促进城市创新提供启示。     

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户家庭增收

基于CSS数据库中7031户农户家庭收入问卷调查数据，采用OLS模型、Oprob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显著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在更换变量、选用工具变量法估计等检验后，该结论仍旧稳健。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服务外包通过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异质性分析发现，东中部地区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均通过显著正向检验，而西部地区影响效应并不显著；各环节生产服务外包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出“劳动密集型环节>技术密集型环节>劳动技术兼具型环节”的特征。据此，应持续健全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模式、强化农村人力资本优势、实施地区与环节差异化策略，提升农户采用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水平，以实现农户家庭增收。     

环境信息披露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影响机制分析

将中国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6年我国25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信息披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环境信息披露显著促进了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环境信息披露主要通过倒逼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加强城市人力资本积累并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此外,环境信息披露反而会抑制地区外资流入,从而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消极影响。经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在一般城市(非省会城市、非直辖市及非副省级城市)、内陆城市和规模较大的城市表现得更为显著。     

聚居选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

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采用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和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聚居选择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机理。研究发现,与非本地人聚居会降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意愿,基于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机制分析显示,与非本地人的聚居选择不利于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对流入地的文化认同,从而降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因此,应正确认识聚居选择在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作用,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其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其与本地人互动,提升农民工对本地文化的认同。     

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0个地级市城市面板数据,分别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SBM-Malmquist指数测算我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尤其在南方城市、非资源型城市表现得更为显著;（2）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绿色创新水平,优化产业结构间接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存在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两条传导路径,但绿色创新表现为遮掩效应,而且这两条传导路径在南方和北方地区城市、资源型和非资源型城市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因而应积极推动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助力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与区域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研究数字经济究竟促进了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促进了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及滞后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促进自主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知识产权保护较强的地区显著，对模仿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和知识产权保护较强的地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省域间自主创新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数字经济对自主创新的正向空间溢出并不显著。因此，应强化数字核心技术供给，畅通数字创新渠道；缩小区域数字鸿沟，推动数字经济均衡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释放知识产权保护红利。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后发城市经济追赶——基于城际创新合作的视角

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专利申请微观层面数据和212个后发城市地级市层面数据,构建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后发城市经济追赶的影响效应,并从城际创新合作视角探析该影响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助于缩小后发城市与先发城市的相对经济差距,而且促进了后发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水平、地理区位等追赶情境差异均会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经济追赶的助推效应。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城际创新合作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后发城市经济追赶的重要渠道。并且,城际创新合作机制呈现出普惠发展与质量提升的双重特征,从合作城市看,不论与先发城市还是后发城市进行创新合作,均能促进后发城市经济追赶,而从创新类型看,主要通过实质性创新合作而非策略性创新合作助推后发城市经济追赶。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城市就业的影响

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等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城市就业的影响及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城市就业水平,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就业水平的作用机制在于加速了城市经济集聚、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并带动了城市创新创业。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存在地理位置、城市级别、产业类型和就业类型的异质性特征,其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城市、中心城市、第三产业与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的就业促进作用较大,对外围城市、第二产业的就业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其对东部地区城市、第一产业和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在研究结论基础上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