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功能替代与农民对地权稳定性偏好——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农民地权稳定性偏好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农民对农地调整的偏好较高,近三成的农民偏好调整;第二,农地就业保障替代程度越高的农民,其对地权稳定的偏好越强:有外出经历的农民更偏好调整,但是有三个月以上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民更偏好地权稳定;第三,农民个人或家庭成员享受养老保险后,其对农地调整的偏好减弱;第四,土地流转对农地调整有一定的替代作用,转入土地的农民更偏好地权的稳定;第五,性别、干部经历、受教育年限、闲暇状况和年农业劳动时间等个体特征以及粮食收入、人均土地面积大小等家庭特征对地权稳定性偏好也有显著性影响。因此,提高对农地保障功能的替代程度,可以增强农民对地权稳定的偏好。为真正实现地权稳定,要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同时推动农地的依法有序流转。     

农地调整与农业生产效率的理论与实证——基于劳动力配置和农作物种植结构视角

基于两种不同的农地调整方式,并以家庭劳动力配置和农作物种植结构为视角,在理顺农地大调整和农地小调整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机理基础上,运用CLDS2016数据,检验农地大调整和农地小调整对家庭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效应,以及家庭劳动力配置和农作物种植结构对农地调整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第一,农地大调整会显著造成家庭农业生产效率的损失,而农地小调整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不显著;第二,农地大调整对家庭农业生产效率造成的损失,并不能通过家庭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农作物种植结构的配置,使农业生产效率损失得以弥补。其原因在于农地大调整意味着农地产权的不稳定,产权不稳会造成农地租值完全消散,并对家庭农业劳动力形成完全挤出效应;第三,农地小调整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可以通过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粮食种植比例的提高得以调节,其原因在于,农地小调整所造成的地权不稳定性较弱,家庭反而可以进行劳动力多部门配置,降低了农业经营的风险;同时农地调整的间隔周期与粮食作物投资的回收期是一致的,农户按照其既有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或投资;但经济作物种植比例的提高则不利于农地调整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经济作物专用性投资较大、雇工成本较高,并有可能抑制农业社会化服务,造成农业"过密化"困境。     

农民分化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分析——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

研究目的：分析农民分化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效应。研究方法：结构方程模型（SEM）。研究结果：（1）农民分化特征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而且农民分化特征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就会增加0.634个单位;（2）在反映农民分化的三个可观测变量中,职业分化和经济分化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进行农地流转的概率就会分别增加0.394和0.358个单位;（3）反映其他潜变量的可观测变量中,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对农地产权稳定性的认知、流转地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和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障等变量对农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效应。研究结论：农地流转政策要注意区分不同阶层农民特点,积极促进农民各阶层职业结构的合理化,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职能。     

承包地调整、农地不平等与农业生产效率 ——基于有调节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

研究目的：从农地不平等的视角探究承包地调整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并考虑土地租入与家庭劳动力投入变动的调节效应。研究方法：使用OLS、参数与非参数匹配方法、分位数回归、有调节中介效应模型等对CLDS 2014、CLDS 2016两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无论计算方式是否经过调整,全国层面承包地分配的基尼系数均超过0.45,农地不平等状况比较严重。以“农户农业经营收入”作为“农业生产效率”的测度指标,研究发现承包地调整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且对低收入组农户的促进效应更大。承包地调整通过降低农地不平等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中介作用显著,中介效应占比约为37%。就农地不平等负向影响农业生产效率而言,土地租入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但作用有限,家庭务农劳动投入的增加将进一步加剧该负向影响。研究结论：合适的承包地调整与分配状态,应兼顾效率与公平,以农地相对均等的配置和可预期的调整来提高效率。“适当的”承包地调整具有效率功能,并对农村低收入群体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应当更为审慎地看待承包地调整制度存续的合理性,设计更为合理有效的农地产权制度。     

中国现行的农地政策能有效抑制农地调整吗——基于全国村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范围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实证评估现行农地政策对农地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中央政府抑制农地调整的努力一致,中国农地大调整和小调整的频率均呈现出由逐渐上升到显著上升再到迅速下降的变动特性。中央严格限制农地调整的政策显著地抑制了农地的频繁调整,特别是抑制了农地的大调整。此外,农地调整还受到土地承包期、资源禀赋、农地价值以及农民收入等的影响。为此,要减少农地调整带来的效率损失,不仅要继续实施承包期内禁止农地调整的政策规定,加大政策的执行力度,而且要赋予农民长久的土地使用权,加强对基层政府和村干部的政策教育、强化监管和监督,促进农民非农就业,提高农民收入。     

情理与法理：农户分化视角下农地调整意愿研究

[目的]新一轮农地确权背景下我国部分农村仍旧坚守农地调整传统,与国家地权稳定的政策目标反向而行,探讨农户农地调整意愿影响因素对农地确权政策在调地村庄真正落实意义重大。[方法]文章基于农户分化视角,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情理因素和法理因素对农户农地调整意愿的影响。[结果]（1）无论是否控制农户资源禀赋特征,情理因素均对农户调地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未控制农户资源禀赋特征时,法理因素显著负向影响农户调地意愿,而控制农户资源禀赋特征后,法理因素对其调地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3）法理因素在情理因素与农户调地意愿之间起着负向调节作用。（4）情理与法理对不同类型农户调地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结论]为进一步减少农地调整频次,促进农地确权最终取代农地调整,推进农地调整减频替代,在强化法理对调地意愿抑制作用的同时也要弱化情理对其激励作用,针对不同类型农户采取差别化调地意愿降低策略,进一步深化以地权稳定为目标的农地确权。     

农村水库移民农地转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贵州平桥水库安置区为例

水库农民搬迁失地后,如何解决移民安置的土地调配问题,预防搬迁致贫的风险,对移民生计恢复和生产安置具有重要意义。以贵州省平桥水库移民安置区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构建移民基本特征、农地资源禀赋、农地流转条件及环境感知程度的指标体系,并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移民市场化土地流转转入农地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移民家庭结构对农地转入意愿有显著影响,融资机会能明显提高移民农地转入意愿,征地前土地资源数量和转入的农地价值对移民农地转入意愿有显著正向作用,政府补贴、社会养老保险和农地流转组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建议应因户施策,合理引导,增加融资机会和补贴,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降低土地依赖性,完善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市场,积极引导移民参与农地流转。     

地权明晰能够改变村庄社会的互助机制吗北大核心

村庄社会农户之间的利益目标具有统一性和冲突性两个方面,地权状态的变化能够改变农民之间的利益目标进而影响村庄社会的互助机制。结合CLDS2014年和2016年两期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地权明晰能够显著改善村庄社会农民间的人际关系,已确权农户的邻里互助程度显著高于未确权农户,相反,农地调整所导致的地权模糊性会降低农民之间的互助水平。(2)村庄村小组越多,姓氏个数越多,则村庄社会的互助水平越低,而地权明晰则能够改善社会关系复杂村庄中的邻里互助;第一大宗族农户占比越高,则村庄社会互助程度越高,地权明晰反而降低了农民总体的互助水平。(3)进一步地研究表明,农地确权并不会显著改变村庄社会农民收入和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并且在考虑上述两类不平等因素之后,农地确权对农民之间互助水平的影响依旧稳健。文章强调,尽管地权明晰因降低宗族内部目标的统一性而弱化了其互助水平,但却因化解不同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性而提高了一般农户的互助水平。农地确权有可能诱导村庄社会差序格局的重要转型。     

基于Logit模型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南京市浦口区为例

规模经营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其又必须以农地流转为前提。以农户个体及家庭特征为对象,采用Logit模型分析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农户文化水平、搬迁意愿、家庭劳动力数量、土地细碎化程度及土地流转经历对农户土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农户文化水平越高、搬迁意愿越强烈、家庭劳动数量越多,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越强烈:土地细碎化程度是农地流转的一个限制因素;已有过农地流转经历的农户,越愿意进行农地流转;②研究区农地流转意愿较强,有52%的农户期待农地流转,需建立完善的农地流转市场,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促进农地合理流转。     

农地确权颁证与农户农业投资行为北大核心CSSCI

农地确权颁证对农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尚无定论。对此,本文先是构建了农地确权颁证影响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理论框架,进而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29省的大样本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颁证主要通过提高地权安全性、地权可交易性以及信贷可得性三种方式,促进了农户农业投资。家庭和村庄特征会显著影响农户获得农地确权颁证的可能性。农地确权颁证对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生产时间以及农业经营投入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其估计结果较稳健。     

累退税、土地市场与地权配置

研究目的:在土地市场存在的情况下,分析累退税制度对地权配置的影响。研究方法:历史文献、逻辑推理与案例比较。研究结果:(1)人头税与土地税实际上均与土地挂钩,导致了事实上的土地累退税;(2)明朝的士人优免制度形成了制度上的土地累退税;(3)豪强与权贵具有更强的逃税和避税能力,造成了事实上的土地累退税;(4)中国近年来具有土地规模累进特征的农业补贴制度,对地权配置的影响起到了与土地累退税类似的效果;(5)具有土地累退税特征的财税制度影响了土地市场运作,促进了地权集中,导致了效率和公平双重损失。研究结论:应改革具有土地规模累进特征的财政补贴政策,实现单位面积农业补贴的均等化。     

土地退化与土地养护

土地退化是指在各种自然因素、特别是人为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的土地质量及其可持续性下降甚至完全丧失的物理的、化学和生物学的过程。其中,土地质量则是指土地的或健康状况,特别是维持土地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土地持续利用及促进动植物健康的能力。土地质量的核心是土地生产力,其基础是土壤肥力。土地退化的形成既有自然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土地退化或土地质量下降往往是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和脆弱的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产物。土地退化不仅危害资源环境,也对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破坏作用。因此,无论是从土地退化形成的原因还是从后果来看,土地退化也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具有社会、经济性质。     

土地投资与土地基金

介绍基金投资，土地投资和土地基金投资，并说明土地基金投资的三项有利之处，最后介绍了土地基金运营方式及其优缺点。     

土地资源、土地资产和土地资本三个范畴的探讨

近年来,在土地经济学中,土地资源、土地资产、土地资本三个词被频繁使用,究竟这易替代、易混用的三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区别与联系,它们之间又是如何转化的呢?现从资源、资产和资本的概念出发,分别探讨土地资源、土地资产和土地资本的内涵,可以看出三者之间的区别,并进一步分析出三者之间的联系,最后指出了三者之间的转化机制。     

浅议土地整理与土地生态保护

目前,一些地方在开展农地整理工作时,片面强调增加耕地面积,改进农业生产条件,提高耕地质量,却忽视了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致使土地整理后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进而危及土地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1.土地整理项目忽视生态效益的原因分析。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上看。现阶段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制定的时候往往着眼于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提高土地的质量、达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改善生产条件以及提高农村现代化水平等方面,对于土地整理的生态保护这一要求考虑甚少,也缺乏对土地整理规划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合理性的论…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与土地利用优化调控

了解土地利用优化调控的内涵及基本模式，国内外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的研究进展格趋势，对研究LUCC与我国土地利用调控的结合方式和途径具有重原意义。对此，本文作了系统的阐述并进行探讨。     

土地细碎化与农用地流转市场

土地细碎化导致效率损失,改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可以减少乃至消除土地细碎化,这已经被许多入视为常识。但是,长达千年的土地细碎化历史对此常识提出了挑战。本文从中国人多地少的事实出发,提出现阶段农用地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就业保障功能、难以分割等性质,导致土地交易成本远远超过地块的规模经济,因而,在农民内部难以通过市场调整合并地块。只有农户大幅度减少并实现永久性向城市移民,才能逐步改变土地的上述性质,使农业用地的市场化调整具备必要条件。     

加强占补平衡新增耕地的产权管理促进土地可持续利用

耕地占补平衡工作既要注重新增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也应重视补充耕地的后续管理工作。补充耕地的产权管理是耕地后续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晰的产权有利于新补充耕地的质量提高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议将以土地整理方式补充的耕地交当地农民集体使用，而将通过土地开发补充的耕地集中使用，建立农业龙头企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新增耕地也可用于生态移民，发挥社会和生态效益。     

土地整理的产权经济关系与土地价格评估

土地整理投资、整理地块经营使用及产权转移均涉及其产权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且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土地价格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先针对不同土地整理方式分析其产权关系和经济关系,再从土地整理开发投资的角度分析土地整理投资与土地价格的关系,讨论了整理地块价格评估的方法,并提出整理地块的价格评估应以产权关系为基础,遵循市场规律、公正地评估其公开市场价格,引入价格机制促进土地整理的顺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