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经济发展稳定性、绿色发展水平、福利改善程度和收入分配公平性六方面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环境规制有助于显著促进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分项来看,环境规制有助于显著改善经济增长效率,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程度,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不过,环境规制显著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且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稳定影响并不显著.最后,环境规制对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并不能显著影响综合经济增长质量,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特定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综合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     

环境规制、经济增长与地区碳生产率——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考察

本文以2010-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测算了各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和碳生产率,研究了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对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碳生产率之间均存在U型关系,碳生产率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亦得到了验证.当前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抑制了碳生产率的提升,全国及东、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有利于碳生产率的提升,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抑制了碳生产率的提升.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联立方程的分析

笔者通过构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1996年～2010年两者的相互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就全面层面数据而言,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两者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因果关系。虽然,不同地区间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但是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交互项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都对环境规制产生显著性正向作用。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多重均衡:理论与中国经验

在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的理论框架下,通过构建包含环境保护部门和实际生产部门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应用动态优化理论探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多重均衡关系。而后利用我国2007-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波特假说"在我国得到了经验支持,环境规制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地级市层面的证据

环境规制是促进还是抑制经济增长,目前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本文利用2003-2015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2012年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由于目前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处于起步阶段,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外商直接投资两条路径作用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预测显示,长期内当产业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常态化之后,环境规制会促进经济增长,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抑制、长期内促进经济增长.最后,根据中国环境规制现状和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提出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2005—2017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2005—2017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现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抑制了经济增长;(2)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的曲线关系,现阶段环境规制促进了经济增长;(3)加入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规制强度的交互项后发现,环境规制可以有效减小现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根据研究分析得出,现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要避免出现快速"去工业化"的现象,经济发展依然要依托制造业的坚实发展等。     

浙江-东盟双边贸易对浙江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一、浙江与东盟双边贸易的发展状况 （一）双边贸易快速增长，规模不断扩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与东盟双边贸易取得全方位发展，除1998年受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影响出现短暂萎缩外，近15年来双边进出口贸易逐年增长。尤其是2002年11月《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以来，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双边贸易在浙江省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见表1）。     

环境规制科技政策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事件系统理论构建系统性、多层次性和综合性的政策量化分析框架,从政策属性、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3个维度对我国1985—2015年制定的198条环境规制科技政策进行量化研究。基于政策评估中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层面,从环保科技进步效果和经济增长效应两个维度对环境规制科技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估。研究发现,我国环境规制科技政策工具及政策工具协同对环保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方向性差异。为此,进一步讨论了我国环境规制科技政策工具及工具协同的政策有效性评估结果,可为我国环境规制科技政策的完善和有效实施提供决策依据。     

环境规制差异、创新驱动与中国经济绿色增长

运用2008—2015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测算了考虑能源消耗和非期望产出的中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所构建的创新驱动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我国各省区的创新驱动能力。将环境规制划分为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类,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创新驱动及两者的交互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创新驱动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促进中国经济绿色增长方面,环境规制与创新驱动不仅发挥了各自的积极作用,而且两者还显示出一定的协同效应。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以我国东部地区为例

文章在新增长理论和空间经济学框架下,构建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运用1995—2014年中国东部1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其他因素而对经济增长作用,本身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作用甚微。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对于东部人力结构、人均固定资产短期有负向影响,对于人均国民收入、R&D支出有着正向影响。政府在决定环境规制强度时不仅需要考虑所在省份的各个经济变量的综合影响,还要考虑周边区域政策、人力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     

工业部门经济增长与环境规制强度——基于传统收敛和关系收敛的视角

科学发展不仅强调经济的快速增长,更对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工业部门环境规制强度的收敛趋势强于经济增长,且前者存在着典型的东中西俱乐部收敛特征,而后者则仅存在着显著的条件β收敛趋势;欠发达省份在整体上缩小和模范省在经济水平上的差距时,也在不断缩小其与模范省在环境规制强度上的差距,但各欠发达省份的具体收敛情况差异较大,特别是西北、华中、黑龙江、贵州和广西地区的弱收敛态势尚有待进一步加强。适当缩小省份间在经济水平上的差距固然重要,但为了保证这种缩小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需要政府立足于环境规制政策的优化改进,保障能够激发出更多的创新补偿效应,实现既要经济有增长又要环境改善的"双赢"格局。     

环境规制、FDI与陕西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19年陕西省时间序列数据,通过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方法,研究经济增长、FDI、环境规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环境规制是FDI的格兰杰因,经济增长是环境规制的格兰杰因;环境规制强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陕西经济产生长期正向影响;FDI与环境规制具有长期稳定的互动关系,FDI对陕西经济增长的脉冲效果越来越小,而环境规制对陕西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     

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的政府环境规制对低碳经济影响分析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低碳经济,而产业结构是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环境规制的有效介入。基于以VAR模型为基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政府环境规制与第一产业单位GDP碳排放量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是政府环境规制是引起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GDP碳排放量变动的Granger原因。构建低碳型产业结构要完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环境规制体系,必须加大政府环境规制力度,优化政府环境规制结构。     

环境规制竞争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1992-2008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环境规制竞争对生产率增长及其构成的影响。结果发现,SO2减排对生产率增长及其构成有正向影响,说明SO2的减排竞争将会促进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相反,工业COD减排对生产率增长及其构成存在不利的作用。这种不利影响不是由省际间环境规制竞争引起,而是由废水治理策略不当造成的。这些研究结果似乎表明,环境规制竞争并非是发展地方经济的"良策"。     

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采用了2001-2011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是中国经济增加的核心因素,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大促进了经济增长,中国存在“波特假说”;自主创新推动了技术进步,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生产要素如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入,仍然是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的主要动力.为此,提出了营造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鼓励“草根创新、大众创业”、推动高等教育更大范围的普及、加大资本投入力度等方面的政策建议,以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环境规制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东、中、西部地区三次产业部门的数据分析

本文以2001-2010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将区域经济增长细化为三次产业经济的增长,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区域研究环境规制对各产业部门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水平对我国三次产业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水平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第二、三产业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对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对东、中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和西部地区的第一、三产业的增长无显著影响。因此,应当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各区域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电力短缺、经济增长与政府规制

对国内电力供求形势由"九五"末期的供大干求向"十五"初期的供不应求变化的研究表明:政府长期电力规划应根据电力需求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关系而制定,以避免电力波动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建议政府在电力规制过程中,应制定"电力先行"的经济增长战略,以实现电力供应安全对经济发展保障作用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