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城市规模、集中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

一、关于最优的城市规模 在长期中，如果更多地鼓励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已经处于最优规模的或在不久的将来很快就可以实现这一规模的中心移动，那么在这一地区中就可以使提供公共基础设施的成本最小化。这种陈述假设，存在一个最优的城市规模。在这一规模中，用以支持一定的经济活动增长的基础设施的边际成本是最小的。通常认为这种最优规模的范围是在最大城市和最小城市之间的某个地方。如果以社区的规模增长作为自变量，则城镇发展的边际成本有着类似“U”形的形状分布。其推论是，如果能够确定这一最优规模范围的准确界限，那么，支持私人经济增长的最便宜的方法就是鼓励处于这一规模范围内的城镇的发展。     

基于经济增长视角的中国最优城市规模实证研究

利用2002年～2006年间我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本文估计了我国城市的最优规模和城市规模分布函数.研究表明:(1)从城市经济增长的角度,目前我国城市发展的最优规模为500万人左右,而且具有地区差异性,最优规模效应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2)我国城市规模基本符合帕累托分布,但与位序-规模法则的理想状态相比,还存在高位城市缺失的问题,表现为大城市数量不够、规模不大.基于此,我国应该优先发展大城市,扩大城市规模.     

城市规模分布与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

城市是一个区域的生产和消费中心,同时也是产业发展的集中地,作为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城市的发展对于持续推进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幅员辽阔,城市群和都市圈的范围有限,多数地区仍处于城市群和都市圈以外,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除了要重视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更要重视城市,尤其是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把握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一般规律,构建合理的城市规模分布体系;加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要从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城市布局、政府管理等方面着手,提升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功能,发挥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能够带动周边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发展的核心功能区.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强化中心城市功能

以市场为导向,城市化与工业化紧密结合推动经济增长,是我国90年代乃至下世纪初城市化进程的新特点。现阶段浙江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推动作用日益增强。因此,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规模效能,促进产业升级,优化资源配置,将有助于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信用规模与经济增长

信用是人类文明的果实,体现了最根本的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体现了市场经济必备的道德理念和法律意识,体现了整个社会交往的基础。良好信誉是宝贵的无形财富,甚至比有形资产更为珍贵。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没有信用,市场经济将无以立足。信用也是企业进入市场的通行证。就像经济学家陈淮说的,信用是一种资源,12亿中国人的信用相加应该是个天文数字的资源。经济的发展相当一部分取决于这种资源的利用。现代市场经济是以金融为轴心运转的,而金融活     

城市规模与第三产业发展关系分析及启示——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一、城市规模与第三产业发展关系分析本文选取20世纪90年代后个别年份的深圳、珠海和东莞3个有代表性的市作比较,原因是这3个市几乎处在同一时间的起跑线上,市区范围基本都包括全市,但规模不同。下文详细分析不同的城市规模与第三产业发展的规模和内部结构关系。1.城市规模与第     

新一轮经济增长步入稳健轨道

当前中国经济的形势是，正处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升期，尽管面临的一些主要矛盾比较突出但仍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且经济增长的环境更趋稳定，增长潜力还有进一步释放的空间。     

成渝经济区城市规模分布实证研究

本文应用城市首位律和城市位序—规模法则,测算了1990-2008年以城市人口规模表征的成渝经济区城市规模分布分维值,并对分维值进行了纵向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成渝经济区城市规模分布具有分形特征,满足城市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城市规模分布变化波动较小,有趋向集中分布的趋势;超大城市数量少但人口规模大比重高,区域内城市规模等级层次断层,中小城市发展比较成熟。成渝经济区城市体系的建设,应坚持强化超大城市,重点发展特大和大城市,发展完善中小城市体系的原则,逐渐建成金字塔式城市体系规模结构。     

城市规模分布的齐普夫法则评述

在区域经济学关于城市系统中城市规模分布问题研究的文献中,排序—规模原则占据相当的数量,而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则是所谓的城市规模分布的齐普夫法则。分析表明,齐普夫法则只是描述城市规模分布的一个简单的统计关系,一个可供直接的经验检验的假说命题。迄今为止的有关经验研究,只是部分地支持了齐普夫法则。齐普夫法则及其经验研究的最大弱点,在于缺乏一个经济理论基础。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动力：一种长期观点

过去30多年来,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及国民财富水平的迅速提升都与方兴未艾的城市化浪潮息息相关。展望未来10～20年,中国将有近10亿人口居住在城市,从任何角度讲,中国城市化的巨大规模都将孕育新的机会,并必将成为未来中国长期增长与经济转型的宏大主题。一定程度上,未来中国经济能否继续领跑全球,关键就在于发展中的城市化主题。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城市化问题不但直接决定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并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经济增长驱动下城市经济开放度提升研究

经济开放是区域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本的趋利性与资源的配置等因素导致资金流、劳动人口等因素流动的动态综合评价,是城市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利用因子模型从对外经济开放与对内经济开放两个层面对中国36个主要城市的经济开放程度进行综合评价.回归模型表明,其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城市经济增长驱动下,通过加大对外经济贸易开放程度、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强城市的人力资本空间集聚效应,有助于提升城市的经济开放度.     

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分析——基于PSTR模型

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0-2012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研究了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间的非线性关系;选取滞后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作为阈值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法估计模型,其主要实证研究结果为:除低水平的人均能源消费量情况外,三个非线性模型都显示城镇化和经济增长间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会下降,而随着第三产业比重和人均能源消费量的增加,该弹性会增加;弹性数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增加趋势,到2010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文章最后分析了不同地区弹性系数值的差异情况。     

The Relationship of Network Economy and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economy, theoretically analyzes how networks change economic growth mode, then illustrates how networks promote it thus achieving dynamic equilibrium of national economy consequently.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互动机制研究综述

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章分析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互动机制,并认为应该在保持对高收入人群和发达地区足够的激励下,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基础设施建设、引导资本流动、加强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等措施,实现向兼顾公平的增长战略转变,并强化利益扩散的积极作用。     

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我国收入分配机制的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逐渐深化,城镇居民收入分配领域所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文章在对收入分配与国民经济增长关系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收入分配机制的制度完善进行探讨,提出了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税收综合调控体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     

区域经济增长的能源尾效分析--以皖江城市带为例

文章基于经济增长尾效假说,构建包括资本、劳动和能源的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2000-2011年皖江城市带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皖江城市带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尾效是0.005,意味着由于能源约束,皖江城市带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约0.5%。同时,文章研究发现,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皖江城市带的能源约束程度相当,但不同能源种类对经济增长的制约程度有着明显的差异性。能源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皖江城市带经济增长的软肋,因此增加高效清洁能源消耗比例,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是其未来的必然选择。     

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主要利用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从1978—2006年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及相关检验方法,对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人口城市化水平长期决定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却没有长期决定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发展的结论,同时对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提出提高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政策建议。     

经济转型与包容性增长的关联度

包容性增长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体现了公平与正义的科学内涵,是一种理想的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转型深化阶段,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以包容性增长理念为引导,将经济转型、政治转型、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等多种转型相互融合与协同推进,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良好发展。