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分税制改革下的地方财政

分税制改革的实行,是我国的财政从“行政眭分权”走向“经济性分权”,逐步形成了我国的分税分级的财政体制框架。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财政权力高度集中,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在地方的行政代理机构,自己没有相对独立的利益,     

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一定要走向分权吗——以福建省为例

省以下财政分权被认为能够解决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造成的基层财政困难问题。福建省自2002年进行了省以下财政分权改革,这为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先期经验。通过分析改革后福建省各级财政发展的基本状况,得出省以下财政分权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也难以解决我国的基层财政困难和地区差异问题。省以下财政体制在当前条件下走向财政分权并不成熟,未来改革方向应以适当提高省级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为主,以分收入代替分权模式。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中国经济转型：一个评述

1979年中国改革之初,中央政府由于面临财政压力,首先实行了向地方政府进行财政分权,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等一系列分权改革措施。近年来,人们逐渐注意到,改革之初及经济转型过程中所进行的这些分权改革对中国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的不协调问题——基于财政分权的视角

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经济竞争。在此形势下,地方政府实行了工业用地优惠出让和压低劳动力价格等措施;同时,为弥补财力不足,地方政府又大量依赖土地财政,这些都使得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不协调。200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分位数回归分析证实了财政分权对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不协调的显著影响。因此,要想协调推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对财政体制和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机制进行相应改革。     

浅谈预算会计的改革发展方向

2001年3月，国务院公布《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财政支付体制改革的主线是财政资金管理的“集权”和“分权”。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按照国家预算级次，建立财政国库单一账户体制；所有财政资金都纳入各级政府预算统一管理，收入直接缴入国库或财政指定的商业银行开设的单一账户：所有财政性支出均由财政国库支付机构，从单一账户直接支付到商品或劳务供应者。     

日本的财政分权体制及对中国的借鉴

1994年中国实行了财政体制改革,以分权、分税、分级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在促进经济发展、改进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本次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是一种较少触动既得利益格局、带有过渡性质的制度安排,与科学、规范、健全的分级财政体制相比有很大差距。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地方政府作为具有自主行事权力和能力的一级独立政府在提供地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协调地区内部经济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对财政分权进行理论研究和现实考察,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     

公共财政视角下财政分权制度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体制从原先的统收统支到当前的分税财政体制,经历了多次改革,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的推出,加快了财政体制改革进程。但在具体财政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地方债的冲击,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提出,给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问题,这要求我国对财政分权体制做进一步的改革。当前尤其应该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公共支出责任、建立和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并进行政府行政层级等配套改革。     

走向均衡化的大国经济治理：新中国财政集权与分权关系的演变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集权与分权关系是大国经济治理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从均衡化视角提出一个分析框架,认为大国财政关系的关键在于实现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权力均衡,利益冲突则会使既有的财政体制失衡,而双方的利益调整将伴随着财政体制的演变。在这个框架下考察新中国财政集权与分权关系的演变过程发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主要经历从“统收统支”到“央地权力均衡”、从“放权让利”到“地方主义”失衡、从“分税改革”到“制度均衡”的探索,总的趋势是各级政府和区域利益关系的均衡化及相应的制度化。为此,需要通过制度化和法治化构建均衡化的长效机制：基本目标是围绕大国财政治理中的关键性问题,进一步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的体制机制,即在走向均衡化的过程中构建中央和地方财政利益均衡的长效机制;基本任务是建立和完善职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即完成职责、财力和区域均衡“三位一体”的任务;基本要求是形成各级政府事权、支付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稳定制度,即遵循现代财政制度的事权、责任和财力协调的“三项原则”,构建有效的财税体制机制。     

县级财政分权指标构建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影响测度

县级财政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夯实国家治理基础的重要保障。县级财政分权的经济影响与分权指标和体制设定密切相关。文章对财政分权指标进行了深度评述并构建了七项分权指标,在此基础上实证估计了财政分权和"省直管县"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支持了制度内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因此,规范县级政府财政收入行为和赋予县级政府制度内财力自主权,将"省直管县"纳入新一轮财税改革总体规划已是当务之急。     

财政分权下中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和变化,特别在经过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已基本建立起了全国范围的财政分权体制,近年来我国财政分权制度日益完善,但也出现了许多体制结构的问题,其中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是其最显著的表现之一.转型时期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是促进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得以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文从财政分权角度入手,分析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影响机制及我国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一点见解,以期对财政分权下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有所借鉴.     

“二战”以来的日本财政分权改革

文章以二战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社会状态、财政体制为背景,探讨日本如何藉由地方分权改革,真正落实中央与地方的平等关系。研究发现:日本财政分权改革的理念始于1949年的财政改革,在经济高度成长期,日本政府开始关注地域个性化和自治,形成了新中央集权,20世纪90年代之后,地方分权被定为国家改革议题,期间进行了三次分权改革,从行政、人事改革过渡到政府间财政结构的改变,但依然没有冲击到税制。因此,日本从集权型分散体系真正转变到分权型分散体系,仍有很大的改革空间。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该文在 Zhang 和 Zou(1998)与 Lin 和 Liu(2000)的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中国1986?2002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我们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政策协调能力的加强是促进财政分权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体制变革的因素、转移支付的设计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也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在Zhang和Zou（1998）与Lin和Liu（2000）的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中国1986n2002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我们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政策协调能力的加强是促进财政分权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体制变革的因素、转移支付的设计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也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财政分权与民间投资:一个经验分析

本文对财政分权与民间投资的关系做了经验分析,发现虽然财政分权总体程度与民间投资正相关、统计上不显著,但提高基本建设支出的分权程度,却能促进民间投资.基本建设分权有利于地方政府把信息优势转化为效率优势.对财政分权的计量分析还发现,“小中央政府,大地方政府”的行政体制能更好地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的环境污染问题研究

立足我国财政分权改革的制度背景,结合我国环境污染的特点,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理论,考察了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及带来的环境问题。实证结果表明:第一,财政分权度的提高加剧了污染物排放、加重了环境负担;第二,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而引发的FDI竞争行为,加深了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第三,财政分权度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县级地方经济均衡发展的财政分权模式选择研究

自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在地方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财政分权在保增长的同时也拉大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一些与财政分权体制相配套的辅助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省以下改革相对滞后,降低了财政分权体制的实施绩效。推进县级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理顺省以下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建立合理而持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仅能提高经济效率,还可在提高社会福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式财政分权激励下的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将大量可支配财力用于支持经济建设,而社会事业发展支出长期不足,直接导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同步,GDP高度繁荣的背后却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长期不足,亟需从完善体制机制入手,进一步深化财政分权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从目前来看,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配套:第一,清晰界定政府职能范围;第二,实施政府财政层级改革;第三,建立健全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浅析财政分权原则——基于事权和和财权的划分

1994年分税制改革将大量财权收归中央,却下放更多的事权给地方政府,导致地方财政的纵向不平衡——在财权上集权,在事权上分权,其弊端正逐步显露出来.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了财政分权体制如何才算合理,财权和事权划分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本文的目的就是在总结学者现有的研究的基础上,提炼财政分权原则,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分权时序与企业实际税负

中国地方政府近年来陆续开展的行政“扩权强县”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存在着鲜明的时序差异，主要分为“先财后行”“先行后财”“并行分权”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分权时序对县级政府税收征管力度的冲击存在差异，进而对辖区内企业实际税负产生非对称影响。为此，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匹配，建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分权时序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先财后行”分权时序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先行后财”分权时序加重了企业实际税负，而“并行分权”分权时序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先财后行”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政府财政压力相对减轻，税收征管力度有所下降；“先行后财”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政府财政压力相对增大，税收征管力度相应增强；“并行分权”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财政压力相对不变，税收征管力度变化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了优化分权时序、完善地方税体系、健全税收征管监督机制等政策建议。     

分权、地方债务与现代财政改革——基于财政分权不同角度的效应分析

国内理论界普遍认同地方债务内生于财政分权体制,主流观点是收支不平衡引致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反对派支持“利维坦假说”,认为分权可以限制地方政府支出的过度扩大.但分权究竟如何具体作用于地方债务,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建立了财政分权与地方债务关联的理论框架,从支出、收入和纵向财政不平衡三个角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分权效应不能一概而论,提高收入分权,降低支出分权,缓解纵向财政不均衡,将有助于减少地方债务.构建现代政府间关系,“五五分成”后亟需增加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严格政府支出管理;同时适度放松收入管理,赋予地方政府有限的税收立法权,构建地方税体系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