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察特派员制度的发展趋势

稽察特派员制度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帕累托较优改进”，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委托－代理问题。但这种制度安排的“行政性”而非“市场性”属性，以及事后监督而非全程监督等原因，决定了稽察特派员制度的过渡性，当稽察特派员制度的制度优势与所储能量释放到一定程度后，这种制度继续下去有可能影响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这时稽察特派员制度向监事会制度的过渡是政府作出的理性选择。     

中国人情关系浅析

人情面子现象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特质,在中国的社会的交往中,人情是关系的起点,它也在关系维系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这种文化现象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儒家文化）、人情社会、农业社会都有极大的关系。对人情面子的定义没有统一的说法。人情面子本身的象征意义,在社会功能方面,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是和谐社会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总结探讨人情面子的相关定义及人情面子的社会功能。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制度创新比较研究

企业制度创新是一种效率更高的企业制度替代旧企业制度模式的过程。企业制度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微观基础，它的创新必然引起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与民营企业制度从个体、合伙到家族制企业、公司制企业的自然演变不同，国有企业制度的创新是政府在对制度创新的目标模式有限理性基础上提供的制度安排，并通过政策与法令而实施的强制性变迁。     

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制度分析

一、制度分析思路制 度是一个广泛应用的概念 ,可用于经济活动不同的方面 ,其概念的定义可因经济学家研究范畴与方向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但各种类型的制度都具有规则性、系统性和规律性的共同点。我们可以描绘出制度概念内涵的大致轮廓 :制度的最基本内涵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行为方式即惯例 ,和具有强制性的规则即法律、法规、政策、组织安排等 ,它同特定环境下的交易关系、产权、文化模式、社会进程密切相关。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 ,制度变迁理论占有重要的地位。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是会变迁的 ,是影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变迁是支配人们特定的活动方式和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的变化 ,它表示着一种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另一种制度安排的替代过程。由于任何制度安排都与一定的环境相联系和适应 ,随着人口的增长与迁徙、生产技术的进步、市场规模的扩大、消费者偏好的改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及传播、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文化的发展与文化间的交流等 ,旧的制度安排 (即所谓起点模式 )就会发生变迁 ,将被新的制度安排 (即所谓目标模式 )所取代 ,所以从根本上说 ,制度变迁是一个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因而“制度的发展和演变…...     

基层民主与其实现形式关系的理性演绎

我国基层民主建设正在由诱致性制度变迁向强制性制度变迁转换,这种转换的特点是“渐近式”而非“休克式”的。所谓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之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实行。”这两种变迁属递进性变迁而非并列性变迁,即先有前者自发地个案经验,才有后者强制性的推广与安排。在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村民自治”制度已跃为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而以深圳龙岗区大鹏镇为代表的较为民主的“三轮两票…     

制度兼容与经济绩效

“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与非制度是兼容的,而“强制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可能与非正式制度并不兼容,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能够兼容的情况下,经济运行所需的交易成本较低,经济绩效相应较高,反之则反是,正式制度和非式制度由于各自在变化的机制不尽相同,在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中,可能造成两者不能兼容。     

生态化技术创新转变的制度条件及其演进

市场机制下,技术创新的自组织演化呈现出非生态理性特征,有效的制度安排是实现技术创新生态化转变的必要组织机制。生态化创新制度体系涵盖创新主体、创新客体、资源配置、报酬与保障、评价与监控、信息与教育等,强制性变迁是生态化技术创新制度演进的基本方式。     

有限理性、新制度经济学与转型期中国民间组织

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认为转型期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发展是制度环境变迁的产物,是克服有限理性的一种制度安排.文章对理性、有限理性等理念进行了梳理.说明转型期中国民间组织在建立与政府的合作互动关系、促进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确保政府公共权力有序、健康运行等方面应发挥积极作用.     

西部发展中的社会效应与制度安排调整——以鄂伦春族为个案

文章以鄂伦春族为个案,通过族内不同地区比较,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环境在鄂伦春地区的社会效应的一些方面展开了分析,并就制度调整、建设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文章的个案研究表明,断裂中的传统狩猎文化与作为社会环境重要变量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各项民族优惠政策制度安排长期互动的结果,在鄂伦春社会产生了某些社会效应,显示出政府某种制度安排或政策,有积极的社会效益,也有消极的社会影响。     

合法性视域下企业社会责任促进策略研究

目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多以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经济理性为基础,忽视了企业所处的社会情境、多元价值观社会体系以及制度环境对企业的规制、规范和认知作用。制度环境中的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感知企业社会责任合法性对企业社会责任作用过程也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合法性压力-合法性观察者-企业行为这一制度理性作用路径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内在价值,并据此提出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安排。     

人情与制度:平衡还是制衡?——兼论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

人情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其基本含义似乎与规范与制度相对应。正因为此,当今中国社会寄期望于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遏制人情的泛滥。此文通过对大学里一件小事的描述,借助于功能现实主义的方法,将其提升到公设、前提和推论上,对中国社会中的人情运作进行了比较系统地讨论。由此得出中国人情与制度的关系并非简单地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关系,而可以是彼此相安无事的动态平衡。这一特点极易造成社会运行的"名实分离"。在公设层面,人情是中国社会的底色。当它泛滥到制度无法抵制时,社会很难借助于制度本身的修复来加以遏制,通常只能发动周而复始的"运动",来维持其共存的动态关系。以上这些特征可以回到个案层面同其他以制度为底色的社会进行比较。另外,本文借此还对个案如何具有代表性以及如何上升为抽象的理论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古典商业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正> 一、意识形态与“韦伯命题”如同西欧经济变迁引发过人们对欧洲中世纪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即宗教观念及其变革方式的关注一样,近几十年来东亚经济的迅速成长,引起了人们对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思考。这种认识的明显特征在于,它所依据的是儒家思想的边缘、外围地区而不是它的本土或核心文化圈内的经济成长的经验;它所比照的是先发性国家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制度形态的自发成长过程中正统思想的某种适应性转化或理性化过程对经济成长的促进作用,而不是后发性国家在制度示范、传递乃至竞争面前的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的调适过程;它所着眼的依然是西方社会的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尽管带有某种理性个人主义色彩)经由宗教或心理媒介实现行为理性进而制度理性的典型模式,而不是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东方社     

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安排探讨——以义乌民营企业发展为例

民营企业的产生及快速发展,政府的制度安排起了重要因素,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也是政府制度安排完善、创新的一个过程.文章以义乌民营企业发展为例,对义乌民营企业创业及其发展与政府制度安排的关系做了理性的分析,认为政府应通过各项制度创新、发挥引导机制、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来推动义乌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论我国实行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可行性——以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演进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为了治理环境污染,提高污染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试行环境责任保险,经历了从任意性责任保险到强制性责任保险的发展历程,发展思路和模式也逐渐清晰,当前已经具备构建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基本条件。实行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与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相契合,投保环境责任保险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之一。近年来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发展的规定,为制度构建奠定了政策基础。2014年4月24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52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投保环境强制责任保险,为制度构建提供了法律依据。我国在船舶油污损害强制责任保险和交强险方面的立法和实践可以为制度构建提供参考,同时在保险模式选择上可以借鉴西方国家成熟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清官理性的背后

警世通言—— 道德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理性的基础是制度安排。 在一个必须经常与陌生人交易的社会，我们应该重视道德的作用，但前提是要有制度的保障。[编者按]     

熵理论与制度变迁方式的选择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变迁方式又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部分.文章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发挥系统的自组织功能,而强制性制度变迁作为社会系统的外界环境以正熵流或负熵流流向社会系统,调控制度变迁的方向.依据最小熵原理,单独运用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都不能有效地阻止系统的熵增.最有效的途径是,使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充分结合,优势互补.     

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直过”问题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直过＂论在理论和实践中有十分巨大的影响,但缺少严格的经济分析。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过渡＂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必然受偏好、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官僚政治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的影响,从而导致了制度的低效、无效,甚至阻碍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直接过渡＂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并不必然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绩效,其制度作用可能是不确定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后的农地制度创新

<正> 一、中国农地制度安排:历史总结 强制性制度变迁曾经是中国农地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 1979年前,中国农地制度安排经历了两次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从制度供给的行为主体——政府意愿判断,两次制度安排的初衷都在于提供一种过去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利益。第一次制度安排的结果是将土地的地主所有变成了农民所有,实现了土地的私有私营,第二次制     

WTO规则与经济特区发展——从制度兼容与经济绩效谈起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存在着相互兼容和不兼容的双重可能性。在两者兼容的情况下,经济运行所需的交易成本较低,经济绩效相应较高;反之则相反。而且,两者由于各自变化机制的不同,在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不兼容性。加入WTO后,WTO规则与经济特区的原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亦存在着上述情况。按WTO规则的要求安排经济特区制度,强化制度的兼容性,可以保持经济特区的高绩效。     

中国宗法社会信用制度的变迁--兼论宗法社会信用制度安排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在中国宗法社会的演进与发展过程中,制度结构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柔性制度为主、以刚性制度为附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结构中的信用链条与信用制度表现出其特有的连接方式和约束条款.在这种文化观、伦理观的濡化和教化之下,在中国市场经济热潮覆盖的今天,信用制度结构框架仍有待重构与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