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定量研究与数据库建设——评《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

定量研究是国际关系学科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作者对近年来中国五种国际关系研究权威期刊的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学者虽然已经陆续开展了对定量方法的研究与使用,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一书以定量研究方法来解读七对中外关系,提出了定量研究国家双边关系的程序和方法,建立了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的数据库,对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建设与创新做出了积极贡献。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检验上,以证明理论的实用性。定量研究往往以大样本统计为基础,在检验理论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应该得到更广泛的推广和应用。面对着引进知识不足、自身学习有限、学界响应不够等问题,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和探索。     

冷战国际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链接——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体系的路径探索

冷战国际史的研究应该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相链接。作者认为,冷战国际关系的“经历”不仅应该成为检测国际关系理论假设的一个时空“实验室”,而且也应该成为当代与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新议题的设定以及现存国际关系理论假设与模式检验的参照体系。自冷战以来,主要大国不断解密和公布的档案文献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难以替代的“数据库”。如果中国“新生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能够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深刻与精确的诠释并进行延伸研究,同时尝试采用“理论指导”与“历史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这样必将为形成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与理论体系做出贡献。     

交往行为理论与国际政治研究——以德国国际关系研究视角为中心的一项考察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美国和英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做了较多的论述,而对现在兴起的德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关注还不够。作者利用相关的学术文献,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国际政治研究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德国国际关系的研究视角。第一部分概述了政治行为分析的三种逻辑,其中交往行为逻辑的概念是德国国际关系学的独特之处;第二部分论述了国际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交往行动;第三部分对交往行为理论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运用进行了阐述;第四部分对这种理论的潜在价值给予了初步评价。     

交往行为理论与国际政治研究——以德国国际关系研究视角为中心的一项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美国和英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做了较多的论述,而对现在兴起的德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关注还不够。作者利用相关的学术文献,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国际政治研究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德国国际关系的研究视角。第一部分概述了政治行为分析的三种逻辑,其中交往行为逻辑的概念是德国国际关系学的独特之处;第二部分论述了国际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交往行动;第三部分对交往行为理论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运用进行了阐述;第四部分对这种理论的潜在价值给予了初步评价。     

国际关系理论创造的三个难题——“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比较与借鉴”学术研讨会随想

在中国学术界 ,关于国际关系之研究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学术群体 :一为理论探讨 ,多偏重于学术本身 ;二为对策研究 ,多侧重于政策解释。我曾有一种愚见 ,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 ,“对策性研究多于理论探讨(这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形成对照 ) ;介绍西方多于自己创造 ,即使是对西方理论的介绍也不是很系统和全面 (这与日本国际关系学界相似 ) ;学习多于参与 ,参与国际前沿课题的研究只是最近几年才开始 (这是发展中国家学术界的共同特征 )”(《国家利益是合法性相互制约的利益》,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第 2 0期 ,第 14 2页 )。短短 5年…     

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热点问题研究述评(下)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除了关注与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和“非主流”学派之外,同时也重点关注了现实中的国际热点问题。本刊编辑部在2006年第11期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和女性主义三个流派进行了简要的梳理,本期文章则选取了2005年学界关注的联合国改革研究、“二战遗产”研究、中国能源安全研究这三个热点问题,尝试对其进行简要述评,旨在能起到管中窥豹、反映学界的研究动向之作用。     

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热点问题研究述评(下)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除了关注与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和“非主流”学派之外,同时也重点关注了现实中的国际热点问题。本刊编辑部在2006年第11期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和女性主义三个流派进行了简要的梳理,本期文章则选取了2005年学界关注的联合国改革研究、“二战遗产”研究、中国能源安全研究这三个热点问题,尝试对其进行简要述评,旨在能起到管中窥豹、反映学界的研究动向之作用。     

《世界经济与政治》投稿指南

<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的国际关系学学术月刊,旨在发现和发表最具学术创新性的中文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证研究论文,促进国际关系知识增长和中国国际关系学科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发表范围《世界经济与政治》主要发表国际关系学理论和经验研究论文。其中,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型:基于逻辑和实证,挑战和证否国际关系学某种既有理论,或者解决某个理论争论,纠正或更新国际关系学界对某个议题、某类现象和某种规律的理论认识。在批判性回顾既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一个新的宏观、中观或微观国际关系理论。     

《世界经济与政治》投稿指南

<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的国际关系学学术月刊,旨在发现和发表最具学术创新性的中文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证研究论文,促进国际关系知识增长和中国国际关系学科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发表范围《世界经济与政治》主要发表国际关系学理论和经验研究论文。其中,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型:基于逻辑和实证,挑战和证否国际关系学某种既有理论,或者解决某个理论争论,纠正或更新国际关系学界对某个议题、某类现象和某种规律的理论认识。     

博弈论与国际关系研究:历程、成就与限度

从数学和经济学领域借鉴而来的博弈论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开始使用并迅速发展。借助博弈论,现实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大国冲突与对抗问题、自由主义者在80年代对国家合作问题分别进行了有力的战略分析和理论演绎。作为科学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弈论为促进国际关系学科的科学化进程和构建统一的学科范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国际关系中的博弈论也存在很大的限度,需要学界进一步研究加以充实。     

信任力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世界历史上大国间权力对比的快速变化往往诱发系统性国际信任危机,从而引发国际冲突甚至战争。大国崛起的“信任困境”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核心命题之一。既有文献尚未对此特别是对当前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信任危机进行系统研究。为此,作者尝试在批判性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五常”信任思想、软实力理论和国际信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以国际关系“五常”规范——仁、义、礼、明、信(分别对应善意、责任、秩序、透明、信誉)为核心内容的“信任力”理论及其整合模型。该理论是关于国际信任的一般性理论,有助于缓解权力转移过程中所产生的系统性国际信任危机,也有助于崛起国获取国际社会信任以便在实力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走出“信任困境”。提高信任力以获取国际社会的信任,特别是周边国家和霸权国的信任,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进行概念界定和理论模型设计后,作者选择中国—东盟关系进行案例研究,以阐明信任力理论的有效性与未来潜力。     

行走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中国外交:理论研究与决策过程”研讨会综述

新中国外交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凡的历程。在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岁月中,新中国如初醒之巨龙,在对外关系中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辉煌成绩,以负责任大国形象屹立于世界舞台。伴随中国崛起的步伐,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在拓荒中前进。从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问题研究开始,到80年代开始大力引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直至今天进入一个相对成熟的发展平台,亦是成绩斐然。与此同时,如何推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始终是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一个未得到很好处理的核心问题。新世纪伊始,中国外交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如何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以此为基础进…     

国际关系研究与诠释学方法

国际关系研究离不开对文本的研究。研究文本,最基本的途径之一就是运用诠释学方法理解其意义并做出适当的解释。作为一种解释文本的技艺学,诠释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该成为一种得到认可的方法。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尽管多数研究者的路径属于这种方法,但通常并没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从研究旨趣来说,进行意义的诠释不是要提出解释客观规律的理论,也不是要提出假设进行论证与验证,而是要得出更好的理解与解释。由于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方法的运用比较随意,缺乏严谨的路径和步骤,因此容易造成难以创新和低水平重复的情况。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这种情况必须改变。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不能没有理解与解释,因此对诠释方法的完善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和可能的。     

“研究方法与中国视角”学术研讨会综述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视角”日益成为中国国际政治学者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那么所谓“中国视角”是否就是创立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呢?“中国视角”与西方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之间有没有联系呢?这些都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不能够回避的问题。为此,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于2005年7月22日在北京举办“研究方法与中国视角”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与会人员围绕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认识、学者…     

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

国际关系研究者经常面对一些需要运用数据进行比较、检验或支持的问题。对于试图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研究者而言,如何获取和使用研究所需的数据是研究过程中面对的第一个难题。作者将国际关系定量数据库分为冲突数据、国际经济政治地理数据、组织数据和调查数据等几种主要类型,它们涵盖国际政治经济、冲突或冲突过程、国际组织、对外政策分析、民主化、族群政治、发展、环境研究、和平研究等大部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在对这些数据库的主要用途、特征、使用方法以及最新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介绍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数据,研究者需根据研究目的和问题选择最合适的数据,尽可能使用不同数据来进行假设检验,同时在分析使用数据时需要注意数据的测量层次问题。     

软实力与硬实力关系研究——基于网络分析的实证研究

软实力的概念从界定到实践已有20多年，该概念以各种形式被纳入各国的发展战略。相较于实践层面的应用，学界对软实力与硬实力间存在何种关系这一基础性问题的理论解释和实证研究尚处于止步不前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国家间掺入了软实力变量而进行博弈的国际关系格局的掌握，也防碍了对软实力与硬实力发展规律的把握。为回应既有研究不足，作者梳理了经典权力理论和软实力理论的发展与进展，并从中归纳出存在于软实力与硬实力间的三种一般性关系，即软实力直接强化硬实力、软实力间接强化硬实力以及软实力弱化硬实力。针对这些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作者采取政府间国际组织网络的测量方法并以1945—2005年的跨国纵贯数据为基础对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软实力并未如一些理论家所预期的那样对硬实力产生简单的促进作用。软实力和硬实力是驱动一国对外关系往不同方向发展的两种力量。软实力的增强形成了对硬实力的替代作用，也挑战了现有“巧实力”理论对软实力与硬实力正向关系理论的效度，这种关系在稳健性检验中保持了稳定。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提高软实力对经济因素转化为硬实力具有负向作用，却有助于提升军事因素向硬实力的转化效率。     

国际关系研究与诠释学方法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关系研究离不开对文本的研究。研究文本,最基本的途径之一就是运用诠释学方法理解其意义并做出适当的解释。作为一种解释文本的技艺学,诠释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该成为一种得到认可的方法。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尽管多数研究者的路径属于这种方法,但通常并没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从研究旨趣来说,进行意义的诠释不是要提出解释客观规律的理论,也不是要提出假设进行论证与验证,而是要得出更好的理解与解释。由于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方法的运用比较随意,缺乏严谨的路径和步骤,因此容易造成难以创新和低水平重复的情况。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这种情况必须改变。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不能没有理解与解释,因此对诠释方法的完善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和可能的。     

与权力做斗争——拒绝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实证主义

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受到实证主义和美式方法论幽灵的威胁。如果这个幽灵得逞,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将不过是美国国际关系学苍白的翻版而已。更有甚者,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与为数甚少的美国学者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学者对话的能力将受到极大局限,而美国学者也缺乏与非美国学者进行对话的兴趣。一些在美国受训的中国学者强调,那种与美国式的形式建模法密切相关的实证主义和方法论胜过其他方法,因而必须为中国学界所采用。这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未来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作者主张国际关系学采取反思主义研究法,拒绝国际关系研究中实证主义的谬误和美式的科学主张,并呼吁中国学者不要着迷于美国学界的资金能力和慷慨大度,而要认识到美国之外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还有更令人感兴趣的发展。     

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

外交决策分析旨在通过对决策者言语和行为的分析来研究政府对外决策的过程和政策输出。它既不是国际关系学的具体问题领域,也不是它的方法论,而是一个成长中的范式。从本体论上看,外交决策分析把国家关系设定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假定个人是国际关系的起点,把人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从而克服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人的忽视和同质化处理。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外交决策分析批判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推崇科斯式实在论,强调理论的目的在于解释以及理论的前提必须真实,从而让历史回归国际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外交决策分析鼓励跨层次分析,通过对外交决策精英尤其是政治领袖在具体事件中的言语和行为,来归纳和检验各层次变量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实现理论整合。尽管前途远大,但外交决策分析在国际关系学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其发展严重受制于高昂的研究成本、学者们历史学训练的缺乏、主流学派的打压以及普遍的工具主义信念等因素。外交决策分析既符合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普遍的研究偏好,因此是发展国际关系学中国特色或中国学派的最优路径之一。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

作者提出一个以理论研究发展阶段为时间基轴,以理论流派、研究类型和格义取向为内涵指标的分析框架,讨论了过去30年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的重大进步。研究表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从前理论阶段进入了理论学习阶段的深化期,但还没有进入理论创新期;理论流派多元竞争的局面初步形成;研究类型更多地向着以理论突破为目标的经验型研究发展;格义取向也出现了正向格义、反向格义和交互格义并存且交互格义日趋增多的格局。没有出现原创型理论是最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突破性理论和中国范式缺失两大方面,其根本原因还是国际关系学界主体意识的缺失。根据对30年理论研究的统计分析,作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和现实经验是可以导致原创型理论的生成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