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是“惠及十几亿人口”

税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平衡，贫富悬殊现象普遍存在。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政策的缺陷，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得不到合理调节。当前，税制改革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其对策是：调整和最后取消农业税；实行差别税率，解决我国社会严重的就业问题；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高收入者实行高所得税税率，严格防止其偷逃“个税”。     

对外承包工程：发展我国对外经贸俣作的新亮点

我国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始于1976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承包工程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竞争能力显著提高。1999年，我国已有33家企业挤身于世界225家最大的承包商队伍。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有利于实施“走出去”战略；带动国民经济相关部门发展，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进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增加国家收入，扩大出口创汇；提高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扩大就业途径，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向世界宣传中国，扩大我国影响。     

收入机会不平等的再测度——基于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以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为基础，对机会不平等的测度方法进行重构，再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为样本，测度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中的机会不平等并识别其主要成因。实证研究表明：机会不平等对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度为23.61%；性别、原生家庭环境和地区差异是导致收入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性别和原生家庭环境差异对“70后”的影响尤为突出；对于女性而言，原生家庭环境差异是导致收入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以实证结论为基础，结合当前收入分配中的突出问题，从保障女性就业权利、基于需求的生命周期特征对收入进行“逆周期”调节和建设全国就业统一大市场三个方面提出相应对策。     

从长期看扩大内需应以收入政策为主

扩大内需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上应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从长期看主要在于调整收入政策。“需要”不等于“需求”，消费“需求”的增长必须以消费能力或收入水平的增长为基础。目前由于民众收入差距拉大导致贫富不均，明显削弱了广大消费的消费能力，降低了消费意愿，扩大内需的重点应放在建立适应市场机制要求的收入政策上。     

巩固和发展扶贫攻坚成果 实现奔小康目标

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后，广西贫困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一些已经解决温饱的农户，由于尚未建立稳定的收入来源，极易返贫。对策：充实和完善村级组织，选好“领头雁”；大搞农业综合开发，建设好“三田”；加强农产品流通工作，增加农民收入；扎实抓好小额信贷工作；落实中央政策，减轻农民负担；组织劳务输出，增加农民收入；搞好计划生育，减轻人口压力。     

如何解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和政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科学的收入分配原则和政策。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不是上述收入分配原则和政策本身造成的,而是没有全面贯彻执行上述收入分配原则和政策所带来的恶果。“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解决的基本思路是提高低收入者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简称为提低、扩中、调高、取非。“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提法没有否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原则和政策。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理解为公平优先,或公平与效率并重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中央提法原义的。     

克林顿经济政策评述

克林顿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开源节流，削减巨额财政赤字；以富人为主要对象，大规模增加税负；着眼未来，对高科技产业实行倾斜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鼓励出口，扩大就业；进行福利制度改革。上述政策的实施，使美国经济较为温和，至今除股票市场异常火爆外，未出现明显经济过热现象。同时，近几年来美国失业率保持在５％至７％的低水平上。从长远看，该政策将成为美国经济复兴的起点和基础。但是，该政策在实施中也暴露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①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薄弱，执行过程中的一贯性差；②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具有短期性；③未能扭转“高债务，低积累”的状况     

对防止当前我国经济“硬着陆”的思考及对策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减速，有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使得“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为了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防止当前我国经济“硬着陆”，经济增长必须由“出口导向型”转向“扩大内需型”，着重于扩大消费需求；经济结构必须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到以服务业为主。从财政、货币及收入政策等方面采取一系列相关措施，注重改善民生。     

城市化促进模式探讨——基于扩大非农就业路径下的理论分析

缺乏积极的城市化推进模式是中国城市化整体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旨在扩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思路模式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的理性选择。基于扩大非农就业的路径选择,城市化促进模式体现为一个政策体系: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收入,降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成本,扩大非农产业市场的劳动需求,完善城市就业制度。     

调控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和谐的对策分析

由于劳动者素质、生产要素占有的不同，体制转型与制度政策的差异，市场机制的不完善等原因，全国城乡、地区间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快速扩大。这将不利于经济发展与消费增长、影响民族团结、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增加改革的成本、出现信仰危机。政府须加快税法建设，调节高收入；加快工资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加快法律制度建设，取缔非法收入；加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加快市场法制化、规则化建设等，以促进社会和谐。     

关于调控收入差距的对策分析

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将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后果，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调节收入差距的具体方式有：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帮助网络；打破垄断，创造收入分配公平的制度环境；加大反腐力度，消除权力寻租的根源；改革税收制度，完善税收体系，加强税收杠杆的作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高收入透明度等。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

作为一种典型的数字基础设施,宽带的建设和普及具有普遍的居民增收效应,但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以及“数字红利”的差异,其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进而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利用2012—2020年2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多期DID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城乡居民收入及其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同时促进了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但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较小且滞后,因而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可以通过差异化的就业效应（促进高技术行业就业、挤压低技术行业就业）产生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效应,这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效应会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城市群建设）而减小,随着数字经济渗透度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增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城乡差距,尤其是“宽带鸿沟”和“数字鸿沟”使农村居民获得的“宽带红利”和“数字红利”较小。因此,应通过城乡融合发展减小和消除和“数字鸿沟”,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以就业为导向的保险高等职业教育改革思考

以就业为导向是职业教育的必然选择，立足于保险是学院自身发展的推动力。为了建立以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培养模式，应该优化专业设计方案；深化课程结构与教学内容改革；提高实训教学的力度；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实行“双证”制度。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小企业在创造收入、扩大就业、科技创新以及形成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方面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然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现状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创新与发展．两者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缓解矛盾，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瓶颈”，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人力资本投资看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探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通过1990年和2000年的省际截面数据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基础教育的普及程度比较高，在城乡之间的普及没有太大的差距，因此不是形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而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在1990年会降低城乡收入差距；2000年二者的关系为“U”型关系，即开始阶段规模的扩大会降低城乡收入差距，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合理和无序扩大，反而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农村就业转移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根本动力

农村就业转移是扩大居民消费的根本动力.农村就业转移能够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扩大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或现实购买力,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预期,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也有助于改善农村消费结构,提高农村消费水平,还会有力地推动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适合农村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从而提升农村的消费需求.鉴此,我国在实施扩大国内消费政策时,应把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转移作为一个着力点.     

凯恩斯一般就业理论综述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在评析庇古的“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自愿失业”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严重的失业。同时，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决定社会总就业量的关键性因素，从而否定了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提出“需求可以创造自身的供给”。他认为，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和收入，失业是由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造成的，而产生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个基本的心理因素”：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因而他主张国家千预经济，因为只有国家干预经济，刺激有效需求，才能达到“充分就业”；并且这种干预存在乘数效应，即可以起到对就业量和收入的加倍作用。     

浅析农民增收与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是促进社会阶层结构良性转变的关键,对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在我国,占总人口近80%的九亿农民的收入增加并走向富裕,是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真正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重要支撑。中央制定的一系列针对“三农问题”的政策则本着“少取、多予、放活”的方针,将从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两个方面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中产”的进程,实现社会阶层结构的良性转变。     

天津华明“宅基地换房”对农民就业和收入的影响

根据实地抽样调研数据,采用倍差分析法评估天津华明镇“宅基地换房”对换房农民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换房后华明镇有就业愿望的无业劳动力比例从9%上升到14%,而且“宅基地换房”政策并没有给换房农民带来收入的增加,反而使农民的纯收入比从前低;但大部分农民对换房以后的生活感到满意。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就业问题也是华明镇目前最为严峻、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政府应加快“三区联动”建设,着力完善就业促进措施。     

影响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变动因素分析

近年来,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呈现出明显的变动,本文分析了影响居民储蓄变动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持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加快发展直接投资渠道、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就业等政策建议,以期居民能够更合理、更完善的管理和运用资金,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