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合理性的评价标准初探——反倾销合理性争论引发的思考

长期以来,反倾销的合理性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反倾销属于贸易政策的范畴,贸易政策的合理性是对贸易政策的评价问题,对事物进行评价首先应当确立相应的评价标准.评价一项贸易政策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标准有四项,即合乎理性、合价值性、合规律性、合发展性.     

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效应评估及异质性研究

为了探求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实施效果,以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应用合成控制法科学评估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探讨政策效应区域异质性的原因。结果表明：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效应具有显著的时滞性、短期负效应冲击和区域异质性;地区政府财政实力、人力资本和人口密度是影响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效应异质性的重要原因。最后,提出既要不断夯实协同根基、提升协同效率,更要重视“异质性”影响、突出“差异化”共治的政策建议。     

二元经济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实证分析

文章提出二元转型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为工资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并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点,论述了劳动收入份额随二元转型程度变动的"U"型规律。文章对1993~201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总体及分组计量分析表明,二元转型系数与劳动收入份额的"U"型关系确实存在,同时低水平组的劳动生产率负效应更大,随着二元转型程度的发展,工资效应的正向作用开始显现,而劳动生产率的负效应则逐渐减弱。     

论我国的主流宏观经济政策

作者认为,现阶段,我国的需求形成机制与供给增长机制之间的功能互动效应存在严重的不对称:需求始终处在亢奋状态,而供给则呈现出明显的滞后和相对不足。这种由于利益结构等深层力量决定的下对称的供求互动效应,客观地决定了我们必然选择一种以收缩性为基本特征和主导倾向的宏观经济政策为我国的主流宏观经济政策。     

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效应及其时空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Rorhwell和Zegveld提出的创新政策类型为解释变量,以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为被解释变量,以FDI为控制变量,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十五”和“十一五”时期31个省份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期来看,我国制定实施的一系列促进自主创新的供给政策、需求政策和基础政策均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而环境政策的效应较不.稳定;对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类别的自主创新政策效应具有明显差异,在“十五”时期仅有供给政策发挥了显著的积极效应,而“十一五”时期的供给政策、需求政策和基础政策均取得了积极的政策效果;对于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不同类别的自主创新政策效应也存在明显差异,供给政策在东部的正效应最强,需求政策的积极效应仅在东部和西部表现比较显著,环境政策在东部和中部的负效应最为显著,基础政策的积极效应仅在东部和中部较为显著.     

我国产业政策效应偏差分析

<正> 产业政策效应即实施产业政策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如果产业政策实施的实际值与政策设计的预期值是一致的,那么就无须对产业政策效应作更多的分析了。但问题是在实际生活中,产业政策效应往往与其预期效果不一致,即出现产业政策效应偏差。在某种场合也许会出现政策效果优于期望值的现象,但在更多的场合情况则相反,甚至还出现与期望值背道而驰的负效应现象。     

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假说和波动性溢出效应检验

增长性和波动性是增长型经济周期的典型特征。如果增长水平与波动程度之间负相关，则降低经济波动程度有助于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如果波动性对于增长水平存在“溢出效应”，则适度经济波动将促进经济增长。实证检验表明，增长性与波动性之间的关联依赖于经济的发展阶段。目前我国经济存在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因此应该继续保持积极经济政策的顺周期方向。     

“同伴”制度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试点政策的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SCI

现有研究多从试点地区的视角探讨环境试点政策,忽视了试点政策(尤其是命令型政策)对“同伴”企业(兄弟城市企业)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本文以2012年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对象,探讨该命令型政策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该试点政策显著激发了同伴城市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并且,这种溢出效应要显著大于政策对试点城市的影响;同省份试点城市数量越多,传递给“同伴”的规范性压力就会越大,从而导致更强的溢出效应;该试点政策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对于国有企业和污染行业企业更为显著。     

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效果的再评估——来自因果森林算法的异质性处理效应分析

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双重机制下,尽管我国东西部地区发展在差距不断缩小的同时,经济仍能保持较高速度增长,但由于抑制空间自由分工可能会引发资源错配,其结果可能是牺牲经济效率换取区域平衡发展;因此,各界对旨在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区域协调政策的效果争议颇大。有鉴于此,本文首次利用因果森林为主的机器学习方法评估了2003年以来区域政策对各城市生产效率和相对公共福利的影响,并通过岭回归、lasso估计和正则化分析了因果森林平均处理效应(ATE)和条件平均处理效应(CATE)的稳健性,结果发现：(1)2003—2017年,区域政策对缩小地区之间相对公共福利差距的作用不明显,但是显著提升了欠发达地区人均GDP发展速度,每年贡献度达2.2%;(2)区域政策对提升欠发达地区生产效率的作用在不断下降,目前很多城市“阶段性”下降至“零”效果的附近;(3)倾斜性政策对促进南方城市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大于北方;(4)区域政策干预并不能弱化港口因素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南方地区尤其明显。     

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进一步搞好经济紧缩和结构调整

<正> 我国近两年的治理整顿,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较严峻的紧缩措施,对过热的经济起到了紧急制动作用,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得到缓解,一度十分迅猛的物价涨势被煞住了。总之,我国治理整顿肇始时期的“双紧”政策,其积极效应是十分显著的,对稳住人心,对社会安定团结,对经济的稳定发展,均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紧急制动也产生了新矛盾和新问题。这就是:资金紧缺,市场疲软,产品积压,待业人员增加,工业徘徊低谷,经济效益滑坡,从而使这次调整呈现出许多过去所未有的负效应。尽管当前我国需求过旺已经缓和,但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尚未根本解决,经济膨胀的     

“情境—表达—结局”框架下中国减排政策变迁与反思

为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减排政策的变化特征及趋势，构建了“情境-表达-结局”的分析框架，对1981-2015年7个“五年规划”及减排政策进行文本挖掘。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减排政策变迁历程基本符合“情境—表达—结局”的一般规律；对污染物排放的情境认知、政策表达及结局存在相对时间延滞；原有排放情境尚未根本改变，新的情境又陆续叠加，增加了环境治理压力。因此，既应正视“情境-表达-结局”的客观性，又应努力提升政策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收入分配调节效应的中外比较研究——兼论共同富裕政策选择

收入分配是影响共同富裕状态与水平的基础性因素。国外收入分配在政策取向上集中于两方面：“托底”与“限高”。在调节效应上呈现出双重悖反性：“托底”上的功能积极性与“限高”上的结构局限性,并以悬置分配正义的结构性争议为代价。国内收入分配在政策取向上面临后发追赶型现代化“效率”要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公平”要求的双重压力。从调节效应上看,收入分化已经成为影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突出问题。这与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多轨并行、制度缺位、过程正义不完善密切相关。以收入分配为政策干预抓手,推进共同富裕的建议有：扩大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份额;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在全体人民中的比重;坚持收入分配规范的法治化取向;维护社会保障体制的分配正义功能。     

影响民众对房地产政策取向认知偏差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民众一方面认为政府对房价的管制政策效果很差,且预期评价并不乐观；另一方面,却又要求强化这种管制政策,使政府无法实施市场与保障相区分的政策.民众的这种矛盾的诉求,就是在房地产政策取向上的一种认知偏差(大致属于锚固,即anchoring cognitivebias),于是从理论和经验上有必要回答,这种认知偏差的原因何在.根据锚固形成的可能性,通过对中国大陆5个地区(上海、安徽、河北、江苏和四川)个样本调查数据进行的计量估计表明,民众对房地产政策有效性的主观概率、对政府管制政策的依赖性和框架效应是影响民众认知偏差的主要因素.     

耕地保护何以难：目标、实践及对策——来自西部粮食主产区的观察

党的十八大以来，耕地保护的政策目标清晰地呈现出从注重数量保障到强调质量提升、再到强化载体建设的“由显到隐”内涵要求逐步提升的从严逻辑。地方落实中央部署，多措并举保面积并提质量。但是在实践中，政策落实与政策目标发生偏离：在耕地腾退和使用方面，非农非粮用地腾退成本高与手段缺乏，复合种植在兼顾收入的同时不可避免造成“减粮化”；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缺乏主体沟通导致建设效果欠佳，重显轻隐、前后衔接差的问题突出；在资金预算和使用方面，未区分地类造成实际落实难，补贴对象错位不利于耕地保护；在法律支撑和农民配合方面，“非粮化”管控的硬措施缺乏相关法律依据，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弥合地方实践与政策目标偏离的政策建议。     

分散化的行动者如何推动政策变迁?——广东省医疗控费过程中的“碎片化”政策反馈

既有研究时常观察、分析有组织的利益相关者与政府之间的治理互动过程,却相对忽略了政府内外部行动者的分散性及其对政策变迁产生的影响。聚焦广东省从药品零加成到医用耗材零加成的政策过程发现,分散化的行动者主要通过“碎片化”政策反馈机制来推动政策变迁。在广东省的医疗控费过程中,公立医院除了诉诸正式的行政沟通,主要根据差异化的资源效应和非正式关系来寻求利益和观点表达。而政府内部的不同行动者则根据部门立场和经验来对公立医院反馈的相关问题进行“碎片化”再解释。“碎片化”政策反馈确保了分散化行动者的多元目标、价值和利益能够嵌入政策变迁过程。但由于分散化行动者互动的“等级导向”以及改革的政绩考核要求,它只能构成一种“弱”修正机制,对地方卫生政策的目标和工具进行微调。文章从“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视角丰富了政策反馈的理论研究,并尝试结合中国的行政体制特征,解释医疗控费政策渐进式改革的形成和困境。     

对我国农业税收和扶贫政策的思考

贫困地区的农民,既是纳税主体,又是扶贫对象,这种角色上的尴尬,说明了我国在农业税收政策和扶贫政策上的矛盾。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每年从农民那里收取几百亿农业税,然后又化几百亿的财政资金去进行扶贫是合乎经济规律的。在制定农村税收政策和农村扶贫政策时进行统一的安排和协调处理,大幅度减免农业税费,确立减免农业税费就是扶贫且是最直接、成本最低的扶贫的思维方式,让农民自己休养生息。     

缩小“东西差距”：内涵及区域政策目标选择——兼与魏后凯教授商榷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缩小“东西差距”的区域政策目标不是一个效率与公平的简单顺序选择问题。持续提升东部区域经济效率是中央区域政策目标不可或缺的内容，推动“三大泛经济区”建设及协调发展是通过经济区“内化”（缩小）“东西差距”的区划区域政策目标选择，政府推动公平实现的主要“平台”是规划和提供公共品。     

我国产业结构偏差对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由于决定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因素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从而使二者呈现出不同的规律。这种情形往往使产业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偏离需求结构 ,并出现不同程度的失业问题。本文实证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对失业的影响。     

投资需求与经济发展──论扩大内需的政策效应

市场经济即需求导向型经济。近年来国际国内市场疲软，我国政府为启动经济发展而采取的“扩大内需”政策是一种积极的措施。但这种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究其原因是政府投资比例过高，效率太低，民间投资太弱，抵消了投资的积极效应，而收入分配的不公、信用条件偏紧和改革预期的不稳定阻碍了需求的增长，为此，启动经济发展首先需要消除或减轻发展的障碍，培养发展的正常条件。     

环境税政策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利用2003—2017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各省域环境税及产业结构的空间相关性与局域集聚特征,基于4种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误差模型,考察环境税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结果表明：(1)通过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证实环境税及产业结构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具有“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特点;(2)从全国样本回归结果来看,环境总税费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优化,其中排污费效应不显著,资源税、车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存在显著负效应,而城镇土地使用税则具有显著正效应;(3)从分区域样本回归结果来看,环境税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中部地区最强、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因此,文章从“制定差异化环境税政策”“加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与协调”“规范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