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内外机构投资者与会计稳健性:谁参与了公司治理?

异质性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风格和持股动机差异,可能导致对会计稳健性的不同需求和影响。基于对境内外机构投资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投资基金和QFII的分析,探讨二者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实证研究机构持股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研究发现,基金持股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而QFII持股则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其从个体治理和机构互动两个方面促进了会计稳健性水平的提升。研究证明了异质性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治理机制的不同效用,提供了QFII参与公司治理的证据,拓展了对机构间互动关系影响公司治理的理解。     

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与QFⅡ持股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与QFⅡ持股关系的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审计委员会设立状况以及公司规模与QFⅡ持股显著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净资产收益率与公司成长性与Qni持股均没有显著关系。结果说明完善公司治理对于中国引入相关QFⅡ有着重要作用。     

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影响路径、企业异质性与提质补短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QFII制度的引入则使QFII持股成为影响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现有文献对QFII持股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QFII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识,为数字化转型项目提供长期的资金投入,并通过改善投融资行为、优化信息状况、推动技术进步等路径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采用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1）QFII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升;（2）QFII持股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财务费用和金融杠杆、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媒体正面报道数量、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3）QFII持股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对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非高科技企业更为显著,对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4）QFII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主业业绩）,数字化转型也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而且QFII持股可以改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强化正面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提升效应,弱化负面的主业业绩降低效应）,因而QFII持股下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提质效应;（5）在创新创业VC/PE投资和外来投资活跃度较低的地区,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较大,表明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QFII持股具有弥补资本市场投资活跃度不足的“补短板”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考察了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二是提供了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证据,三是进一步探讨了QFII持股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提质效应和QFII制度对资本市场的补短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QFII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深入认识QFII持股制度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利于政府部门和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

本文以我国2008年沪、深两市771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公司价值与管理层持股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三次曲线关系。当管理层持股比例在0—23．84％范围时,公司价值随持股比例增加而上升;当管理层持股水平在23．84％～60．55％之间时,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会导致公司价值减少;当管理层持股水平大于60．55％时,公司价值与管理层持股水平又会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企业代理成本与公司融资结构关系研究——基于国内上市公司中小板企业数据

本文通过对2007年上市公司中小板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二大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代理成本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长期负债与总资产比例和公司代理成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不过不太显著,流动负债与总资产比例和公司代理成本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企业代理成本与公司融资结构关系研究——基于国内上市公司中小板企业数据

本文通过对2007年上市公司中小板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二大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代理成本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长期负债与总资产比例和公司代理成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不过不太显著,流动负债与总资产比例和公司代理成本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中国家族企业治理要素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6年沪、深两市115家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设置会计盈利和公司价值两类指标,运用全回归和逐步回归方法,考察了我国上市家族企业家族持股比例、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等治理变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家族持股比例与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绩效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但是效果不显著;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董事长持股比例与绩效之间显著负相关,总经理持股比例则与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

以2012年在深沪两市上市的我国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高管激励等内部治理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差;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家族上市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管理者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好;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独立董事的比例对公司绩效产生了显著影响。     

机构投资者能抑制过度投资吗？——基于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经验证据

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动机和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以2007-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机构投资者异质性这一独特的视角,研究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整体持股能够有效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基金持股和QFII持股能够显著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而券商持股、保险持股和社保持股则不具有显著抑制公司过度投资的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完善资本市场功能、保护投资者利益和提高公司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与决策依据。     

机构投资者持股及股权性质对债务融资的影响

对机构投资者持股、股权性质与债务融资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有效降低公司的债务融资率,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增加,非国有控股公司债务融资率显著下降,但是对国有控股公司影响不明显;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非国有上市公司短期借款比例越低。     

国有控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上证A股制造业中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2006～2011年的数据为基础,分析国有股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线性关系。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表明国有股持股比例在一定区间内,随着政府持股比例增加,政府对公司的干预渐强,公司的市场化程度降低,因而制约了企业的发展;而当国有股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后,公司总体业绩将得以提升。     

国有上市公司经营者报酬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有上市公司经营者报酬受公司绩效、公司规模、行业和地区等因素的影响。公司绩效、规模对经营者现金报酬有显著的正影响,对经营者持股比例虽有影响但并不显著,公司所在行业和地区因素影响经营者报酬水平。     

A股市场的QFII效应研究——来自指数收益率的垂直视角考察

对中国股市的QFII制度效应,国内的文献主要通过对国内投资同行（尤其是基金）的交易行为和投资对象（上市公司）的内外治理影响进行总量研究,基本上着眼于水平视角。本文在建立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基于沪深A股市场的指数收益率变化,计量了QFII对中国股市垂直效应依次推进的三个层次,实证得出的结论分别为负的一定的审批政策效应、正的微弱的资金数量效应和负的比较显著的策略溢出效应,据此给出了适度加大QFII的资金审批额度、恰当改进股票投资税收政策和完善信息披露机制的监管改进建议。     

论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

我国商业银行正处在股权结构安排的两难境地,由此导致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被行政治理所淹没。这种股权结构两难源自政府在改革中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效用函数,其中为了存续并巩固政权的非正规约束决定了商业银行的国有股控股取代股权分散与公司法人治理的股权结构,但改革者最终基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有可能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约束走出股权结构两难,使商业银行“国有股—股独大”与股权分置的局面得以改观,从而真正走上公司治理的道路。     

财务舞弊公司后续公司治理变化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基于财务舞弊公司在2002-2007年受处罚或受谴责公告的前一年至公告后三年的五年面板数据,探析了反映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综合指数G指标及相关指标与审计质量相关关系,并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董事会持股比例进行了具体分析.研究结论是：公司治理综合指标越高,审计质量越好;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两职合一与董事会平稳性与审计质量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在不同的门槛值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审计质量呈U型关系,董事会持股比例较小时,其持股比例与审计质量呈正向相关关系.     

上市公司大股东与监事会治理

大股东所有权性质和持股比例都会对监事会治理产生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重要结论：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不同，会对监事会治理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由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不同所引致的代理权争夺，更有利于监事会治理绩效的改善。     

财务困境、公司股权结构与高管变更

以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间深、沪两市被证监会实施ＳＴ或ＳＴ的公司为样本,依据样本公司两年后摘帽情况将这些公司分为摘帽与未摘帽两组,实证研究两组公司在ＳＴ或ＳＴ前后四年内股权结构的变化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差异对高管变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摘帽公司在被ＳＴ或ＳＴ当年及以后两年内,其股权集中度、国有股比例、流通股比例的下降幅度明显高于未摘帽公司。与未摘帽公司相比,摘帽公司国有股的比例与股权集中度变化负相关,流通股比例与股权集中度正相关;摘帽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与高管变更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内部人持股与公司治理效率关系研究

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人持股与公司治理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利用沪深两市1002家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所作的回归结果表明,内部人持股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在公司有效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且二者在形式上表现出倒U型的曲线关系,并在内部人持股比例为42.36%时达到最优。倒U型的曲线关系的存在,表明内部人持股作为一种激励制度,仅在一定范围内有效,超出该范围,反而失去了其应有的激励作用。同时42.36%的最优持股比例说明,为了激发管理层的积极性,股东须为此付出过高的代价。另外,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人持股制度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需要我们采取措施加以完善。最后,本文对此提出了建议。     

股权制衡的公司治理效应实证研究——基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波动的视角

评价股权结构治理效应的优劣,不能仅关注公司业绩水平的高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稳定性等风险指标同样重要,而且股权制衡和股权制衡度对上市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波动具有重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制衡、股权制衡度能够降低上市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波动程度;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东时,股权制衡度降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波动的效果更加明显。     

控制权性质、管理层持股与公司治理效率

本文结合国情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性质与管理层持股的关系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还是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在公司有效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且二者在形式上均与反映公司治理效率的变量Tobin’Q值呈现出倒U型的曲线关系。所不同的是,由于受控制权性质的影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最优持股比例(55.78%)远大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最优持股比例(14.57%)。说明为了调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层的积极性,国家须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包括公司控制权的丧失。倒U型的曲线关系的存在,也表明管理层持股作为一种激励制度,仅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另外,利益趋同效应与掘壕自守效应的存在,使与股权激励机制相配套的约束机制成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