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来自云南106个县域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以云南106个县为例,对地方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增长及其传导机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分权与县域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关系,地方财政分权主要通过影响财政支出行为进而影响县域经济增长;以上级补助为主的财政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以上解支出为主的财政收入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作用主要取决于经济环境所决定的财政支出行为。进一步挖掘发现,地方财政分权影响县域经济增长传导过程中的财政支出行为存在明显的经济行为依赖和地区特征依赖,其中:前者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增加以及城镇化推进,有助于激励地方政府改变财政支出行为,提升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财政努力;后者表现为越是重点发展或富裕地区,越有利于财政分权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作用的改善,但针对民族、边境等特殊地区却不然。最后,文章提出了强化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引导和激励作用的相关政策建议。     

财政收入缘何刚性增长?——经济增长的政府投资依赖与财政增收计划机制关系的解释

论文基于中国31个省、区、市2004-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以地方政府投资为依赖的经济增长方式、财政增收计划机制与财政收入刚性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1)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小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从东部地区到中部地区再到西部地区,地区经济增长依赖地方政府投资拉动的程度递增;(2)经济增长、财政增收计划机制对财政收入增长均有显著的正影响,而且,从东部地区到中部地区再到西部地区,财政收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依赖性递减,而对财政增收计划机制的依赖性递增。为保证经济和财政收入长期可持续的快速增长,要转变依赖政府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建立更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和逐步实现财政增收计划机制的转变。     

分权、区域竞争与倒U形分权效应曲线研究

财政分权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吗?分权能够一视同仁地促进不同地区相同程度的经济增长吗?文章通过构建区域间追赶模型指出:(1)财政分权在带来区域竞争激励并促进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从而使得分权的增长效应呈现"倒U形"曲线状.曲线背后的逻辑在于"政治锦标赛"下的竞争压力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并不一样,不同压力来源可能诱发出地方政府的不同努力水平.(2)利用全国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造四类财政分权指标,证实了分权促进区域内经济增长且依据收入水平的变化呈现倒U形曲线的基本推论.     

日本财政分权的公平性分析

本文引入标准离差率的概念对日本财政分权的公平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日本财政分权缩小了地区间经济能力差距,弥补了地区间财政能力不均衡.为进一步说明日本财政分权具有公平性,本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财政分权公平性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日本财政分权具有公平性,其转移金额的确定充分考虑到各地方政府的具体财政状况,有助于各地方政府提供全国统一水平的公共产品及服务,有助于公平目标的实现.     

资源型财政及其基本特征

如果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丁当地资源产品的升发与利用，或者说资源型产业在其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战略地位，就可以将其归纳为资源型经济，而以这样一种资源型经济为基础的政府财政则呵以称为资源型财政。一般来讲，资源型财政指建立在以资源开发(加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基础上的政府财政，或者说资源开发(加工、出口)收入在政府财政收人来源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财政。在现实中，资源型财政并不少见，而且具体情况多种多样，例如一些国家(地区)的政府财政主要以当地富有的矿产品(石油、天然气、煤炭等非金属矿产…     

中部地区城乡差距描述及农业资本支持体系构建

中部地区城乡差距已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刻不容缓。中部农业在全国占据着重要的粮食供给地位,以发展农业产业化为着力点,全面构建强有力的资本支持体系,解决好中部农业发展资金短缺的问题,才能助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文章从城市化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城乡社会投资水平的角度,描述了中部地区的城乡差距现状,并以推进农业产业化为发展中部农村经济的主要途径,提出构建财政和金融资本支持体系的具体措施。     

日本财政分权实践对化解我国县乡财政困难的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夏普三原则",日本对三级政府间的职责范围进行了重新划分.在财权划分上,日本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各级政府间的财权划分以税源划分为基础,由法律规定,按税种划分国税和地税.日本地方住民税的设置充分体现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激励相容机制,具有完善法律依据且规模巨大的日本地方交付税对平衡地区间财力、确保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论文基于日本的财政分权实践经验,就化解我国县乡财政困难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财政收入差异计量研究

文章利用了中国大陆1993年～2003年省级数据,通过Cobb-Douglas函数和回归方法,分析了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在财政收入上的差异。文章发现西部地区财政总收入对第一产业的依赖程度较高;中部地区财政总收入对第二产业和国有经济的依赖程度较高;东部、中部地区财政总收入有自发增加的趋势,而西部地区则没有类似的趋势。     

去工业化的碳排放脱钩效应——来自黄河流域县域经济体的经验证据

工业化过程对化石能源的消耗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研究基于黄河流域县域经济体2010—2019年的数据,与通过卫星灯光测算得到的碳排放数据相匹配,实证检验“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的影响,比较“正常去工业化”与“过早去工业化”影响的差异,并探讨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调节效应和地区的路径依赖效应。研究发现：“去工业化”有助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过早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的影响弱于“正常去工业化”;“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的影响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密切相关,并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效应。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越强,“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的正向效应越明显;“碳脱钩”水平越高的地区,“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的影响效应越强。因而,对于发达地区,去工业化与低碳发展是内在统一的,而对于欠发达地区和资源依赖型的地区,去工业化并非低碳发展的良方。     

石油时代日本能源供给的“弱中东化”

在石油时代,日本几乎没有石油资源,所需能源大部分依赖进口,其中主要来源是政治经济局势动荡不定的中东地区。由于日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高而控制能力低,因而源自中东的石油进口成为日本能源供给中的高风险部分。日本没有对外军事能力、政     

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形态,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有助于财政收入与治理能力的双重提升,对增强地方财政韧性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测度地方财政韧性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检验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提升地方财政韧性,且在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存在非线性递增效应,且由于地区间缺乏统筹协调,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对邻近地区财政韧性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鉴于此,需要多措并举发展数字经济,增强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提升的促进作用;处理好数字经济发展与协调的关系,助力地区间财政韧性协同发展。     

加强渔民劳务的前期教育

随着日本、南韩、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国内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部分渔民纷纷改行,回国定居,从而空出了一块劳务市场,由于劳动力价格、文化、风俗、语言等原因,使得中国渔民劳务成为这一市场强有力的竞争者。近年来,四达公司先后向西班牙属地拉斯帕尔马斯派遣了数批渔民,已成为这一地区渔民劳务的主要资源之一,在为国家创汇的同     

财政科技支出、财政分权与经济低碳转型

经济低碳转型是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首先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度了2008—2019年经济低碳转型程度,发现中国近年来经济低碳转型程度并没有明显提升,呈波动趋势,且地区间差异较大。其次基于理论分析和构建受限因变量面板Tobit模型,就财政科技支出、财政分权对经济低碳转型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支出能够显著推动地区经济低碳转型。财政分权与经济低碳转型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适当的财政分权能够推动地区经济低碳转型,而过度的财政分权则对经济低碳转型产生负面效果。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财政体制演进中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

财政体制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具体体现。建国后我国的财政体制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统收统支财政体制阶段、财政包干体制阶段、分税制财政体制阶段、公共财政体制阶段,每一次财政体制发展阶段的调整既蕴涵着新制度的创新,又有旧制度的保留,财政体制在渐近式制度变迁的推进过程中产生了路径依赖。要破解财政体制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完善现行公共财政体制,体制创新是必由之路。其基本思路是：推进财政制度的宪政变革,建立与完善本国的宪政体制,建构＂有限＂兼＂有效＂的现代政府;因地制宜实施政府层级改革,在区分经济发达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基础上,对政府架构进行变革;＂财政职能-财政体制-财政管理＂的改革三位一体协调共进,只有三者相互协调,才能保证财政体制改革的效果更加有效。     

“修耕植，蓄军资”——曹魏财政建设基本方针述论

曹魏政权的财源主要依赖黄河中下游经济区的农业种植经济 ,汉末以来该地区农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亟待恢复 ;而曹魏以武立国 ,军粮供给为财政收支的核心问题。这种财政经济背景决定了曹魏确立并长期奉行“修耕植 ,蓄军资”作为财政建设的基本方针。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 ,曹魏采取有力措施恢复和发展官营与民营的农业种植经济 ,通过分配屯田收益及向自耕农征收租调 ,逐步获得稳定的粮食收入 ,有效地保障军粮供给 ,改善财政状况 ,实现其统一北方并积蓄国力准备统一中国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 ,曹魏统治集团提倡节俭之风 ,也有利于这一财政建设基本方针能较长期地被贯彻执行。     

海宁：留住“脚步”再起步

作为一个严重依赖外贸出口的重要袜业生产基地,海宁现有袜子生产企业500余家,各类袜机15000余台。从业人员3万多,产品主要销往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而世界经济的冷暖沿着一条全球供应链迅速传导到当地的多个镇级经济体。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探讨

改革开放20多的,人们的收入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然而由于诸多原因,我国仍然尚有庞大的低收入群体。这不仅有违社会公平,也有害于经济效率。综合运用财政、税收等政策措施,提高收入的收入水平,不仅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尤其是解决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难题,而且对实现社会公平,建设小康社会也有深远的意义。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作用——基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视角

当前,内外部环境改变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中国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以创新驱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越发重要。以经济效率提升与经济动能转换综合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使用2001—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①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均有利于经济效率提升,只有基础研究显著促进经济动能转换;②东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存在差距,基础研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阶梯式地区异质性影响,即对东部地区经济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有显著抑制作用,且仅对东部地区经济动能转换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应用研究无显著地区异质性影响;③基础研究存在显著门槛效应,只有达到一定收入水平,基础研究才会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④为实现2025年前后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来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年均增幅需保持在［24.7%,29.3%］区间。     

日本财政现状、战略与挑战

<正>2010年民主党大选,营直人首相连任,避免了2011年度日本预算编制和财政经济政策方针的大幅修正,但日本财政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依旧。财政现状在过去的十年中,日本名义经济增长为负数,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日本国债余额约增470万亿日     

中国居民消费决定中的财政分权因素

本文首次建立引入财政分权因素的跨期消费资产定价模型,证明中国财政分权是居民消费决定中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分权程度提高会带来居民收入增长,进而促进消费的增加;另一方面,分权程度提高会导致居民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强,进而引起消费的下降。基于中国29个省区1990-200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判断。研究发现:预期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同时受财政分权因素影响,当它们共同进入模型时,只有预期收入水平系数显著为正,收入不确定性变量系数显著水平不稳定且符号不符合预期。无论引入控制变量,还是调整变量度量指标,研究结论都是稳健的。缺失财政分权因素的消费资产定价模型对于中国情况缺乏解释力,融入财政分权因素的模型则较好地拟合中国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