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企关系、银行业竞争与民营企业研发投资

当前我国以构建创新型国家为发展目标,不论是各级政府还是企业本身,都在关注企业研发(R&D)投资.企业通过R&D投资构建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关键在于稳定的外界融资渠道.本文从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主导的现实出发,研究银行业如何影响我国民营企业的R&D投资.以2003-2012年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在信息租金的理论框架下,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银企关系能够促进企业的R&D投资,小型企业、高科技企业和处于契约保护水平较差地区的企业R&D投资受银企关系的影响更大,并且该影响可以具体到降低R&D投资对内部资金的依赖.随着国家政策对银行业的开放,银行业竞争会削弱银企关系对R&D投资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银行业竞争有利于促进企业的R&D投资,这是开放银行业能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有力证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银行业在我国企业创新中扮演的角色应当被重新审视.     

政府研发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福利效应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化的根本途径,而研发支出是创新的前提.政府研发支出对基础研究发展、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等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实经济中,政府可以对企业R&D给予财政补贴,政府也可以直接提供R&D,不同R&D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效果差别较大.本文在包含水平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中考察了政府R&D补贴与政府直接提供R&D两种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效应.研究表明,政府直接提供R&D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R&D补贴更有利于改善社会福利.对现阶段我国R&D政策的建议是,增加政府对企业的R&D补贴力度.     

政府补助、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讨论了政府补助、研发投入和企业价值三者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补助能有效提高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同时政府补助显著提高了创业板上市公司R&D投入强度,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是通过R&D投入间接发挥的,R&D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传导关系。     

政府干预对国有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影响的研究

本文以2002—2006年发生的219个国有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样本,研究了代表政府干预不同衡量角度的政府控制类型、金字塔层级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地方政府控制企业相比,中央政府控制企业有着更好的并购绩效;金字塔层级在短期内存在"保护效应",即金字塔层越长并购短期绩效越好,但在长期内存在"掏空效应",即金字塔层级越长并购长期绩效越差;此外,金字塔层级与并购绩效的关系还受到地区间政府干预差异的影响。     

市场分割与企业纵向一体化

企业纵向一体化发展战略除了受产品类型、企业自身特征等因素影响外,还受政府特征的干预.本文选用2007-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市场分割这一制度性政府行为的视角,探讨政府干预如何影响企业选择.我们发现地区间市场分割政策的实施能够促进企业选择纵向一体化发展战略,且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异地子公司占比较小、地区竞争程度较为缓和的分组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市场分割下企业的资源优势使其在纵向扩张的同时也会选择横向发展,表现为地区市场分割越严重,当地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多元化程度也越高.本文为企业一体化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政府干预下国有企业的盲目扩张提供了实证依据,既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微观层面的反映,也从侧面反映出市场分割导致的资源错配给企业发展带来的阻碍,为我国在"打破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以及"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规模的影响——基于创新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上市公司高管的行为为切入点,探究高管薪酬能否对企业规模产生影响,进而评价R&D中介变量的贡献程度。基于2008—2015年沪深A股中接受政府创新补助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高管高薪会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大,总影响中有15%通过增加R&D投入间接实现。由此可知,创新驱动政策背景下高薪激励企业高管通过扩大R&D投入实现企业扩张目标。同时,政府对创新企业的扶持也能切实改善本土创新型企业的生存状况。     

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特征与R & D投入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2009年披露R&D数据的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高管层平均年龄、性别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以及管理层持股比例为解释变量,以R&D支出/主营业务收入衡量企业R&D投入强度,构建管理层特征与R&D投入绩效的模型。研究发现,高管年龄越大,企业R&D强度越小;管理层的性别多样化能促进企业R&D投入;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有利于企业R&D投入决策;高管持股比例则与R&D强度显著正相关。     

我国R&D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通过对我国1990～2005年R&D投入与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变量进行协整分析,建立了二者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揭示了我国R&D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均衡关系。在注重R&D投入技术进步效应的同时,必须更加注重有效促进R&D投入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实施适应新形势的R&D政策。政府还要加大对企业科研开发的后置式支持。     

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与R&D投资和企业成长性的相关性研究

本文在构建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指数的基础上,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与R&D投资和成长性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企业,R&D投资越低;融资约束程度高的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显著依赖内源融资,而融资约束程度低的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对内源融资并不具备依赖性;融资约束程度高的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对企业成长性的推动作用明显低于融资约束程度低的高新技术企业。     

论融资约束、R&D投资与公司成长性

本文以2004-2008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观测值,检验了融资约束、R&D投资与公司成长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受到的融资约束水平越高,R&D投资对内部现金流量的敏感性越强;在不同融资约束水平下,R&D投资对公司成长性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且随着融资约束水平的增强,R&D投资对公司成长性的促进作用逐渐降低.     

研发支出资本化与管理层薪酬契约——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0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研发支出资本化与管理层薪酬之间的相关性,并进一步考察研发支出资本化与管理层薪酬之间敏感系数。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薪酬与资本化研发支出强度显著正相关;在研发支出费用化强度更高的公司,管理层薪酬与研发支出费用化强度不存在显著相关性;相对于企业盈余,我国上市公司委托人并未给予研发支出资本化更高的薪酬激励,即使在研发支出资本化强度更高的公司也是如此,说明委托人无法理性察觉,由研发支出资本化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带来的股东未来财富的增加。     

不确定性与投资:实物期权还是冒险行为

文章依据公司不确定性与投资关系的实物期权理论与代理理论,从公司债务期限结构、投资不可逆性、公司成长性、财务困境和股权激励五个维度,提出风险投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的检验命题,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得到结果。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存在较强的投资风险规避倾向,但这种关系在存在财务困境和股权激励的公司表现减弱。国有上市公司存在相似的现象但显著性相对不明显。     

政府补助对医药制造业上市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

文章以我国2015-2018年医药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研究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医药制造业上市企业而言,政府补助对企业绩效是正向影响关系,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是正向影响关系。     

双重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股权集中与研发投资间关系研究--基于托宾Q、现金流和行业调节效应的分析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在现实和理论中均存在不同表现的现状,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收集2009－2012年上市公司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上市公司中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矛盾与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委托委托矛盾相比较而言,后者比前者更为严重。因此,提高当年的股权集中度不仅会降低当年的研发投资,而且随着股权集中度的增加,当年研发投资降低的速度越来越快,这种影响会持续到第二年,但是影响程度会低于第一年。（2）随着公司市场价值的增加（即托宾Q越大）,股权集中度对研发投资的负向影响程度会降低;随着公司现金流的增加,股权集中度对研发投资的负向影响程度会增加;不同行业中股权集中度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性。     

经理自主权、政治成本与R&D投入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经理自主权和政治成本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经理自主权总体上对企业R&D投入强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其中,以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为特征的职位权和以营运资金或自由现金流为特征的运作权均与R&D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但以高管薪酬差异为特征的薪酬权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不明显。政治成本对R&D投入的影响复杂,其中,公司性质和行业垄断性的影响明显,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或国有法人股的企业的R&D投入强度明显更高,垄断行业的R&D投入强度却显著更低;企业规模与R&D强度之间总体上呈显著的U型关系,但这一关系明显受到企业性质的影响,在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或国有法人股的企业里这种U型关系首先削弱,随着企业规模的变化,R&D强度的变动幅度相对较小。另外,R&D强度还与总经理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以及是否为高科技行业等因素显著正相关,而与股权集中度、经理变更、资产收益率、年份的关系不明显。     

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迅速发展,并呈现出在几大区位集中的特点。本文首先对有关国内外跨国公司R&D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进行了回顾。然后在分析和总结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概况、R&D分布特征的基础上,选取了一套反映我国各地区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的指标体系,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各区位因素变量进行检验,从中找出了最具影响力的决定因素。最后,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在评估各地优劣势的前提下,提出了可供各地政府选择的政策框架。     

Private Benefits of Managerial Control,Government Ownership,and Acquirer Return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State‐Controlled Listed Compan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government ownership aff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vate benefits of managerial control, measured as excessive overhead expenses, and profitability of acquirers. A total of 246 merger and acquisition (M&A) events from Chinese state‐controlled listed companies (CSCLCs) between 2001 and 2006 constitutes the analytical sample. Under a low level of government shareholding, private benefits of managerial control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quirer announcement returns. However, there was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vate benefits of managerial control and acquirer announcement returns under a high level of government sharehold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for scholarship and practice are discussed. Copyright © 2011 ASAC.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Ltd.     

政府最终控制、控股股东行为与财务报告透明度——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4—2006年间的2940个公司年度为样本,以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FASB发布的第2号公告中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为基础,对财务报告透明度进行度量,分析政府最终控制、控股股东行为对财务报告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掏空行为显著降低了财务报告透明度;国家最终控制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更不透明,并且政府干预动机越强,财务报告透明度越低;财务报告透明度与最终控股股东的所有权比例呈U型变化,与其他股东的制衡能力呈同向变化。     

跨国公司在华研究与开发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我国吸引跨国公司研究与开发机构最多的前10位省份或直辖市的横截面数据,对跨国公司在华研究与开发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做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在华研究与开发机构的区位分布与区域的劳动力成本、通讯设施水平、市场规模、科技实力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重视程度等因素呈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