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身股制与西方股票期权激励制度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山西票号独创的薪酬激励制度———身股制与西方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比较 ,试图对我国设计出适合我国企业实际情况的激励制度起到启示作用。     

山西票号身股制对现代企业的启示

身股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股份,仅仅是一种分红权。简单说就是基于一种身份而享有的参与收益分配的权利。"身"是身份,"股"是分享的比例。身股分为顶身股和故身股,顶身股的特点是,身股和银股并重。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即经营者可以凭借"人力资本"入股,与资本所有者共享经营利润。山西票号的身股制对当代企业的运营与管理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清代晋商的股俸制

清中叶以来,晋商在商号、票号中盛行着一种股俸制。这一制度的实施,对于晋商的资本集中和改善经营管理,均起了一定作用。本文试就这一制度的内容、由来、作用作一探讨。 晋商的股俸,又称股分。股俸有正本、副本之分和银股、身股之别。所谓正本,即财东的合约投资,每股几千银两到一万银两不等,可按股分红,但无股息;副本,又称护本,是财东除正本外又存放商号或票号的资本,只得利息,不参加分红,也不能随意抽取。所谓银股,即财东投入商号或票号的资本;身股又称顶生意,即不出资本而以人力顶一定数量的股俸,按股额参加分红。清人徐珂说:“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     

山西票号的规制研究——基于行会习惯法视角

山西票号的规制研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领域。在长期的商事活动中山西票号形成了一系列商事规制原则,包括针对票号的行业习惯法与行会习惯法。山西票号行会习惯法是在票号行业习惯法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虽然票号的行会习惯法形成以及成熟较晚,但对票号的发展却起过重要作用。从行会习惯法的产生及其基本内容的视角对山西票号的规制予以解读,并挖掘其对现代社会的价值。     

家族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约束机制分析——以山西票号为例

明清晋商在中国商界称雄500多年,而票号又将其推向极致.山西票号作为典型的家族性企业,在其创业守业过程中出现了委托代理关系,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本文通过对山西票号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约束机制进行分析,找出其成功的原因,力图为解决当前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提供借鉴.     

刍议山西票号经营管理制度的形成环境

称雄中国金融业百年之久的山西票号具有一整套独到的经营管理制度,对现代商业银行具有一定启示和借鉴意义。票号经营管理制度的形成深受当时外部环境的影响,从票号经营管理制度形成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三方面探究影响票号经营管理制度的核心因素,指出山西票号独特的经营管理制度是基于当时外部的独特环境而形成的,是顺应经济发展趋势的,因而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一定的先进性。     

近代北京商人与山西商人运用人力股制度的比较

本文认为近代北京与山西商人都使用过人力股制度。不过,北京商人*运用此制度手段灵活、形式多样,并有了一定创新;而山西商人因循守旧,大掌柜权欲恶性膨胀,独断专行,不思创新,导致与北京截然不同的结果。本文主要就人力股的上下限额、银股与人力股分配比例、份额变动、故身股、创新及效用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期为当今的企业改革提供一定借鉴。     

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下的山西票号

近年来,随着金融开放进程的加快,理论界把金融改革出路的研究视角转向国外.然而,对于在中国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山西票号,理论界的关注却极为薄弱.并且基于不同的范式未免得出逻辑不一致的结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对分析山西票号的衰亡具有独到的优势.交易成本经济学能更好地解释票号的演进脉络,为更好地理解票号创新提供了新的角度,即在构建合理的治理结构和经营环境后,创新就会应运而生.由于采取独特的治理结构,因此票号保持了较高的治理效率.这对构建符合内在演进逻辑的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清朝时期晋商票号“股份制”经营探微

票号的"两权分离"和"人力资本持股"是明清晋商经营管理制度中两个重要的创新,它使票号得以迅猛发展。但同时又成为票号衰败的缘由之一:一方面,由于两权分离制度中财东的过分放权并缺乏对经理有效的制约,使得代理成本、道德风险不断增加,从而威胁了票号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人力资本股制度由于没有合理有效地控制,最终使得人身股份额大大超过了资本股份额,组织内部的权责利出现了明显的不对等。这些都加速了票号的衰亡。     

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票号治理结构分析

票号以两权分离为组织形式的治理结构,以及其创新的激励制度和严格的约束制度,对现代企业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近世中外社会演变看晋商股份制的意义

19世纪20年代之初,第一家山西票号日升昌成立时,就实行了完全彻底的两权分离制度。它的资本组织就是股份制。它的源头是明代晋商的伙计制、东伙合作制,与西方殖民主义的经济渗透没有渊源关系,很有中国特色。其先进性在于:无论是资本的股份制、还是资本所有权与资本经营权的两权分离,抑或是人才资本股(即身股)等,都走在世界前列。尤其是其组织原则在引导社会良性发展方面创立了一项社会良性循环发展原理。至今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依然具有非常先进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山西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比较研究

从产权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组织架构三个方面对山西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的企业治理机制进行了比较,认为山西票号尊重股东、管理者、员工利益,以人为本,注重构建激励约束体系,强调总号对分号的控制力及各机构间的紧密联系和信息共享,对现代商业银行有一定借鉴意义。     

Study on Governance Mechanism Comparing Shanxi Exchange Banks with the Modem Commercial Banks

从产权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组织架构三个方面对山西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的企业治理机制进行了比较,认为山西票号尊重股东、管理者、员工利益,以人为本,注重构建激励约束体系,强调总号对分号的控制力及各机构间的紧密联系和信息共享,对现代商业银行有一定借鉴意义。     

票号的本质

山西票号是"20世纪以前中国最富盛名的银行",但是现有理论并不能圆满解释票号为何会相对于市场交易而存在。本文从模型和史实两个方面分析了票号的本质问题,指出票号是分工深化的产物。从理论模型来看,分工经济需要货币存在,但货币出现后,仅靠资金供求双方的直接交易,效率将十分低下,票号的出现能够极大地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发展。通过追溯货币和山西票号产生的历史,本文验证了山西票号的确是分工深化的产物。     

诱致性动因下的山西票号变迁及现代启示

从市场需求带来诱致性变迁角度对山西票号的变迁、变迁模式以及这一模式给票号发展带来的路径依赖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近代市场变化与企业行为的匹配趋势,并提出主动创新和系统思维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山西票号的组织与管理制度及其启示

山西票号作为我国近代民营金融的主要组织形式,有着一套完备的制度设计和先进的经营理念.通过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比较,在组织制度与管理模式上,二者有很多共通之处,其中的许多优秀品质值得我国现代民营金融借鉴与发扬.     

山西票号学术讨论会纪要

山西财经学院、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发起组织的山西票号学术讨论会,最近在太原举行。 这次讨论会是建国以来举行的关于山西票号的第一次重要的讨论会。 讨论会着重讨论了票号产生的历史背景、发生时代和票号的性质与作用。 关于票号产生的历史背景,与会同志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清之季,特别是清代康熙乾隆时期,商品经济较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较前活跃,货币流通量增大。由于交通运     

再现百年票号风采──评介《票商兴衰史》

再现百年票号风采──评介《票商兴衰史》姚会元“票号”是山西对中国金融业的一大奉献，他在中国金融史上以自己独特的风采辉煌了百年之久。为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金融机构和资金流通方式的健全曾经做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票号的出现及其百年业务亦为山西人争得了...     

从山西票号看传统金融的近代化转变——基于与英格兰银行发展路径的比较视角

山西票号的创立和发展是中国传统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创新,代表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自主发展和演进路径。虽然在山西票号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于英格兰银行的发展因素,通过参与政府公共财政,并在金融市场中与政府进行策略互动,诸如代理国库、发行兑换券(纸币)和向国家银行的方向发展等;但由于官商关系、公共信用和财产权利的不同,山西票号的"官商结合"模式并没有形成一个新的稳态均衡和有效制度安排,进而未能促进公共金融和新式金融体制的建立,其近代化转变的尝试也没能取得成功。文章研究表明,公共信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参与金融市场的方式不仅决定了金融体制的变革和转型,也是现代金融市场良好运行的基础和保障。     

晋商资本运营研究

中国清代山西的票号业发展成就辉煌,本文通过对清代晋商金融业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总结出晋商金融业的成功经验有三点,分别是吸收民间资本、按照市场规律运作、超前的资本运营制度.并进一步分析了晋商金融衰落的根源,研究认为恶性竞争、社会环境动荡以及外资银行不公平竞争是其没落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