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

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我国的总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偏低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增长。对此,政府消费应当发挥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或者对总消费率的平滑作用。但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政府消费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应当通过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等措施降低居民支出预期,有效拉动居民消费,或者通过政府消费水平的调整,把总消费率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上。     

中国居民消费存在低估

尽管中国居民消费存在低估,但居民消费水平在国际上依然居中,为改善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和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应该继续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潜力目前,国际普遍认为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GDP)较低,居民消费不足是中国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而一些经济学家则从统计制度的角度指出中国居民消费不足是"假象"。本文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居民消费率确实较低,但从居民实际消费旺盛率看,中国却在世界处于中等水平,居民消费存在低估。     

对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思考

消费需求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是消费需求的主体,居民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我国却面临着居民消费率持续降低的严重问题.文章首先对我国居民消费率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其次分析了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症结,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可操作的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产业化的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正成为推动现代消费的重要元素之一.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8年居民消费支出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普惠效应有利于促进居民提高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实现消费结构升级;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都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但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影响金融可及性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占比41.7％,而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显著.     

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新形势下,为拉动经济内生增长,启动内需成为促进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设消费模型,运用1978～2009年的实际数据,对中国居民消费率、人均收入、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消费刚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城乡收入差距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上对居民消费率增长都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收入差距的扩大会阻碍居民消费率的提高,而消费刚性对居民消费率则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收入对居民消费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长期上,短期收入的增加并不能使之提高。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如何改善收入、消费刚性以及城乡差距的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金融在扩大消费中大有可为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正加速释放,同时居民负债水平总体稳健,这些都为扩大金融对消费的支持作用提供了难得机遇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缓解我国经济运行中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焦点。无论从居民消费潜力还是负债潜力看,金融在支持扩大消费中的作用都有待进一步发挥。     

关于金融支持扩大消费的调查与思考——以内蒙古赤峰市为例

在疫情后续影响、经济下行、国内外形势多变复杂的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赤峰市金融机构积极促进消费增长,但面临着居民消费基础差、消费意愿不足、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不够、缺乏激励机制等制约因素,建议拓宽居民增收渠道,提升居民消费内生动力,创新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通过外部激励约束机制增加消费信贷供给,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为了在当前条件下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需要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以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税收政策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手段.应当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角度,对现行的政策措施进行相应调整,适度降低居民个人的税负,相对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时,运用税收政策刺激居民的消费意愿,从而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     

基于DSGE模型的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动态效应研究 ——从耐用品与非耐用品消费的视角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居民消费结构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区分耐用消费品与非耐用消费品,研究消费品价格、消费偏好以及消费税等外生变量对我国家庭消费结构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第一,耐用品与非耐用品价格上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前者引起耐用品消费快速下降及非耐用品消费显著上升,而后者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较弱;第二,耐用品消费偏好上升使得耐用品消费快速上升,非耐用品消费下降,但其对两者的影响周期较短,而非耐用品消费偏好对两者的影响周期较长;第三,耐用品消费税对家庭总消费存在显著的负效应,而非耐用品消费税的负面影响较小;第四,从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来看,消费品价格与消费偏好在耐用品与非耐用品方面对消费率的作用存在互逆性,消费税提升显著降低居民消费率。     

提升我国居民消费率的财税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内需不足、尤其是居民消费率偏低且持续下降的问题凸显,消费率和投资率的长期结构性失衡使得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本文从收入增长相对滞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并提出通过调整政府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改善消费结构等措施提振居民消费率。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变革

企业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满足利益相关群体和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挑战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进行一次职能的变革：它不再限于事务性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肩负起为企业赢取竞争优势而保障一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使命。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要充当保持和发展企业凝聚力的使，而且必须应用先进技术和业务外包改善工作绩效。     

试论税务机关代位权的实现

税收代位权制度是税法对民法债权保全制度的移用,税务机关实现代位权不仅要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要结合税收债权的特点,充分考虑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和税收征收行为的行政性特点,确定其实现的条件、期限、方式和途径。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论征收草场使用费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原,应该遵循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科学地评定草场等级,征收草场使用费,专门用于草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Stakeholder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voting right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e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stakehold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a simple economic model of the firm, with an objective function to maximize its market value. We look at the marginal claim of each stakeholder on the assets of the firm. It divides the voting rights based on the change in value of each stakeholder with a one dollar change in the value of the firm as a whole. We translate these conditions to relative voting powers on the board. While there are many claims in the academic and popular literature on sharing voting rights on the board, our paper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a quantitative dynamic model of the power sharing in the corporation.     

论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模型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在成长过程中的强外生性及其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整体经济的转轨性，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必须采取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的模型选择上，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制度变迁模式是最优模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