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基金会：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

农村合作基金会是二十世纪末我国农村兴起的一种制度创新形式，其20年的发展历史可划分为前期的发展壮大时期和后期的动荡收缩时期，前一时期呈现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模型特征，而后一时期表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模型特征，农金会这种制度创新形式因其曾经具有的巨大社会经济收益而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其与俱来制度性缺陷又致命地损害了其制度绩效。     

论农业经济制度的变迁与创新

我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口是以“包干到户”为典型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制度的安排方式来看，它表现出明显的自发演进和自下而上的需求诱制性制度变迁特征。诱致性变迁容易产生制度供给不足，成为制约当前农业经济制度创新的深层障碍，新一轮改革必须全面加大强制性制度安排的力度，解决核心制度创新乏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农村经济才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分析

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与环境，尤其是对农村合作金融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可将建国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划分为彼此关联的五个阶段。重点考察了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制度安排的结构和内容，以及获得的制度绩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原理，分析制度变迁的特点和模型，认为制度变迁的诱因是各利益主体的寻利动机，主体是地方组织而非经济个体，过程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因此，农业合作金融制度变迁的模型属强制性变迁，而不是诱致性变迁。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分析

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与环境,尤其是对农村合作金融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可将建国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划分为彼此关联的五个阶段.重点考察了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制度安排的结构和内容,以及获得的制度绩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原理,分析制度变迁的特点和模型.认为制度变迁的诱因是各利益主体的寻利动机,主体是地方组织而非经济个体,过程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因此,农业合作金融制度变迁的模型属强制性变迁,而不是诱致性变迁.     

强制性制度变迁与我国农业改革的选择

强制性制度变迁有其优点也有其不足，必须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交替使用才能降低变迁成本和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长期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虽然后期强制性的特征有所加强，但是仍然无法解决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当前，应选择回应性的、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地方政府参与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解决急需的强制性制度需求，使制度供给与需求实现动态平衡。     

论我国农村金融的增量改革

通过考察农村金融组织制度变迁的过程，发现每次变迁几乎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其变迁结果却差强人意；而且，由于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等几乎垄断了农村金融，其进行自我变革的内在动力不足，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并引入制度变迁的跨时期成本分析，应进行“增量改革”，即发展新的金融组织以对现有的金融机构施加外在压力，利用市场竞争促使其进行自我变革，满足农村金融需求以促进农村发展。     

论制度变迁中的四大问题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即所谓“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制度变迁从其层次来分，有基础性制度安排与次级制度安排：从其主体来分，有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从其途径来分，有制度移植与制度创新；从其方式来分，有渐进式制度变迁与激进式制度变迁。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制度变迁，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制度变迁的过程及其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强制性制度变迁与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

具有激励与约束功能的制度安排必须是其自身的连续的扩展过程，而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在这一点上具有不同的特征。基于这一点，我国资本市场上存在的投资者保护乏力的深层次原因是由于强制性制度变迁逻辑所导致的制度安排缺乏自身扩展性。对此，可以采取鼓励发展私募资本市场，鼓励投资者自发性的制度创新；强化证券监管机构的事后处置效力与效率；重视证券业协会的作用；塑造社会约束环境等制度措施，以解决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保护问题。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及其趋势

将农村集体经济分为农业集体所有制和非农业集体所有制两种，分析了我国改革前后两种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制度的开成及其变迁的历程；认为现有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既与传统的集体所有制理论定性相矛盾，又 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农村集体经济仍存制度缺陷，其制度变迁遇到了阻力；最后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将被新的经济形式所取代。     

浅析现阶段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原因

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论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原因，其内因就是公有制本身的内部矛盾。内部矛盾潜藏了多种实现形式的需要，其外因就是不同的交易特征结构及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冲突，不同的交易特征要求有不同的产权实现形式与之相适应，而制度变迁中的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谈判力的对比又使产权实现形式更加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