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要素空间集聚与区域创新产出:不同城市群的对比检验

前沿研究主要关注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却普遍忽视创新要素集聚空间演化趋势,以及对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效应和作用范围检验。文章利用2006—2017年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创新要素集聚空间演化趋势,检验创新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及空间作用范围。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创新要素主要集聚在直辖市和部分省会城市,并逐渐形成以城市群为区域范围的集聚趋势,但创新人员集聚范围明显超过创新资本集聚范围。第二,创新资本和创新人员集聚有助于本地和关联地区创新产出水平的提升,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作用较明显;第三,不同城市群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作用特征差异显著,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人员集聚的最强作用范围为200千米、150千米和175千米,成渝城市群在125千米范围内作用明显;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资本集聚空间效应在125千米和100千米范围内作用突出。第四,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要素集聚有助于提升本地创新质量,且创新人员集聚有利于提高关联地区创新质量,长三角城市群作用程度最大。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要素集聚对本地协同创新作用较大,创新人员集聚对协同创新的空间效应在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较强。     

京津对外开放的 服务业空间效应与协同发展

使用北京、天津32个市辖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2008—2018年京津对外开放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行后,京津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对相邻地区服务业发展有显著正向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本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升有明显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会对相邻地区服务业发展起到抑制作用;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带动了本地服务业发展;政府控制的加强对相邻地区服务业发展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6-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圈的48个城市数据,运用动态系统GMM和差分GMM模型分析了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有着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即不同程度的金融集聚对该地区的科技创新既有可能促进也有可能抑制。随后将三个地区分别进行分析,发现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是促进的,而珠三角地区的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是抑制的。     

京津冀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

立足于两系统的耦合作用机理,从要素投入、市场产出、环境支撑三个维度构建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从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构建产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京津冀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现状及其耦合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京津冀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态势良好,两系统的耦合总体处于稳定阶段;北京、天津、河北两系统的耦合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制约耦合度提升的因素有所不同。     

人口规模、创新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京津冀13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摘要：运用SBM-ML方法测算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以探究京津冀地区人口规模、创新投入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小幅上涨,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拉动作用明显。常住人口规模对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人才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政府创新投入与城市技术进步指数呈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表明政府短期投资能促进城市科技创新,长期投资会对城市发展产生挤出效应。     

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双轮驱动还是双向抑制？

金融集聚和区域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可以从地理角度和经济角度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考察。研究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及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呈现出较强的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金融集聚通过资源配置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和风险管理效应等路径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区域房价通过成本效应和劳动力供给效应等路径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两者互动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抑制作用,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及教育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明显的阻碍作用。     

金融业集聚与城镇化——基于湖南省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的视角建立理论和计量模型,运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探讨了湖南省1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998年~2013年金融业的集聚效应对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业集聚的优势效应未对城镇化的进程起到显著的推进作用,反而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这主要是湖南省的金融业发展滞后于全国的金融业发展水平引起的,金融业较制造业的发展表现出了明显的规模不经济,这其中国有经济中金融业的发展滞后表现的更为明显。通过对湖南省的金融结构进行有效的引导和调整,协调金融业与制造业发展的关联机制是较为理想的政策行为。     

京津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3—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层面分析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影响外围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机制,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经研究发现,京津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正相关性,且两者同时表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态势;京津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外围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涓流效应”,中心城市科技创新核心区域的资源向外扩张促进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影响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进一步扩展分析发现,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经济创新发展与经济绿色发展有更显著影响,但对经济协调发展与经济开放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反而对经济共享发展有显著挤出效应;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构成的科技创新维度的估计结果中,创新产出对本地以及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明显高于创新投入。     

环境规制对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实现环境效益和创新能力的双提升是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选用2003—2019年北京、天津和河北省11个设区市的面板数据,选用空间误差模型系统分析环境规制对京津冀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提出针对性建议。研究表明:考察时序期间内,环境规制与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环境规制强度尚未到达拐点;空间负向溢出效应是误差项导致的,考察地区创新能力的误差冲击会溢出到邻近地区并对该地区的创新能力产生短期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财政科技支出比重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强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对创新能力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基于以上结论,研究认为从优化协同创新顶层设计,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健全创新资源共享机制,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四方面持续发力,才能实现环境效益和创新能力的双提升。     

京津冀地区空间经济差异分析

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可以对京津冀地区的空间经济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从空间差异逐步转向空间集聚。京津冀地区经济水平高值以京津两市为中心,逐渐集中。与此同时,空间集聚越来越显著。北京的空间经济类型发生重大改变,由HL型空间分布地带转变为显著的HH型空间分布,形成以北京、天津、唐山为中心的主要增长极;河北省石家庄市经济优势减弱;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的空间分布变化不显著。因此,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构建产业转移的合理机制,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实现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再集聚和分散。     

陕西省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8年陕西省经济金融发展相关数据,对陕西省金融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并通过E-G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别从金融业整体集聚、金融业子行业集聚两个角度,实证检验陕西省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基于研究结论,对增强陕西省金融集聚效应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已成为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进而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采用2009—2017年中国28个样本省区市的相应数据,运用网络SBM-DEA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检验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样本地区高技术制造业的创新效率整体较低,且成果转化效率低于技术研发效率;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水平有待提升,并呈东、中、西部地区梯度递减格局;从总体来看,无论是在技术研发阶段还是在成果转化阶段,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率促进效应均显著;这种创新效率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的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均显著,而中部地区仅在成果转化阶段显著,西部地区仅在技术研发阶段显著。因此,应积极引导和促进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充分发挥其促进创新效率的作用,并通过技术交易市场化促进成果转化;同时,应结合区域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推进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别化发展。     

国家高新区、科技创新与产业集聚——基于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7—2014年（不含201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以设立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为处理组，未设立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为对照组，将双重差分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结合起来，评估国家高新区及其科技创新对区域产业集聚的空间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产业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具有显著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科技创新对产业集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比较显著，这种影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明显。     

城市间高铁开通影响了产业集聚态势吗?——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例

基于2003-2018年我国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及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了城市间高铁开通对区域内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态势的影响.研究表明:城市间高铁开通显著影响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集聚态势,推动了域内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均衡布局.动态效应结果显示,高铁开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相关性在高铁开通数年后由负转正.异质性检验显示:高铁开通对非省会城市、港口城市及大城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态势呈负向作用,具体来看对中原、京津冀、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态势抑制作用明显;城市间高铁开通对低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影响以扩散效应为主,对高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影响不显著;对中等集聚水平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扩散效应最为强烈,对集聚程度较高或较低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扩散效应较弱.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资本转移效应"与"劳动力流动成本降低效应"是高铁开通抑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态势的中介路径,而"知识流动效应"抵消了高铁开通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态势的部分抑制作用.     

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利用2006—2015年省级数据检验了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十余年来中国金融集聚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加速攀升,区域不平衡和梯度分布特征明显;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显著存在。其中,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制不断优化;中部地区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机制有待进一步调整和提升;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应重点关注中部金融集聚的水平与质量,优化资金投资方向及效率,优先支持创新驱动与生态环保类项目,以提升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科技金融政策何以影响科技产业集聚发展?

基于2004—2019年288个城市数据,利用多期DID方法评估了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科技产业集聚发展效应。研究发现：试点政策通过促进试点地区科技人才、科技企业集聚提升了科技产业集聚度,且表现为渐进的动态积累过程;通过安慰剂、PSM-DID、其他稳健DID估计等方法的检验结果均表明试点政策的科技产业集聚效应是稳健的;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公共、市场科技金融及其交互机制提升科技产业集聚度,具体表现为,试点政策利用公共科技金融引导市场科技金融,发挥信号传递-资源配置效应、风险分担-融资拓展效应、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市场化效应,形成资金、人才与企业的良性互动,实现科技产业集聚发展;试点政策存在明显的发展水平、创新能力异质性,在发展水平高、创新能力强的地区产业集聚效应更显著。由此提出优化科技金融政策引导科技产业集聚稳健发展、有机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人口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选取2009—2016年30个城市全市与市辖区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研究全市与市辖区人口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对30个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进行比较分析,并选取西安、武汉、天津等3个城市,分析其自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后新增落户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辖区的人口集聚比全市更能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中东部城市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小于西部地区;人口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符合威廉姆森"倒U形"假说;西安、武汉和天津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但武汉2017年新增落户人口人均创造价值高于西安;天津"海河英才"计划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有限。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多极核-双重边界效应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问题是缩小中心城区与外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发现和认识边界效应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分别以北京中心城区、天津中心城区和石家庄市辖区为三个核心,三省市交界的区县市为边界地区,采用发展趋同分析框架,建立多极核-双重边界效应模型,分析三个省级单元中心与各自边界地区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双重边界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城市核心与边缘相互作用方式具有异质性。北京主城区对河北和天津的边界地区表现出明显的中介效应,但对自身边界地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因此需要注重郊区发展,从更小空间尺度上发挥空间溢出效应;天津对北京边界地区有显著屏蔽效应,应该打破行政壁垒,扩展一体化发展空间;石家庄仅对河北省内的边界地区有显著中介效应,应该强化中心城市功能,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地区协同发展。     

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视角

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影响的内在机理。通过构建河北省11个地市2002—2015年个体随机效应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积极影响,得出规模效应、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等因素加速制造业升级的结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应从合理布局产业空间、培育重点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打造良好的产业环境等方面,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加速制造业升级。     

京津冀城镇养老保险协调发展测度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是社会保障协调发展,由于养老保险统筹层次较高,养老保险的协调发展将是社会保障协调发展的突破口。论文建立了京津冀城镇养老保险层次协调度模型,并采用京津冀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北京经济适宜系数高于天津、河北,天津基本适宜系数高于北京、河北;北京养老水平最高,河北养老水平最低;北京与天津城镇养老保险在基本层面的协调性比经济层面的协调性高,河北与天津高层次协调度逐渐高于低层次协调度,北京与河北城镇养老保险在基本层面的协调性比经济层面的协调性高。最后提出了京津冀养老保险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