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村域经济发展新主体——陕西省合作社与村域经济发展关系的调查

村域经济是县域经济的基础,也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细胞。2009年下半年,陕西省农业厅组织3个调查组,对10个县36个乡镇496个村庄6751个农户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目前的村域经济实际上是农户家庭经营的简单相加,即＂加法式＂发展,总量小、发展慢。而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依法规范,将成为促进村域经济发展的新主体,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将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     

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概说

有关江南市镇的研究一向是明清社会经济史关注的热点，而从城乡关系的角度透视江南地方社会的讨论则显得比较薄弱。本文回顾了以往大陆、港台和海外学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的主要脉络和学术取向，并对城乡界线及其运作机制等前沿问题作了必要的思考。     

明清徽州乡(村)规民约论纲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村)规民约，作为某一特定乡村地域范围内，由一定组织、人群共同商议制定的某一共同地域组织或人群在一定时间内共同遵守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共同规则，其内容极其丰富，类型异常繁夥，地域特色十分鲜明。这些乡(村)规民约事实上就是明清时期徽州乡村社会的习惯法。它起到了维持徽州乡村社会既定秩序、维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联系，进而维护乡村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晋汾河流域用水户参与式管理制度研究

明清时期晋汾河流域灌区用水户参与式管理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灌区管理机构的组成、管理人员的选拔,渠道的开挖、维修,用水管理,资金的筹集与使用,奖惩制度等内容。通过对这些制度的研究,可以看出,要完善灌区用水户参与式管理工作,必须因地制宜地加强制度建设,增强制度的宣传力度,精简机构、提高管理人员素质,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及加强财务公开,加强民主参与监督。     

强势与话语:清代棚民历史地位之反思

如果把处于社会弱势群体、被剥夺话语权的棚民,视同"地方之患",以"棚匪"斥之,显失合理公正。棚民并不是邪恶的化身,"与霸垦强占不同"。只是被剥夺了话语权,使得我们很难从历史文献中找到其正面形象的一面。不过,我们还是从一桩惊动朝廷、嘉庆皇帝亲自过问的"驱逐棚民案"中,看到了地方官的一句正面评价——"棚民俱系种地良民"。为此,本文摆脱了旧有学说一味批判棚民的做法,对棚民作为开垦急先锋,积极推广玉米等作物的历史功绩给予了正面评价,同时对棚民被"妖魔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拨正。     

从清代安徽经济社区看基层社会乡族组织的作用

乡族是区域基层社会中众多族姓基于公共事业活动和文化信仰而形成的、共同领导和协调公共事务的实体组织。清代安徽各家族、宗族组织 ,在以市场网络、水利设施为标志的共同的经济活动中 ,组成了“互动”“共生”的乡族组织 ,由邑绅为代表 ,共同统治着基层社会的经济社区。这一模式 ,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研究中 ,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     

清代江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救济--以市镇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江南乡村地区存在着政府、宗族和民间慈善三种类型的救济，它们各司其职，互相补充，构成了相对完整的乡村社会救济体系。这些救济机构大多集中于市镇，从而使得江南地区乡村社会救济事业的开展呈现出以市镇为中心的态势，这是由市镇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决定的。     

从束鹿县张氏家族契约文书看清代直隶农村的银钱流通

清代民间银钱流通、银荒以及银钱比价，历来为学者所关注，见仁见智。束鹿县张氏家族契约文书。提供了清代直隶农村银钱流通方面的珍贵史料，可供学者参考。     

晚清末年湖北农业改良述略

晚清末年是湖北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变的重要阶段，侧重发展生物技术，大力发展农业教育，成为这一时期湖北农业改良方面的显著特点。在张之洞等人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随着西方农学思想逐步传播和商品性农业较快的发展，湖北农业无论在农作物的良种选育、推广，以及发展农业教育和传播农业知识等方面，都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且在许多方面开风气之先。同时也为近代湖北植棉业和棉纺织业确立在国内的领先地位创造了条件。通过张之洞等人的多方努力，使处在人口不断增长和严重水患压力下的湖北农业，仍有缓慢的增长。     

樊口闸坝之争:晚清水利工程中的利益纷争与地方秩序

清光绪年间,湖北武昌县樊口地区,外江内湖的水系特征,内乡与外乡的畛域之见,使得当地民众就是否该修建樊口闸坝,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水利冲突。并进而引发了以湖广总督李瀚章和兵部侍郎彭玉麟为代表的反对派和支持派,双方就水利工程涉及的农业、渔业、商业、航运、水利安全等诸多领域展开争论。樊口闸坝事件,体现了晚清地方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关系,以及国家与民众有关大型水利工程的决策机制问题。     

清代江南官员开发西北水利的思想主张与实践--唐鉴《畿辅水利备览》的撰述旨趣及历史地位

清嘉庆时，唐鉴编写并刊刻了《畿辅水利备览》。咸丰元年至三年（1851～1853）他两次向咸丰帝陈述其发展畿辅水利的思想主张，并把刻本进奏给朝廷。唐鉴认为，发展直隶水利，只应开垦直隶水田，不必深究河道问题，并论述了如何开展畿辅水利营田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唐鉴关心畿辅水利，既是他的学识和经历使然，又有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与经济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