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环境、通勤时间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天津市微观调查与大数据的实证分析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利于民生改善,助力幸福城市建设。利用《2018年天津市居民住房与交通调查问卷》和Python抓取的城市经济地理大数据,探讨居住环境、通勤时间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行群体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居住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居民幸福感随通勤时间增加而降低,居住环境与通勤时间之间补偿关系显著,且对本地居民、有住房产权者及个体商户作用更强。不同年龄阶段群体、不同户籍类型居民幸福感受居住环境和通勤时间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有住房产权者偏好教育资源以及适宜的居住面积;个体商户更偏好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基于此,从改善交通环境、优化社区生活圈等方面给出增强居民主观幸福感,促进民生改善的具体对策。     

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首先以社会认同理论为背景，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组织认同对员工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以及个体道德同一性水平的调节作用。其次，基于372份有效问卷数据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正向促进员工幸福感，组织认同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同时，相对于那些道德同一性水平低的员工，道德同一性水平高的员工组织认同感更强，相应的幸福感也更高。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几点管理启示。     

户口、迁移与居住分异——以武汉为例的实证研究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程度很低.转型期间快速的城市化和住房的市场化导致了大量人口的迁移迁居,使原来相对均质的单位社区转变为多元的、异质的城市空间,各种新型社区如破旧的移民社区和富有的门禁社区也都应运而生.城市的居住分异日益明显,居住区位也日渐成为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志.根据武汉市2000年人口普查0.1%按户抽样数据,将市区人口分为市内未迁居居民、市内迁居居民、市外永久移民和市外暂时移民,从户口、迁移迁居和居住的关系分析不同人群在城市中的居住区位及分异状况.与西方城市相比,武汉市区目前的居住分异和隔离程度不高,但各分区的居住隔离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特定人群在城市某些区位的分畀隔离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各类人群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孤立性.政府相关部门应对此予以重视.     

基于空间集散效应的中国城市空间扩张驱动机制——以中国273个城市为例

基于2003—2017年中国273个城市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城市空间扩张特征,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探讨空间集散效应的城市空间扩张驱动机制。研究发现,期间中国城市空间呈现出总体规模扩张明显、扩张速率逐渐放缓、省际差异逐步缩小的特征;从全国尺度来看,聚集经济和拥挤效应显著推动城市空间扩张,且大部分城市逐渐呈现出离心郊区化的发展趋势;从区域尺度来看,空间集散效应均对东中西部城市空间产生正向推动作用,但中部城市聚集经济并不显著;从城市行政级别来看,城市聚集经济约为拥挤效应的三分之一。新型城镇化应当构建基于内生经济动力的城市发展模式,聚焦城市群耦合联动的协同发展,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建设,实现城市空间布局优化。     

当代中国城市移民的居住区位与社会排斥——对上海的实证研究

居住区位在移民的社会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当代中国,大量移民迁居城市寻求机会,但大多数居住在相对落后的城市边缘地带。采用在上海展开的随机问卷调查,考察定居郊区对移民融入城市所产生的区位效应。研究发现,在控制个体特征影响的情况下,郊区移民不仅在收入上低于中心城区移民,而且建立群际间的社会关系的机会也显著降低。郊区居民几乎无望迁居资源更为丰富的中心城区,很可能长期困于郊区。应对新常态下城市治理模式的转型,亟需为郊区移民聚居社区提供高质量的公共设施和服务,给予移民在城市中更多的发展机会,促进移民在城市中的融合。     

建成环境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

地理视角下的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鲜有研究系统分析各类建成环境要素的影响及其异质性作用。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全国抽样数据,采用多层定序逻辑模型检验了社区与城市建成环境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相关变量后,社区及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会提高个体主观幸福感降低的可能性,住所距最近公共交通站点越远,个体主观幸福感降低的概率越大,而城市每万人公交拥有量的增加对于提高个体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进一步异质性研究发现,建成环境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     

封闭社区的形成机理与社会空间效应

在阐述中国封闭社区的兴起背景及其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中国封闭社区产生的社会文化机理,并就中国封闭社区成为城市主导居住模式后,产生的城市公共空间私有化倾向、居住隔离与社会排斥加剧等社会空间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封闭社区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产物,但这种居住模式的固有弊端严重影响着社会和谐,政府和规划者应该采取相应规划手段减少封闭社区带来的负面效应。     

移民多样性与城市经济发展

中国的广袤疆域孕育了各地迥异的文化习俗,当移民走出“熟人社会”向城市汇聚,移民多样性就会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关于移民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迁移经济学的一个新兴话题。本文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依据移民户籍地个体信息构建了移民多样性指标,实证检验移民多样性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移民多样性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机制检验表明,尽管移民多样性会降低城市人际间信任水平,但由于移民多样性有助于形成劳动力技能互补,提高了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和创新水平,因而对经济发展的综合影响是正向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中部以及人口流入占比高的城市中,移民多样性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尤为明显。本文研究结果从经验上揭示了移民多样性的潜在经济红利,为当今“流动的中国”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激发城市经济活力提供了有益的政策洞见。     

空间生产：业态转型、价值创造和利益再分配——基于农牧民“离土进城”的个案分析

农牧民离土进城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具体表象，纵向展现在城乡空间的重构中。资金是城市发展的核心所在，以资金来源和流向为视角，基于T州的个案分析表明：农牧业机械化率提高、企业落地形成的劳动力供需对接促使农牧民离土进城；经过价值重塑后进城农牧民以税收和地租贡献于县市财政；县市政府在上级考核、同级竞争交汇压力下对城市建设持续投入，实现基于公共服务的利益再分配。离土进城农牧民推动了县市城乡空间的此消彼长，再生产出城市空间。在土地制度实现的低成本城市化不再具有生命力之时，将城市化真正落实到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客户盈余表现对供应商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利用手工收集的供应商企业-客户对均为上市公司的数据，系统考察客户盈余表现对供应商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盈余表现越好，越能促进供应商企业的创新投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供应链关系越稳定、越趋于良性，供应链企业的协同效应越明显，即高盈余客户对供应商企业创新投资的正向影响越强；企业与客户的产品多元化程度越低，客户盈余表现对供应商企业创新投资的正向影响越显著；高盈余客户通过降低供应商企业经营风险促进了供应商企业创新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供应商企业市场竞争程度越高、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客户相对议价能力越强，客户盈余表现对供应商企业创新投资的正向影响越会显著增强。研究结论拓展了客户盈余表现经济后果的理论边界，对推动供应链整合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进城就业农民再社会化的现状与制约因素--基于长沙调查的实证分析

进城就业农民再社会化,是指进城就业农民由于社会角色和生活环境的改变,舍弃过去接受的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重新学习城市社会所要求的社会规范与行为方式的过程.包括两个过程:一是适应城市社会环境对个体施加的影响,整合新、旧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过程;二是个体主动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并能动地反作用社会环境的过程.     

什么是公众眼中的宜居城市

宜居就是讲究人性、突出个性、适宜居住,它包括公众对于居住空间、社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评价.它包含并超越了安居概念,其宗旨在于居住地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那么百姓眼中的宜居具体表现是什么?我国目前的城市宜居水平如何?有什么特征?由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与第一财经年度合作编制发布的<零点宜居指数--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2006年度报告>指出:2006年市民给中国城市的总体宜居水平打了61.4分,比2005年略有降低;市民对个体居住空间、社区空间和城市公共空间的满意度都比较低,其中社区空间满意度最低.     

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化、排斥与整合——以南京市东山新区为例

在城市化与居住郊区化的进程中,居住空间分化是难以避免的社会与地理现象。试图将居住社区的空间分化与社会排斥勾连起来,从空间可及性控制角度切入探析社会排斥问题,并结合实证调研的成果对这些问题加以描述和分析。最后在借鉴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居住社区空间整合的对策。     

居住社区形态对住宅能耗影响研究——以宁波市为例

优化能源利用效率是实现低碳城市建设的重要途径。以探究宁波市居住社区形态对住宅能耗影响为切入点,基于6个样本社区的形态指标和598户住宅调研问卷收集到的统计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在居住社区层面分析了其对住宅能耗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宁波居住社区建设密度与距离市中心远近呈规律性分布,离市中心越远,社区密度越低,且低密度社区住宅面积普遍较大;家庭特征和居住社区形态均会对住宅能耗产生显著的影响;建筑密度对住宅能耗的影响作用呈正相关性;道路密度对住宅能耗的影响作用呈负相关性;住宅面积和类型亦会对住宅能耗产生显著的影响且程度大于建筑密度。因此,宁波市可以通过优化社区形态布局来降低住宅能耗需求,从而实现低碳城市建设。     

个人-企业价值观匹配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和相似-吸引理论,有效整合个人-企业价值观匹配与工作绩效,试图探讨员工工作幸福感形成的多元内在机理。利用跨地域和跨行业的285个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个人-企业价值观匹配的两个维度与工作幸福感的两个维度间的关系,揭示工作绩效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员工与团队价值取向、工作与环境价值取向显著正向作用于员工的认知社会幸福感和职业幸福感,工作绩效中介个人-企业价值观匹配对工作幸福感的影响。因此,在文化管理时代背景下,企业应该在招聘和甄选人才环节注重员企价值观匹配,提高员工绩效,双向整合价值观管理和绩效管理,以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感。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的进城动机、居住状况、消费支出、交往人群等都与他们的父辈有着很大的差别,他们在积极改变自己来融入城市社区,但城市社区仍在经济、社会关系和制度方面排除他们,新生代农民工仍处在一个与其父辈相似的尴尬状态.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应从政府、企业、市民和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努力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才能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城乡接合部的农村社区怎么建

佳木斯市郊区位于黑龙江省东部，由于郊区三面环绕佳木斯市区，城乡交融，具有亦城亦乡的特点。引导农民向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集中居住，可以集约土地、加强村镇规划和改善人居环境，同时也有利于培育现代农民，让农民通过现代化的城市社区居住方式及服务方式对城市化产生心理认同，“农民居住向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集中”符合当前郊区农村的发展要求。截至目前，     

中国城市老年人居住环境的动态变化及空间差异——基于中国城乡老年人口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老年人宜居环境建设成为中国的快速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广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城市社区物理环境和养老服务的可得性是老年人居住环境的核心部分。基于居住环境的内涵和数据的可得性,利用我国2000年、2006年和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追踪调查数据,从住房状况、居住安排、邻里关系、社区设施和养老服务方面分析了老年人的居住环境的动态变化及空间差异,发现我国城市老年人的居住环境明显改善,地区间和城市间差异明显。中国城市老年人住房消费数量、住房设施齐全度、住房自有率、老人独居比例呈增加趋势;社区设施可得性提高,养老服务不断完善。并采用聚类方法发现城市老年人宜居环境的梯度差异的空间模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与收入和地方财政支出有关。最后提出了改善老年人居住环境的政策建议。     

族群理论视角下的农村地区人力资源提升策略研究——基于对张家口地区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调查分析

同乡聚集现象在移民当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中国传统的高整合度正在以"同乡聚集"的方式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模式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特别体现在农民工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市民化发展,只有对同乡聚集的效用进行有效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发挥同乡聚集的优势,减少同乡聚集的负面效应,才能真正有的放矢的实现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同乡聚集的科学引导。从而做到增加农民工生存幸福感,实现当代农民工的"中国梦"。     

基于代际比较视角的农民城镇化意愿及影响因素——来自皖北的实证

在对皖北近1500名农民城镇化意愿开展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从代际比较视角初步分析了皖北农民城镇化意愿、决策机制及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皖北农民城镇化意愿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和分层特征,与第一代农民相比,第二代农民更愿意进城定居,相对中心城区和省会合肥而言,镇区和县城由于具有生活成本相对低、距离家乡近等优势,对皖北农民更有吸引力;2在城镇化决策机制上,希望子女(孙)受到优质教育是皖北农民进城的首要动因,表明优质公共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配置对人口空间分布具有导向作用;3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对皖北农民城镇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一般而言,年龄越小、文化水平越高以及在小城镇和县城务工者未来更愿意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