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资产与消费:来自微观调查数据的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金融资产、住房和非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及其差异性。实证表明:收入是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金融资产、住房资产和非住房资产,但非住房资产对消费有负的显著影响;无风险金融资产、风险金融资产和社保金融资产对农村家庭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住房资产对家庭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非耐用品;户主年龄特征、家庭所处地区以及家庭收入高低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差异性有一定解释力。     

河南省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对消费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

在我国经济向中高速增长过渡的新时期,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保证其稳定发展已然成为重中之重,而消费结构优化又是保障消费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文选取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2011年、2013年、2015年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河南省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对消费结构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河南省农村家庭金融资产与消费结构优化呈正相关关系,通过细分金融资产进一步得出,河南省农村家庭定期存款和股票资产也与消费结构优化有显著影响关系。本文结合实证结果和河南省农村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的现状,得出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加强农村金融宣传和完善农村征信系统的建议。     

城乡家庭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用CHFS数据研究中国城乡家庭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异质性,在考虑了金融资产组合互补性的影响后发现:(1)我国城乡家庭储蓄性和风险性金融资产每增加1%,家庭总的消费支出分别增加3.5%和1.4%,即金融资产存在显著正向的财富效应,但储蓄性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大于风险性金融资产。(2)整体上,城镇家庭的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大于农村,但在具体消费类型上,也存在农村大于城镇的证据,体现出显著的城乡异质性。(3)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对食品消费支出影响最小,刚性消费支出次之,弹性消费最大。(4)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均存在低收入家庭显著大于高收入家庭证据。考虑家庭房产价值和地区特征后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上述异质性的显著存在。     

乡村政治精英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家庭收入分配方式也发生着明显变化,居民的投资与理财需求日益多元化.乡村政治精英是新形势下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或"能人"带动效应.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数据研究了以村干部为代表的乡村政治精英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其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数字金融与农户消费——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北大核心

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消费,促进农村消费提质升级,对于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中国经济转型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有显著促进效应,数字金融将带来户均消费提高24.50%,2016年折合消费为8694.81元。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提高家庭非农就业水平和金融可得性引致消费增长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中低收入农户、参与互联网理财和网络借贷农户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金融的消费增长效应高于同期传统信用卡使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新时期扩大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的覆盖范围以驱动农户消费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新农合、农户风险承担与收入增长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2012年和2014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新农合对农户风险承担的影响,并验证了新农合是否能够促进农户增收以及新农合是否通过风险承担发挥增收效应。实证分析发现,新农合显著提高了农户的非农风险承担和农业风险承担;在区分非农风险承担的形式后发现,新农合显著促进了农户自主创业,但对风险金融资产持有并没有显著影响。家庭异质性检验发现,新农合对户主年龄较大、初始财富较多的农户家庭的风险承担影响较大。进一步分析发现,新农合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收入水平;而机制检验表明,非农风险承担特别是农户自主创业是新农合发挥增收作用的主要机制。     

金融化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近年来，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受到广泛关注。以A股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制造业企业配置不同类型金融资产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配置短期金融资产对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制造业企业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财务绩效的负向影响显著，总体而言，金融化对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能够为制造业企业合理配置金融资产提供一定参考。     

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文化消费增长

本文以2014年、2016年、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中26626个家庭样本为研究对象,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的发展明显促进了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持续提升和文化消费占比的提高,促进消费升级,在通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此结论仍然成立。第二,家庭的经济状况、风险态度以及人口规模对促进文化消费的支出起到积极作用,户主年龄则与文化消费支出呈负相关。第三,数字金融促进居民文化消费增长的机制主要是通过提高家庭收入、提升支付便利性、缓解流动性约束和降低不确定性实现。本文的研究推动了对数字金融如何影响居民文化消费的理解。     

农村居民金融知识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金融知识是家庭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文章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农村居民金融知识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居民金融知识的增加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家庭在风险资产中的配置。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地区经济较好的农村年轻女性更有可能参与到金融市场当中。农村居民自有住房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自营工商业有助于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增加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有助于提高农村家庭福利,增加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并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互联网金融、市场竞争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

互联网金融进军农村金融市场，加深了市场竞争程度。本文利用文本挖掘法构建互联网金融指数，并基于2008—2019年273家农村商业银行财务数据，分析互联网金融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同时，本文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1)从整体上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通过直接效应和部分中介效应加大了农村商业银行风险，且部分中介效应对风险的影响程度大于直接效应对风险的影响；(2)从作用机制来看，互联网金融与农村商业银行在负债端、资产端和中间业务端展开激烈竞争，并通过付息成本、贷款结构和多元化收入三个中介渠道影响农村商业银行风险。具体来看，互联网金融通过增加付息成本和缩窄多元化收入的途径增大了农村商业银行风险；但互联网金融也促进贷款结构优化进而降低农村商业银行风险。     

数字金融使用何以影响农户家庭财富——基于中西部5省份944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

本文基于中西部5省份944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使用影响农户家庭财富积累和财富不平等的总体效应、传导机制、门槛效应和个体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家庭财富积累和缓解农户家庭财富不平等,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是两个重要的传导机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财富积累和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基于数字素养的双门槛效应和基于金融素养的单门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财富规模、财富不平等程度、风险偏好、户主受教育水平的农户之间以及脱贫户和非脱贫户之间,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财富积累和财富不平等的影响都具有显著差异。本文研究的重要启示在于：要充分发挥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和对农户家庭财富不平等的缓解作用,需要加快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着力优化农村数字金融营商环境,通过差异化的政策不断提高农户数字素养和金融素养。     

外出务工促进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了吗——基于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非农就业的视角,采用2003—2011年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农业部固定观察点1752个农户共10356份样本,运用混合OLS回归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的影响,以期为改善我国农村居民营养健康状况提供具体建议。研究发现,(1)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显著影响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村家庭人均肉类消费明显高于无外出务工人员家庭;(2)收入和家庭人口规模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人均肉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与家庭常住人口规模呈现显著的负相关;(3)家庭人口结构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人均肉类消费与家庭儿童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且与老人数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外出就业明显促进了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具有明显的'利他主义'效应。     

宅基地流转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不断扩大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而推动具有财产属性的宅基地有效流转,是挖掘农村消费潜力的强力引擎。本文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追踪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工具变量法,研究了宅基地流转对居民家庭总消费、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宅基地流转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其中,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净效应为12.2%,对发展型消费的影响效应高于生存型和享受型消费;家庭人口数量、户主受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指标对居民家庭消费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尤其对发展型消费具有更强的提升作用;组间差异结果表明,在经济区域层面,宅基地流转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应大小顺序为:东部>西部>中部,此外,相较于“农一代”,“农二代”家庭消费受宅基地流转的影响更明显。因此,为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应多渠道促进宅基地流转,注重提升流转户的人力资本,并警惕宅基地流转可能带来的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影响效应基于2017CHFS数据实证分析

目的 发挥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的效应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熵权法和VEP构建了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和期望贫困脆弱性指数,利用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在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均有显著的负向效用。结论 一方面随着脆弱性的提高,该效应呈上升趋势,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达到稳定脱贫之目的;另一方面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脆弱性大幅度提高,意味着相对贫困人口仍是今后扶贫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索贝尔中介效应检验指出,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进而发挥稳定脱贫作用。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同群效应的影响——分化还是趋同

提升农村家庭消费是扩大内需、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数据,检验了农村家庭消费的同群效应,并进一步探究了互联网使用在同群效应中的作用。研究表明：第一,农村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同群效应特征,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弱化消费的同群效应、优化农村家庭消费结构。通过对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划分发现商业活动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及同群效应的作用最显著,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通过消费水平分组后发现,消费落差对低于同村平均消费水平家庭的影响显著为负,消费顺差对高于同村平均消费水平家庭的影响显著为正;互联网使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消费落差对低消费群体的负面影响,同时提升消费顺差对高消费群体的消费促进作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效果在低消费家庭中更显著。第三,进一步划分群体后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同群效应的影响在受教育水平较高、户主年龄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群体更为显著,互联网的社交娱乐使用可以对低教育水平和低家庭规模群体消费的同群效应产生抑制作用。本文研究表明,同群效应的存在使农村内部产生了消费分化...     

外出务工促进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了吗——基于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非农就业的视角,采用2003—2011年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农业部固定观察点1752个农户共10356份样本,运用混合OLS回归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的影响,以期为改善我国农村居民营养健康状况提供具体建议。研究发现,(1)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显著影响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村家庭人均肉类消费明显高于无外出务工人员家庭;(2)收入和家庭人口规模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人均肉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与家庭常住人口规模呈现显著的负相关;(3)家庭人口结构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人均肉类消费与家庭儿童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且与老人数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外出就业明显促进了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具有明显的"利他主义"效应。     

宅基地流转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北大核心

推进宅基地流转是中国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点任务,而作为农户家庭的核心资产,宅基地流转所带来的资产配置变动势必对家庭金融脆弱性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Ⅳ—2SLS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宅基地流转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研究发现:宅基地流转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家庭金融脆弱性,尤其对中高收入组、“农二代”与东部地区农户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强;金融素养在宅基地流转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人力资本能够有效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而人口负担尤其是家庭少儿占比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正向影响。在未来政策调整中,应多渠道促进宅基地有序流转,但须警惕并化解宅基地流转带来的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注重提升农户金融素养与人力资本,建立完善婴幼儿照护及少儿福利支持体系。     

家庭资产、社会互动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

目的 通过探究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方法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OLS估计和有序Probit模型考察了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结果 随着家庭资产中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是正向显著影响。并且，较高程度的社会互动不仅能显著提高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还能有效缓解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向作用，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结论 除风险金融资产，其他家庭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均能提升农村居民感觉“非常幸福”的概率；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中起到正向显著的调节作用；东部地区或西部地区、家庭年收入中等和老一代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的增加更容易提高其主观幸福感。由此，保障农村居民的住房资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并支持农村居民创业等是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农户消费行为差异分析——基于湖北两地区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湖北省209户农村家庭的入户访谈调查数据,首先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户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然后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消费阶层农户消费行为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家庭消费决策者性别和年龄会影响家庭消费水平;风险偏好型的决策者倾向于增加即期消费而非预防性储蓄;家庭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数量会显著增加高消费农户的家庭支出,而这一因素对低消费农户家庭支出无显著影响;家庭收入水平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最大,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存在显著的消费异质性;收入预期对所有消费阶层的农户消费行为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还没有在高消费和低消费阶层中产生显著的消费引致效应;支付养老保险金不会影响高消费农户的消费水平,但却在低消费农户中产生了显著的消费挤出效应。     

正规、非正规借贷对农户支出总量及其结构的影响

刺激农村居民消费是当前我国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是否显著影响农户的支出总量及其结构需要实证的检验。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本文考虑了融资需求,重新定义信贷约束,使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发现,正规金融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支出总量。相反,民间借贷的作用并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得知,正规贷款通过增加农业生产投入,降低储蓄的持有度,不仅提高了农户的食品消费,而且提高了教育投资,进而拉动了支出总量。然而,生产性的民间借贷和非生产性借贷对农业投资存在相互抵消作用,使得家庭总体民间借贷对消费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