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培训对农民工自雇佣的有效性评价——基于扩展probit模型的经验研究

基于2013年和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中的社会融合调查数据,应用扩展probit模型分析了政府培训对农民工自雇佣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培训能够促进农民工自雇佣概率显著提高14.2%;相对于雇主型自雇佣,政府培训更有助于促进农民工自主经营型自雇佣;政府培训不仅可以通过提高农民工技能型人力资本直接促进农民工自主经营型自雇佣,而且可以通过增加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资本间接促进农民工雇主型自雇佣;政府培训对农民工自雇佣的促进作用具有普遍性,但对女性农民工和低学历农民工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随着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政府培训对农民工自雇佣的促进作用愈发明显;政府培训是改善农民工自雇佣市场表现的有效途径,且对改善职业层次和声望都较低的自主经营型自雇佣农民工的市场表现的作用尤为明显。因此,政府部门应继续大力开发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项目,促进农民工多渠道、多形式高质量就业,从而助力“稳就业”“保就业”政策目标的实现。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分化

文章以中国珠三角地区实地调查数据为例,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整体的收入流动和群体内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与程度。研究发现:当前农民工群体呈现收入分化的趋势。从年度纵向上看,"整合型"社会资本无助于农民工整体收入的提高;"跨越型"社会资本能显著提高其收入。从农民工群体内部横向上看,"整合型"社会资本会显著减小农民工群体内的收入差距;"跨越型"社会资本则会显著拉大群体的收入差距,尤其对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贡献大于中低收入组。此外,研究还发现了教育对农民工收入差异的影响。在排除自选择因素和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农民自我雇佣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2013年CHIP数据中的农户个体,研究农民群体中从事自我雇佣收入的影响因素。主要的研究结论有:农民自我雇佣收入远低于城镇居民,前者只有后者的68.24%;农民从事自我雇佣具有许多低端特点,低雇佣规模、低资本投入、且集中在低技术含量的行业;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初始投入资本、雇佣规模和行业等对农民自我雇佣收入有积极显著影响。最后,揭示了这些结论的政策含义。     

中国农民工进城自雇佣行为:规模、特征与进入机制

着眼于当前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广泛存在但又被长期忽视的农民工自我雇佣现象,首次利用2010-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推算了自我雇佣农民工的真实规模,探讨了该群体的市场表现、福利状况和个体特征,并对自雇佣活动的进入机制进行初步考察。研究发现,近年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从事自雇活动的农民工比重维持在四成左右,自我雇佣已成为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重要形式。即使与正规受雇就业相比,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依然存在明显的收入优势,但自雇农民工的劳动条件及享有的就业福利都要显著差于其他就业类型的农民工。同时,初步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存在明显的自选择性,一旦无法进入正规部门或正规岗位实现就业,农民工更有可能会选择自我雇佣,而不是无奈接受非正规受雇。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尽管自我雇佣常被看作非正规就业,但一刀切式的正规化可能并非最优策略,甚至会带来效率和福利的双重损失。     

企业家精神代际传递与农村迁移人口的城市创业

本文建立了一个家庭选择模型来刻画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创业行为,并利用一项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家资本对后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后职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那些具有特定家庭出身的农村移民,进城之后会有更高可能性从事企业家型的创业活动。这表明,尽管一段历史时期进行的阶级成分划分在当时给这些家庭带来了人力与物质资本方面的负面冲击,但这些家庭的非物质资本依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代际传递,使其后辈在迁入城市后仍更可能成为企业家型自营者,并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未来新型城镇化模式的建立及城镇化相关政策的制定都应该更多关注自我雇佣型流动人口,尤其是激励那些企业家型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     

谁在进城务工?——我国农民工自选择现状及性别与代际差异探析

劳动力的自选择情况是劳动力迁移研究的基础性内容,本文对我国农民工自选择现状及性别和代际差异进行了分析。理论模型的推导发现:当迁入地的教育回报率较迁出地越高、迁移成本与移民受教育水平的负相关程度越高时,移民教育水平的正向选择越可能出现;当移民可观测特征与不可观测因素间的关联性较强时,综合能力的正选择也越易出现。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数据对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进行统计描述并测算教育回报率,初步发现农民工是正向自选择的。基于反事实收入分布估算法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民工,无论是就总体还是分性别而言,都是正向自选择的,并且女性农民工的正向自选择程度高于男性;新老两代农民工也均为正向选择,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正向自选择程度有所下降。本文的稳健性检验也验证了以上结论。     

安徽省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安徽省32个村的调查数据,对影响农民工收入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阶层内部呈现较大的收入差距;性别、培训和务工地区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显著;受教育程度低于初中这一状态对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间的收入差距不大。     

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微观行为机制研究

我国现阶段"工资谈判中雇佣双方市场势力的悬殊对比"是造成农民工"低工资"的关键,本文阐述了雇佣双方策略互动下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微观行为机制。同时,还为新农村建设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及"民工荒"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视角。     

家庭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2013年重庆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探测性因子分析方法,从家庭视角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状况、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合至少包含社会网络融合、文化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职业融合等五个方面;农民工家庭城市融合总体水平偏低;制约农民工家庭进一步融入城市的主要是职业和经济因素;家庭月收入等多重因素对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合具有影响作用。     

农村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生计决策异质性的影响研究——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创业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及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在一定时期内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而农民工作为特殊弱势群体在此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可谓首当其冲。寻求农民工多种渠道稳定就业成为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纾困举措。基于一系列支民创业政策和农民工创业实践,本文以农村社会保险为突破口,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无序多项Logit(Mlogit)模型分析了农村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生计决策(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新农合在推动农民工向创业转变尤其是自我雇佣型创业转变的促进作用高于新农保,且不同类型农村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向创业转变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年龄与收入差异。在作用机制方面,农民工参与新农合会降低风险偏好,抑制自我雇佣型创业转变意愿;新农保则会增强风险偏好,促进自我雇佣型创业转变意愿;新农合和新农保均能够缓解金融约束,提高农民工从务工向自我雇佣型创业转变意愿。本文研究结论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用工需求量降低和农民工外出务工受阻,找到了以完善农村社会保险为抓手的解决方案,为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社交能力与农民工工资性收入

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在探索过程中,教育、职业培训、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探讨,而较少有研究关注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文章基于2010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语言表达和人际关系处理两个维度构建了社交能力综合指标,重点探讨了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两个子维度指标的影响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和代际差异.其次,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迁移效应",迁移距离越远,社交能力的影响则越弱.此外,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社交能力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则越显著.在影响机制方面,社交能力主要通过社会资本效应、职业发展效应、劳动合同效应和信息优势效应四个渠道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文章聚焦于社交能力,为进一步提升农民工工资性收入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研究提出并检验了社交能力回报的迁移效应、劳动合同效应以及信息优势效应,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与拓展.     

返乡农民工创业融资可得性分析——兼论获得正规融资的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472个样本,剖析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融资可得性,实证分析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融资可得性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个人/家庭出资是返乡农民工获取创业资金的最主要渠道,朋友/合伙人集资和私人借款是其较易获得的外源性融资渠道;创业区域、创业方式、创业形式、创业团队成员数量、性别、一般社会资本、周围人支持、特殊社会资本会对农民工创业融资可得性具有显著影响;性别、代际、特殊社会资本、创业形式、创业区域、创业阶段和周围人支持会对其获得正规融资具有显著影响.为此,拓展创业融资渠道,鼓励农民工规范创业形式,引导其提升社会资本以及落实本地金融政策,有利于缓解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融资困境.     

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及其重构

绝大多数的农民工是由同乡或亲戚介绍进入城市务工的,乡村社会资本在这个环节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这种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基础上的乡村社会资本的地方性特点使其在城市中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限制,影响了农民工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以及与城市的融合。本文针对乡村社会资本在农民工的流动中具有这种双重作用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构建农民工新的城市社会资本,使农民工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浪潮中获得相应的利益进行了探讨。重构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不仅有益于农民工自身,也对推进城市化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所有权结构与经营者能力内生性的关系

将经营者能力的形成分为经营者被雇佣之前和被雇佣之后两个阶段;认为经营者在被雇佣之前所形成的能力要接受企业所有者的选择,而在被雇佣之后所形成的能力则在一定程度上是所有者对经营者工作态度进行监督激励的结果。通过数据实证分析,并从经营者能力受企业所有权结构影响的角度,认为经营者能力具有一定的内生性。     

从农村参与走向城市参与:农民工政治融入实证研究——基于昆明市2084份样本的问卷调查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已发展到政治参与及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基于2012年对昆明市2084个农民工政治参与问卷调研数据,采取对数回归方法分析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影响因素。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开始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但城市参与度低于农村参与度,政治融入水平偏低;新生代、建筑业农民工的城市参与不足,精英农民工的政治融入需求凸显,亟待开辟制度化的参与途径提升其政治地位;对农民工的政治融入具有显著影响的是政治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而经济资本几乎没有影响。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困境在于城市正式组织发展的滞后所带来的资本匮乏及参与不足。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职业阶层和收入: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2005年"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求职关系网络的规模、关系构成对农民工职业阶层的提升和收入的提高有正向影响,而求职网成员的职业阶层趋同性则有负向影响.本研究表明,尽管个体因素和流动因素对农民工求职结果有重要影响,但是社会网络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对农民工求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

以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并将理性分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结合对武汉市农民工健康及社会经济状况调查的数据,从农民工主体的角度,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探讨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农民工能够获得越多的比较收入,越愿意选择永久性迁移;农民工对新环境的适应性越强,能够获得的资源越多,越愿意选择永久性迁移。而"原居住地自然灾害情况"和"原居住地区类别"所构成的生存理性,对农民工的永久性迁移意愿则不具有解释力。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阻滞因素分析——对27省246村3690户农民的调查与思考

本文基于对全国27省246村3690户农民的调查数据,从计量经济学角度进行统计分析。数据显示,农民工个人特征、家庭环境因素、政府政策、创业资金以及社会资本等因素对返乡农民工是否选择创业具有显著性影响。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性别视角的分析

笔者利用山西省L市370个农民工样本数据,通过建立OLS和Ordinal回归模型,对比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的工资更高、工作时间更长且工作更不稳定;人力资本不利于提高男性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延长了其工作时间、不利于其工作稳定,但有利于女性农民工提高小时工资;社会资本不利于男性农民工提高小时工资,可能延长女性农民工工作时间。     

外出农民工流向选择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户籍人口为例

本文以四川户籍外出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家庭、人际关系、生活与感受以及其他五个方面实证研究了外出农民工流向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影响外出农民工跨省流动或是省内流动的主要因素包括收入、工作保障、关系网络、流入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态度、外出农民工的年龄以及他们外出务工时间的长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