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税务行政执法证据的几个观念

论述了在税务行政执法过程中的税务机关有权处理和司法最终解决、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证明标准与证据规则、查明案件事实和证明案件事实、取得证据和固定证据、证明相对人行为和证明自己行为、证明能力和证明力、税收的直接经济价值与社会法治价值八大观念,并说明这些观念的澄清将有助于行政执法风险的回避。     

论民事诉讼中的间接证明

间接证明作为证据法上的一种证明方法,在民事诉讼中发挥关键作用。直接证明是依直接证据对待证事实进行证明的方法,与其相比,间接证据及间接证明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即使稍显复杂繁琐,但不可否认,其存在和运用更为广泛。因此,怎样合理构建间接证据及证明体系应属民事证明的关键问题,然而我国并没有对该问题加以重视。间接证明以自由心证制度、经验法则及逻辑规则的运用为基础,或可考虑从法定化间接证据证明度标准、合理限制法官自由裁量空间、规范运用经验法则及逻辑推理规则、建立及完善心证公开制度等方面促进间接证明制度在我国的合理化运用。     

论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性

证明标准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要求，证明标准的高低体现和反映了公正与效益两大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这就决定了对不同性质的诉讼、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诉讼案件性质的不同以及证明对象的不同，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以体现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和科学性，追求公正与效益两大价值目标的最大化。     

论医疗责任事实因果关系的诉讼证明

医疗责任事实因果关系具有复杂性,其证明非一般证明方法所能解决.目前比较有效的证明方法有表见证明和间接反证,重大医疗过失时可以减轻患方的证明责任乃至实行证明责任的转换.在发生证明妨碍行为时,可以做不利于妨碍方的事实推定.此外,概率认定因果关系理论、文件义务和诊断结果之作成与确保义务理论对医疗责任事实因果关系的证明亦具有一定的作用.盖然性说和优势证据理论亦可作为适当的参考.     

非法证据证明问题研究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重大举措。非法证据证明问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问题。文章从对非法证据的范围界定入手,分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标准、证明责任、证明程序、证明方法以及非法证据证明中的救济方式等,并结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相关内容进行探讨,力图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提供建议。     

我国民事案件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解读

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一词与举证责任相当,具有主观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双重含义。证明责任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证明责任分配。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至第七条规定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3项分配原则。对相关规则只有正确理解才能正确适用,公平、公正地处理民事案件。     

以控辩平衡的视角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

证明责任被称为是＂诉讼的脊梁＂,证明责任的分配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由于＂无罪推定＂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简单处理,谁是证明责任的主体,什么是证明责任的对象,证明责任在刑事诉讼中如何分配,各证明主体承担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法律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混乱。这种混乱也使我国原本就力量悬殊的控辩双方差距更大。通过理清证明责任的相关问题和分配证明责任来平衡控辩双方的力量对比。首先在总结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证明责任概念的基础上界定我国证明责任的概念,然后分析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重点分析两者的证明责任对象和证明标准,最后探讨法官在证明过程中的地位和在平衡控辩双方力量中的作用。     

简论中西刑事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或内心确信，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优势证据证明，这是一种主观真实或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我国诉讼证明以辩证唯物主义可知论为基础，强调客观真实，要求证据确实充分。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证明标准，具有重大缺陷，应以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取代，刑事诉讼适用排除合理怀疑原则，民事诉讼适用优势证据证明原则。我国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应实行高低不同的证明标准，以适应两种诉讼各自的特点和规律。     

诉讼证明标准基本问题分析

我国诉讼证明标准的具体设计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考虑到我国传统的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的内在缺陷,本文从分析证明标准的三种模式入手,借鉴两大法系证明标准,提出盖然性的诉讼证明标准和在我国建立有区别的证明标准去实现不同诉讼的公平正义的目标。     

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证明标准研究

关于特殊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时违法所得及涉案财物的没收,是诉讼程序的特别程序,其证明标准应采用民事还是刑事证明标准一直是其争议所在。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将检察机关负有举证责任的事项规定在启动程序的申请条件中,如果证明标准过高,则会导致程序难以启动;根据程序和标准二分的理论,没收程序被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也并不意味着当然适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从法经济学角度,严苛的刑事证明标准也意味着高投入。因此,我国特别没收程序应当学习英美法系的普遍做法,即采用民事证明标准,并且这种标准应当在一定范围内是灵活可调的。     

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

民事证明责任处于民事制度中的核心地位,被称为民事诉讼的脊梁。法谚语有云:"证明责任之所在,败诉之所在"这足以看出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重要性。本文主要论述了证明责任的含义,随后介绍了几种重要的证明责任学说,最后介绍了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

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存在"重定罪,轻量刑"观念以及定罪与量刑程序不相分离的模式,导致刑事案件在很多情况下只能较好得完成定罪的任务而无法合理量刑。由于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目的、任务等的不同,决定了量刑事实的证据种类、证明方式等与定罪事实的证明有很大的区别,本文首先说明构建量刑事实证明制度应具有的证明对象以及证明责任,进而对为更好地构建量刑事实的证明制度的相关的配套措施提出了一些立法上的建议。     

刑事诉讼中"两个基本"的理论和实践

“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刑事办案原则，对刑事司法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本事实”从属于刑事证明对象，是刑事证明对象中最关键、最重要的部分；“基本证据”与刑事证明对象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切实贯彻“两个基本”的刑事司法政策，必然要对刑事证明对象的内容和范围进行重新限定；同时，还要坚持“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灵活运用“经验法则”和“情理分析”处理案件，遵循刑事证明标准在不同诉讼阶段的递进性规律。     

基于语义的实时远程证明方法研究

本文研究和分析了现有的可信计算技术在远程证明中的应用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基于语义的实时远程证明方法,该方法解决了远程认证静态的、一次性的证明方式,更适合于分布式的异构的网络环境。     

浅议刑事诉讼的印证证明模式

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是印证证明模式。印证证明模式属于自由心证体系,但同时具有法定证据制度的某些痕迹;印证模式注重对证据数量的要求,但仅是证据数量上简单的堆砌而缺乏内在的联系并不能构成印证;印证是不同于补强证据规则的证明模式。虽然印证证明模式是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的,但它将导致很高的证明标准。     

浅议刑事诉讼的印证证明模式

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是印证证明模式.印证证明模式属于自由心证体系,但同时具有法定证据制度的某些痕迹;印证模式注重对证据数量的要求,但仅是证据数量上简单的堆砌而缺乏内在的联系并不能构成印证;印证是不同于补强证据规则的证明模式.虽然印证证明模式是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的,但它将导致很高的证明标准.     

我国公诉标准指疑

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犯罪事实清楚",二是"证据确实、充分"。该标准可谓言简意赅,然而在具体操作中却出现了诸多问题,所以,应该通过降低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限制刑事赔偿责任等做法,在理论上和具体实际中完善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产品缺陷的证明责任——一起药品侵权案引起的思考

产品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产品缺陷分为设计缺陷、制造缺陷、营销缺陷和未现缺陷。制造缺陷和营销缺陷的证明责任应由受害人承担。设计缺陷的证明责任应当实行推定原则。对于未现缺陷,生产者需承担缺陷和服务义务的证明责任,赔偿时,可按公平原则,对受害人进行适当补偿。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问题在司法实务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严格意义上说我国并无证明标准的立法,法官把握证明标准尚处于非理性和低层次状态。应坚持法律事实观,排除非法的证据材料,承认诉讼证明的相对客观性和主观性,明确规定自由心证原则,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实体法事实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     

产品缺陷的证明责任——一起药品侵权案引起的思考

产品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产品缺陷分为设计缺陷、制造缺陷、营销缺陷和未现缺陷。制造缺陷和营销缺陷的证明责任应由受害人承担。设计缺陷的证明责任应当实行推定原则。对于未现缺陷，生产者需承担缺陷和服务义务的证明责任，赔偿时，可按公平原则，对受害人进行适当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